【这两天，一下子冒出两条关于英国陆军特种部队(SAS)的新闻。大部分国内媒体津津乐道于SAS遭遇IS埋伏，在打光子弹后，如何拼刺刀突围；另一件则是SAS涉嫌伪造任务报告，并隐瞒杀害阿富汗平民的事实。

大名鼎鼎的SAS曾在二战中大放异彩，也曾在战后的马来西亚维护殖民统治，甚至学习了中国的游击战术，本文撷取了两个历史片段，供读者评说。】

玩了快三十年的《赤色要塞》，一直没有细究历史背景。最近朋友赠书稿一部，对照书中情节，才知道为什么主角要带栗红色贝雷帽，为什么要开无遮无挡的吉普车，为什么要在沙漠里对付那么多多敌人，以及……原来历史比游戏更令人目瞪口呆。（以下部分为编者授权转载）

……出乎斯特林意料的是，梅恩一张嘴就骂出一连串带有诅咒意味的字眼。“这些该死的炸弹失灵了。”梅恩宣布道。他们在停机坪发现了40架飞机。而且他们用了不少时间才得以接近这些飞机——因为整个机群都被集中停放，还有重兵把守。真正的坏消息则是，有一半的刘易斯炸弹未能引爆。梅恩后来发现，他们过早安装了雷管，结果它们被炸弹中的引擎润滑油渗透而导致失效。“太令人伤心了。”他说。

片刻的沉寂。斯特林开始想到安装在吉普车和“闪电战马车”上的维克斯K型机枪，以及它们是作为航空机枪来设计的这一事实。刘易斯生前曾经将“战略性破坏”这个概念灌输给了每一名SAS军人——如果敌人可以通过从报废战机上拆卸可用零件的方法，去修复其他受损的飞机，那么对它们实施爆破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所有40架飞机必须全数摧毁。斯特林认为如果他们可靠近这些飞机并且开火，那么维克斯机枪一定可以把它们打得粉碎。他决定全体驾车返回机场，然后使用车载机枪摧毁剩余飞机。

斯特林打赌：机场驻军绝对意料不到自己一回头就会遭遇第二轮攻击。他的赌注获得了回报。他们驾驶着“闪电战马车”和吉普车以低速开进了“拜格嘎什”机场的停机坪，两车保持着9米的间距。没有敌人向他们开火——敌军枪炮手都害怕误击自己的飞机。“瞄准点放低，打燃料箱。”就是斯特林下达的唯一命令。

5挺维克斯机枪来回扫射，发出震耳欲聋的枪声。一架飞机发生了爆炸，喷射出大量的金属碎片，紧随其后的是火焰和大量的油雾，烧焦了机枪手的胡须和眉毛。斯特林和梅恩调整了变速箱，小心翼翼地将车速保持在每小时24公里，与此同时机枪在不断地发射穿甲弹、曳光弹、燃烧弹。一架又一架的飞机在他们四周爆炸，直到燃烧的残骸在他们两边形成了一道耀眼的火墙。库珀操纵着“闪电战马车”上的前座机枪不断开火，当他打完两个弹鼓再换上第3个时，机枪卡壳了。

整个袭击耗时不超过5分钟。只有当他们踩下油门加速向黑暗中驶去的时候，敌军部署在机场的机关炮才开始向他们还击。斯特林一边开车一边还听到20毫米口径机关炮弹从自己头顶掠过时发出的“嘶嘶”声。

斯特林和梅恩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就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战果。整个小组摧毁了37架敌机，和比尔·弗雷泽于1941年12月在艾季达比耶机场取得的战果持平。斯特林知道，自己已经为SAS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

这不是SAS最棒的作战案例，但一定是最酷的之一。这批沙漠杀手很快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沙漠纯爷们”战法。用无装甲的快速汽车编队冲击德军基地，杀它个地覆天也翻。

两天后，斯特林拜访了位于开罗的中东司令部，向军事行动处处长呈递了一份名为《新战术》的文件。文件阐述SAS使用经过改装的武装吉普车，对敌控机场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想法。提及轴心国部队当前的防御措施时，他写道：敌军的防御措施让破坏小组很难摧毁敌机。利用大批武装车辆展开猛烈攻击，则可以迫使敌军将全部军用飞机集中停放并布置警卫的战术流产，进而迫使敌人恢复到旧有的、设置环形阵地保卫机场的模式。这样一来，却又为破坏小组实施偷袭大开了方便之门……

……他拨出20辆吉普车在沙漠中进行了一次彩排，实验对两种编队的应用：横队，用来冲击机场的外围防线；双路纵队，用来穿越跑道，每辆吉普车间距9米。总的原则就是让车载武器最大限度发扬火力，同时不要误入友邻车辆的射界。他们练习了如何以S型路线前进，同时还发射了好几百发实弹。根据约翰尼·库珀的说法：“这次演练甚至比真正的攻击更加令人心惊胆颤。”

3个半小时后，斯特林停下车走向塞德赫勒，烟斗头朝下叼在嘴里，问道：“那该死的机场在哪儿？”

塞德赫勒回答：“我认为就在前方1.5公里位置。”

话音刚落，面前的沙漠亮起了灯光，就好像圣诞树一般，原来是西迪·哈尼什机场的着陆灯被打开了，距离SAS车队的距离略远于1.5公里。斯特林吓得蹦了起来。他说道：“我还以为我们又一次被敌军发现，或是遭到了出卖，然而只是一架飞机准备降落。这对我们再好不过了……我踩下了加速器，径直冲向那架飞机。”

距离机场外围防线还有183米，所有的吉普车排列成横队后停了下来。停顿片刻。司机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脚掌紧贴着加速器。机枪手僵在枪架后方，心跳加速，眼睛睁得大如铜铃，左右手食指向扳机上施加了一半的压力。

“开火！”斯特林大喝一声。48挺维克斯K型机枪同时咆哮起来，血红色的枪口火焰令人目眩。一分钟内就发射了2500发子弹——紧贴地面飞行，击穿了敌军构筑的防御工事。前面看到的那架亨克尔-111型轰炸机飞机刚刚降落，它被子弹撕成了碎片。曳光弹、穿甲弹、燃烧弹把机身打成了麻花，摧毁了它的起落架。把守着一座简易掩体的敌军向车队开火还击，车队一阵集火射击就压制住了对方，轴心国卫兵们纷纷趴在地上寻找掩护。几个黑影带着剪线钳摸到铁丝网栅栏跟前，剪断铁丝后剥开了一个入口。

引擎咆哮起来，班塔姆公司生产的轮胎转动起来，车队变换成两路纵队后开始穿越突破口，维克斯K型机枪向左、右两侧展开压制射击。吉姆·阿尔蒙兹的吉普车位于左路纵队的第二位，伴随着一声巨响掉进了反坦克陷阱。阿尔蒙兹和两名机枪手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地上。斯特林依靠在挡板上，趁着陆灯尚未熄灭，利用其亮光对整座机场扫视一遍——这里停着梅塞施密特式、容克式、斯图卡式和亨克尔式飞机。

枪声令人不寒而栗，吉普车队的运动让地面震动起来，从弹鼓中倾泻而出的曳光弹覆盖了整个机场。斯特林大声给库珀和西金斯鼓劲打气，他们则不停开火。库珀回忆：“他驾着吉普车行驶在跑道正中，车速大约是每小时32公里，跑道两侧是各种型号的飞机……这就像是在打固定靶，把火力倾泻到这些容克斯和斯图卡式轰炸机上，看着子弹穿透机身，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它们爆炸了。”

位于纵队最后的卡罗尔·马瑟回忆道：“一架又一架飞机爆炸起火，其中几架飞机距离我的吉普车只有近14米的距离，我的吉普车位于纵队末尾，当开车经过这些飞机的时候，它们已经被烧得火红火红的，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夜空中弥漫着汽油蒸汽和有毒挥发物。金属碎片和碎玻璃四处乱飞。枪身震动着，一个接一个的弹鼓被打空，机枪手忙着倒空已经装满的弹壳收集袋。他们吸进了大量的硝烟，以及枪机润滑油汽化后生成的油烟，面孔被机枪散发出来的热量烧灼着，眼睛刺痛，枪口焰模糊了他们的视力。这并不能令他们停火。

飞机的起落架被打坏后，先是机身倾斜扭曲，最后就撞毁在地上。燃料和航空炸弹堆场被点燃了，火焰“噼啪”作响，爆燃的汽油“轰轰”作响。意大利人、德国人吸进了灼热的有毒气体后，咳嗽、语无伦次、呕吐、脚步凌乱、困惑不已。梅恩看到一个飞行员双手抱头躺在起落架轮胎边上，头上的那架亨克尔式轰炸机正在熊熊燃烧，但他已经被吓得动弹不得。梅恩的吉普开过去不久，轰炸机上的炸弹就爆炸了。机枪手们开始扫射机场的小屋和帐篷营地。库珀回忆道：“有很多警卫在开火反击，但是他们的准头不行，燃烧的飞机和烟雾遮蔽了他们的视线。”

一发绿色信号弹飞上了半空，这座火场笼罩在了一层类似电灯发出的阴森森的光芒之下。进攻开始前，斯特林忘记要发射这枚信号弹，现在发射它，用来通知整个车队向左转向。机枪手们在转向时都没有停火。从他们突破外围防线开始，就有一门单管布莱达20毫米口径机关炮在以稳定的射速向他们开火。马瑟直到他们转弯的时候才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我们把方向盘打到底，准备掉头再实施一轮攻击，这时候一门机关炮从274米外向我们疯狂扫射起来，车队左侧的机枪手们对准那个方向开火反击。”

黑斯廷斯俯首趴在方向盘上，每当他听到布莱达机关炮发出“砰砰砰”的炮声，就可以看到一连串的红色曳光弹像长矛似的划过夜空。然后，他看到两个德国人卧倒在地，正用肩膀把脑袋撑起来观望着。他的后座机枪手倒抽一口气道：“那里有两个德国人。”

“看到了，打死他们，”黑斯廷斯咆哮道，“快点，打死他们！”

维克斯机枪弹把那里犁了一遍，不过机枪手不敢确定是否打中了敌兵。猩红色的弹道转向了他们，直径与纽扣相仿的布莱达机关炮弹“嗖嗖”地掠过头顶。“我觉得有什么滚烫的东西从自己的座椅下方穿过，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黑斯廷斯回忆道：“‘锵’的一声，我和机枪手被喷了一脸的油。有那么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见，吉普猛地打弯，撞上了一个鼓包，然后奇迹般地恢复了。”

队形中央是曾经当过骑手的桑迪·斯克拉齐利的车组，他们的机枪手是皇家炮兵部队出身的约翰·罗伯森，这位21岁的炮兵下士最近才应募加入SAS。他被一发布莱达20毫米口径机关炮弹削掉了半个脑袋后身体一颓向前倒下，压在了斯克拉齐利和前座机枪手的身上。斯特林命令全体停车。所有的吉普车围绕着斯特林的座车停下。他下令汇报伤亡以及弹药消耗情况。除了罗伯森阵亡外，其他都是擦伤或轻伤。部分机枪手耗尽了弹药，也有一些机枪卡壳。阿尔蒙兹和他的车组慢跑着赶到这里，报告他们的吉普车已经掉入陷阱。斯特林评论道：“哦，运气不佳。”然后命令他们和塞德赫勒汇合，后者和他的导航卡车正在机场的东南角待命。“好了，我们还要再冲锋一次，清理掉停机坪的这一边……不确定可以命中的情况下，不要开火，另外注意那些该死的布雷达机关炮。”

梅恩开始站不住了。几秒钟前，他跳下吉普车以破纪录的冲刺速度穿越滑行道，在一架毫发无损的亨克尔-111型轰炸机的机翼上安装了一枚刘易斯炸弹。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缅怀旧日时光，他打算继续增加自己的个人战果——截至那时已经接近100架大关。现在斯特林让车队停车的地方正好处在爆炸范围之内，此外他在炸弹上安装的是短延期引信。他突然爆发了，叫道：“发动！发动！”车队刚驶出杀伤区，那架飞机就爆炸了。

此刻机场被熊熊燃烧着的飞机残骸还有航空炸弹堆场爆炸后的火光映照得分外美丽。在停机坪的这一区域，停放着对隆美尔而言最最宝贵的容克－52型运输机——之前从未遭遇过战损。维克斯机枪将它们碾得粉碎。“那里的噪音令人心惊胆颤，只有成排的飞机一起爆炸的时候，声音才能够盖过维克斯机枪的齐射声。”一名参战士兵后来是这么告诉马尔科姆·普雷戴尔的。

斯特林开始考虑撤退。这次进攻已经晚于预定时间，两个半小时后就要天亮。他们已不可能利用黑夜的掩护撤回基地，现在是时候脱离战斗了。他把方向盘打到底，打算把车头对准他们在铁丝栅栏上剪开的缺口，这时候吉普车开始减速，车头转了45度后就突然停下了。西金斯跳下吉普车进行检查，然后发现吉普被一枚20毫米口径机关炮弹打穿了气缸盖。

就在这时，斯克拉齐利的吉普车呼啸着停在他们身边，阵亡的罗伯森仍然躺在后座上。西金斯取出一枚刘易斯炸弹安装在斯特林的吉普车上。库珀搬开了罗伯森的尸体，接手操纵后座机枪。斯特林挤到了前座机枪手的座位旁。车队早已经远去。西金斯按压过笔形定时雷管的外壳，然后躬起身体挤到了库珀身边。“我们就这样离开机场追赶大部队去了，”库珀回忆说，“我们造成的这场大灾难美得如梦如幻。飞机在我们四周爆炸，开出机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吉普车也化为了一团火球。”离开机场后，整个车队解散，按照预先商定的编组，各自采取不同的路径返回库赛尔。

这次攻击耗时15分钟，战果共计37架飞机。其中部分并未爆炸或着火，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也需要通过大修才能重上蓝天。

SAS干成的大多数事情是偷偷摸摸做的，但从战斗元素来说，无遮无挡的正面冲击、风一样的吉普车、弹雨中奔驰的男人，加上辉煌的战果，绝对是最佳的游戏内容，最容易激发热血豪情的战争故事。

接下来再摘几段让人感慨的文字——当帝国主义学会了毛泽东思想，当反动派开始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起义军的领袖是能力超群的陈平总书记，在他的策划下，他们运用毛泽东的经典游击战略打击英国以及英联邦军队。用陈平自己的话来说：“曾经和我一同开展抗日斗争的英国战友们，现在终日沉迷于杜松子滋补酒，我给他们来了一记当头棒喝。”他赢得的战利品包括了当时世界上产量最富饶的橡胶树种植园以及锡矿。陈平曾被授予“官佐级帝国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军长的身份，与英国“特种作战执行处”组织的敌后作战部队并肩打击日寇。他的游击队兵力达4000人之众，几乎都是华人子弟。他们在战争期间学会了如何在覆盖该国总面积达90%的热带雨林中生存与作战。

部队被重新命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以“反英游击小组”作为基本单位。马来亚联邦每一个州的丛林之间，都设有供他们使用的藏身之所。他们很早就确保了自己的武器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曾空投给他们3000余件武器，他们经过仔细地油封之后，被储藏在丛林当中。“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支持者遍布于50万华人贫民之中，他们都居住在丛林边缘的吊脚楼里。其中包括失意的城市工人、橡胶农以及锡矿矿工——这批支持者构成了“无产阶级人民的汪洋大海”，民族解放军就在大海中像鱼一样游刃有余。隐藏在丛林中的民族解放军依靠人数达10万人之众的原住民提供生活物资——他们被称作“萨凯人”（Sakai）。

……卡尔弗特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可以从感情与理智两个方面着手，将原住民争取到英国政府这一边。他还建议转移为数50万、居住在森林边缘的华裔贫民，以此切断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主要供给来源。两个提案都获得了新上任的作战部长、陆军中将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的批准。它们后来以“布里格斯计划”而闻名于世，它为英国政府平定“马来亚紧急状态”奠定了蓝图。

奥利里被谋杀后，A中队对原住民的态度自然愈发谨慎起来，然而在中队的第一次正式行动期间，他们以运作基础丛林诊所的方式展开了基于感情与理智的斗争。当时部队里只有几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名掌握了最基本的医疗护理技术的士兵。这些“诊所”更接近于青霉素配送中心，“萨凯人”对这种抗生素有极大需求，用来治疗当地的一种常见皮肤病：雅斯病（Yaws）。而他们则通过上述方法在当地人中间站稳了脚跟。A中队成员还首次利用充气艇开展了河道巡逻，并且利用直升机展开再补给作业。

……他知道，假如自己按照步兵部队的作风发号施令，很快就会失去对部队的掌控。身在丛林，没有任何上级军官可以依靠，没有禁闭室，也没有宪兵军士。他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媲美他们：自己曾在朝鲜参战而他们却没有。他以姓氏称呼他们，他们称他为“老板”。当他坚持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行事时，却遭到了部下的嘲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步兵军官。最终他得出的结论和“乔克”·刘易斯如出一辙。他不仅要和部下同甘共苦，甚至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巡逻、设置埋伏或者取水。任何意见分歧都要通过“中国议会”加以解决。

SAS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不过直到托德·斯隆上任后，上述做法才得到了积极鼓励。他引入了“评判环节”，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某些SAS士兵认为这套系统管用，另一些则不然。“不讲情面的”彼得·拉特克里夫觉得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只会让争论更趋扑朔迷离，并让动摇者转化成反对者。它并不代表着会发生下述这种情况——最资浅士兵的意见，可以与资深非委任军官或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具备同等的分量。正如托尼·杰普斯后来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诱发建设性意见的方法，指挥官也许可以加以运用，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大卫·斯特林的年代里，军官与士兵在经济能力、教育背景两方面存在着更大的鸿沟，意味着“军官阶级”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二战时期，军官仍然为一道源自其贵族身份的神秘光环所笼罩，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行伍军人出身的士兵，在获得军官委任后却不被其他士兵所接受。随着士兵们变得更富有独立思维，这种差异现在已逐渐消失。当斯特林在谈论一名现代SAS士兵时，曾经提到“更执着于捍卫自己的观点”，他要表达的正是上述意思。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里，军官与士兵之间那条“奇妙”的鸿沟已然不见踪影。德·拉·比利艾尔的小队军士劳伦斯·史密斯如果与他的意见相左，立刻就会直言相告，并且说明原因——但是会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小队中的另一名非委任军官，出身于皇家坦克团的“坦克”·史密斯下士就不会这么婉转。“如果他不同意我的做法，他就会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忌自己的用词，”德·拉·比利艾尔回忆道，“通常还会加上几个带有攻击性的词汇，以确保我接收到他所要传达的信息。”

……1953年，奥利弗·布鲁克中校接替托德·斯隆担任了指挥官。他是库珀的老熟人，后者还在指挥SAS“幻影小队”期间，布鲁克担任第10空降营（约克郡）的营长。“情感与理智”在布鲁克任内成为了流行用语。

这个概念不是卡尔弗特的发明，而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军队根据他的命令与中国农民交朋友、善待他们。毛泽东获得的回报就是来自农民阶层的支持，这是他事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到那时为止，很多SAS军人已经学会了在森林居民之间通用的马来语，并能够与他们顺畅地交流。其他一些人成为了熟练的巡逻队医护人员，而“丛林诊所”的巡诊范围也日益广阔。语言专家和医务人员通力合作，治疗割伤、瘀伤和骨折，以及各种疾病，例如雅司病、体癣、疟疾和肺结核。士兵们慢慢渗入了原住民的文化之中，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禁忌、信仰和幽默，有时会在他们的长屋里盘腿坐上好几个小时，以职业耐心聆听对方的闲谈碎语，从中挑选出具有情报价值的关键信息。

这一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原住民经常把情报传递给游击队，还玩两面下注的把戏，所以和他们保持接触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风险。SAS军人与游击队员和马来族士兵不同，他们从来不调戏原住民妇女。他们雇佣原住民男性充当搬运工，以及建设丛林要塞的建筑工人，并且总是支付相应的酬劳。

第22SAS逐渐发展出了一套赢得当地人民支持的技术，与之平行运作的则是极富攻击性的战斗巡逻行动。一些小队无法做到这一点，以C中队（罗得西亚）为例，原因就在于那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文化。罗得西亚人在早些时候已调回了国内，但保留了C中队（第22SAS）的番号，直到28年后该国建立多数派政权为止。第22SAS的作战序列中，C中队至今仍然是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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