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脱离欧元区很可能会成为其国家复兴的开端，政治联盟救不了欧元。

随着希腊危机恶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新解决办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忘掉那些贴膏药式的纾困和挤牙膏式的紧缩方案吧，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终极解决办法是“政治联盟”。

上周，荷兰央行行长魏霖克(Nout Wellink)成为最新一个提出上述观点的高官——他表示，欧元区需要“一个具有政治联盟特征的机制架构”。按照魏霖克的说法，“成立欧洲财政部将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欧洲央行(ECB)行长让-克洛德 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也支持创立欧洲财政部——相应的，这意味着中央预算将庞大得多，也会有更多有关支出和税收的决定由欧盟、而非各成员国政府作出。

那些认为“政治联盟”可以解决当前危机的人似乎相信，欧洲问题是机制上的问题。与美国不一样，欧元区缺乏支持共同货币的政治机构。但如果欧洲配备了财政部或是可以发行欧元区债券或直接征税的机构，所有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

这是对此次危机的严重误诊。真正的问题是政治和文化问题。欧洲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认同感来支持单一货币。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荷兰和芬兰选民再次反对纾困希腊的构想，同时希腊民众则视之为由欧盟和德国强加的新殖民主义而举行抗议。

认为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就好比建议一个酒精中毒的人饮用更烈性的伏特加来自我治疗。

当前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梦想，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对于政治联盟的忠实信徒而言，货币联盟从来都只是实现那个更伟大目标的方法。这曾经是“建设欧洲”的一种方法。如果漏掉了某些部门（比如欧洲财政部）没有建立，则可以过后补上。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 科尔(Helmut Kohl)坚信必须让统一后的德国融入欧盟(EU)体制，以致于即便面对80%的德国公众反对，他仍愿意推动创立欧元。

在上周伦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德国前外长约什卡 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并不后悔捍卫这种精英政治模式。菲舍尔是最大胆呼吁加深欧洲一体化的人士之一。他坚称，战后德国最重要一些的政策决定都是不顾公众反对而做出的。他解释称：“这就是领导力。”

如果事实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这种领导力也没什么不妥。然而，如果精英们的决定出错，就可能引起激烈反应，这正是目前欧洲发生的情形。德国选民被反复告知，欧元将是一种稳定的货币，他们不必纾困南欧国家（这里指欧元区外围国家——译者注）。现在他们觉得被出卖了，因而感到愤怒。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选民们被反复告知，加入欧元区是实现与北欧国家（指欧元区核心国家——译者注）同等富裕的途径。现在他们认为欧元导致了失业、薪资不断下降和养老金减少。他们也感到被出卖和愤怒。

其结果是，欧洲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政治运作空间都在缩小。希腊政府大概勉强能够获得多数票通过最新的紧缩方案。安格拉 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德国政府正在失去支持，同时面临着公众日益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局面。与此同时，芬兰和荷兰等其它债权国中激进的反欧政党不断壮大。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仍愉快地宣称，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挽救欧元。但是这些领导人管理的是民主政体，如果他们做出的决定让选民们根本无法接受，他们就会下台。

欧盟各国民众之间的关系正在欧元危机的重压下崩溃。在雅典，抗议者们挥舞着印有纳粹标志的欧盟旗帜。在德国，欧元危机使得谴责南欧国家挥霍无度和腐败不堪的行为得到纵容。原本旨在将欧洲人团结起来的单一货币实际上正推动他们走向分裂。

财政转移的政治非常棘手，即便在老牌国家也是如此。想想意大利北部与南部、或是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与瓦隆尼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明白了。但在新成立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之间，紧张关系则远为严重，因为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完全忽视这种紧张关系，并试图推进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盟，将在未来导致更危险的激烈反应。

但是如果政治联盟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什么能解决？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欧元区领导人或许能够以某种方法修补欧元体系；或者实力较弱的成员国（尤其是希腊）脱离欧元区。这个过程将是动荡和危险的。但就目前而言，希腊暮气沉沉，好像已经丧失了管控本国政府的意识。脱离欧元区很可能会成为其国家复兴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