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让全球市场经历了一轮金融风暴，也引发全球对经济危机和美元信用的担忧。就在这场危机阴影之下，5月1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深圳召开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就当下经济形势展开探讨。

论坛期间，观察者网及多方媒体受邀与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乌赞展开对话。乌赞先生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美债信用、数字货币发展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国际金融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重塑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由马克·乌赞先生于1994年创立。该组织旨在为高层级经济对话提供沟通平台，并长期致力于重新定义全球金融架构和货币体系，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经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授权，观察者网整理并全文刊登此次对话。

【文/马克·乌赞，对话、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媒体：您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遗存机制，在上一个经济循环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未来几年，您认为世界经济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转向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克·乌赞：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去年，我们纪念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80周年。

但是，80年之后，全球对于布雷顿体系留存国际制度框架的担忧已经出现。基于两个原因，我们需要对当年的框架体系进行改革：

其一，国际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我们见证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也见证了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许多新兴国家都对自身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不足表示不满，他们迫切希望对布雷顿框架体系进行再平衡，并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

马克·乌赞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第二，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认为现存的布雷顿体制存在被欧美垄断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直由欧洲国家人士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又一直来自美国。因此，为确保全球治理机构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必须实现机构多元化。

这要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维系全球金融稳定、支持新兴市场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使中国开始思考超越原有的治理体制，实际建立一些新的体制。一方面中国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多国央行间建立以本币与人民币互换为基础的货币安排，并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显然，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存机构的运作方式及其在面对新兴国家崛起时的应对滞后导致的“合法性”降低感到失望。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经济大国。在过去十年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日益壮大。

那么，这一切对于全球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极其重要，它已播下思想的种子，并为我们思考“全球治理的下一篇章”提供了知识框架。

我们要继续维护多边主义吗？要继续维护有利于所有成员的“游戏规则”吗？这些规则对于维护多边主义、确保贸易与金融活动遵守规则都是极其有益的。但同时，美国却在重新审视战后国际秩序，认为其已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甚至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这或许是自二战以来，全球国际金融秩序彻底改写的标志。各国可能不仅需要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和改变全球治理模式，还需要开始思考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情景：美国是否会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属机构的情景？这是否会导致传统国际金融架构瘫痪，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停滞？

那么，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应当做什么？现在的世界并不是由单一国家统治，而是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但现在这个多极世界的“游戏规则”尚未明确，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更加多极化世界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多极化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媒体：从近年美国的行为分析，您认为美国会加强美元的全球地位吗？这将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克·乌赞：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战略感到困惑：他们究竟是想让美元继续保持储备货币地位，还是想让美元升值或者贬值？再考虑到美国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每个人都感到不安。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政策缺乏清晰度，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正在试图将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必然会对美元、人民币乃至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所谓“全球再平衡”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何当今全球经济在贸易上如此依赖美国市场。不仅仅是中国，许多国家都对美国市场形成高度依赖，这本身就暴露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某些缺陷。我们当然已经度量过美、中、欧之间贸易的失衡，毫无疑问中国拥有明显的顺差。

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让世界开始讨论和思考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种途径实现某种再平衡。这或许就是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多边监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为欧元区国家、中国和美国这些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提供重要建议，努力寻求重新平衡它们的经济，因为它们将以“战争”般的影响力左右全球经济。我认为这会对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全球经济遭受了多重冲击，我们将其称之为“多重危机”：新冠疫情、战争、能源危机，如今又出现了贸易战。这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冲击已经引发了通胀上升。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一轮通胀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当前全球经济的状态，也许这些关税只是美国向主要伙伴施压的一种暂时性手段。因此，首先要理解形势并保持冷静，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化解影响全球经济紧张局势的挑战。

但我想强调，现在是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时刻。对于中国而言，应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于美国而言，应提高储蓄率并减少预算赤字，因为其债务水平过高；而对于欧洲，则需恢复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但上述目标需要各国协商完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就是作为一个可以将关键参与者聚集到一起而设立的国际机构。当然，人们所期待的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格局或许正在逐步显现，但我们不能依靠构筑贸易壁垒完成这一过程。设置贸易壁垒并不是一场正和博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

媒体：特朗普2.0时代为美国塑造了全新的国际形象，让美国从“规则制定者”转向“体系扰动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角色，欧洲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美国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长时间前行吗？

马克·乌赞：我想说，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美国自身形象与战后以来全球规则与制度保障者角色发生明显背离。美国已不再像规则制定者，而更像单方面的体系破坏者，这对其“传统历史伙伴”造成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变化让欧洲不得不提出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欧洲自身能否继续信任美国，仍将其视为一个稳定的跨大西洋伙伴？第二，欧洲是否应该加大在我们所称的“战略自主”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防务、能源和技术领域的投资？第三，欧洲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美国外交政策中这种不可预测性的转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现状？为什么美国人民选择了特朗普？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与此同时，当今的国际体系已无法再依赖于单一的霸主。我们需要制衡美国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因为我们在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国、中国、欧洲多极并列的世界。

对于欧洲人而言，我们需要恢复产业竞争力，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竞争力，而且欧洲难以承受美国目前行为的代价。我们视美国为二战后重建欧洲的核心力量，欧洲的战后复兴依赖于美国缔造并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正是得益于美国，欧洲不仅帮助世界复苏，还享有了80年的可预测性、80年的和平与繁荣。

因此，站在欧洲以及我的母国法国立场来看，我们很难在充斥着扰乱的“战争”之中前进，我们更习惯于按照既定游戏规则来“开战”。可以这么说，长期以来欧洲一直都在投资建设多边主义；对欧洲而言，接受“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现实，确实非常艰难。

我们难以想象未来行动不再有和平作为倚靠。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预算支出：将本应投入碳中和与气候议题的资金，用于国防。我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种情况甚至会对我们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因为欧盟的身份认同基础是和平、繁荣和多边主义，并以此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与交流。

当我们谈论设置贸易壁垒、“去风险化”“贸易战”“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等词汇时，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过去70年里的欧洲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曾深信，在二战结束后，在经历两场残酷大战后，欧洲不应当再有战争。欧洲的“大决斗”已成过往，战争在欧洲已彻底结束。

我认为，欧洲价值观不仅仅包括多边主义和规则，更在于价值本身，而非单纯的权力。但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必须重新考虑强权国家存在的情况，而这并非欧盟建立的本意。

媒体：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您认为中国在这一舞台上应扮演何种角色？西方又希望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马克·乌赞：我认为中国已不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新兴参与者”进行定义。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全球体系，尤其是全球金融架构中的核心支柱。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中国会不会领导，而在于中国是否决定要领导整个体系架构。

中国已然是事实上的经济大国，当你拥有如此经济实力时，你就不仅对本国负责，更要对全世界负责。因为你的一切行动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和溢出效应。例如，中国在经济上的任何作为，都会对拉丁美洲产生影响，因为拉美国家会将大量原材料和商品到中国，这导致了中国与新兴市场的商业周期高度联动。所以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措施，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参与和改变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曾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受益者，并利用这一势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这些举措已经表明，中国有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国内经济挑战，需要在解决国内问题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不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还要通过各项政策，中国也在成为全球南方的倡导者。

马克·乌赞先生在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讲话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

所以，核心不在于中国是否要领导全世界经济，而是中国已经在领导整个世界经济。为了世界的繁荣，为了全球和平，我们需要中国和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中美两国需要以协调而非对抗为作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一切都应当以合作为基础。竞争是可以存在的，但我们不希望出现对抗，因为这会改变全球其他国家所遵循的规则。

但我认为中国人明白当前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希望在构建我所称的新多边主义框架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认为专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携手合作推进这一进程。因为最终，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全人类，都正面临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挑战和共同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从数字化到伦理化的人工智能，再到气候议题等重要挑战之中，而且都应借助中国的创新能力来推动世界创新。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深圳，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所有重大创新深感印象。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寻找一种方式，让中美这两个主要超级大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我们需要为共同利益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秩序。

媒体：最后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与最近出现的“某种程度上的和解”？这种和解能够持续吗？

马克·乌赞：我认为，日内瓦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释放了某种降级信号。而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思维模式完全是围绕着“做交易”来展开的，所以以关税施压是他擅长的一种方式，而且他也希望与习近平主席会面。

我个人觉得中美两个国家有必要坐下来谈一谈，我相信两国总会找到解决办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总统希望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而他也知道中国可以对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也许会愿意和中国先达成交易。这是双方可能推进协议的第一部分原因。

第二部分原因是两国需要在危机中解决关键问题。中国方面会愿意表示，我们能够控制中美危机局面，并且会找到各种技术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减轻这一危机。我认为这同样也会在美国发生。

第三部分原因是，中国人会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从而重新平衡中美经济贸易，这将作为交易的第一部分。然后，中美两国可以在“G20”框架下完成技术转让和再平衡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美国将担任G20主席国，届时美国、中国和欧洲都可以在此汇聚，共同制定一项新协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也公开表示要让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某种“大规模协议”。因此，我们需要监测这一切动向。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我认为我们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多极化构建新的游戏规则；二是让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达成一项新协议。

媒体：过去一个月以来，在美国加征关税后，欧元及英镑兑美元走强。您认为原因何在？也有人认为，欧洲正从中立立场转向“地缘政治工具”，影响领域已扩展至能源与贸易。您如何看待这一转变？欧洲将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克·乌赞：过去几年，欧洲经历了“多重危机”——疫情、战争、能源冲击等，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状态。而美国政策的不断变化又为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再也不能把美国当作“可信赖的伙伴”。这对欧洲安全和全球安全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在努力推动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进程加速——这意味着欧洲已成为贸易领域的重要力量。德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盟在过去三十多年，甚至更久以来，一直作为一个拥有明确游戏规则的共同市场在运作。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对欧洲的意外后果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对美贸易减少，欧盟内部贸易就会增加，因为当你开始考虑供应保障时，欧洲内部的贸易一体化会加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欧元，货币联盟成员国超过了二十六个。

英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试图重新加入欧盟

那些曾经不愿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比如瑞典、捷克、波兰，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最好尽快加入欧元区，否则他们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曾不愿加入北约，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后，他们认识到，加入北约比置身北约之外更有利。因此，我认为未加入欧元区但身为欧盟成员的国家，如瑞典、捷克、波兰，都可能开始考虑加入欧元区。

由此可见，特朗普战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许多欧洲国家将加入欧元区。这不仅非常重要，也将凸显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欧盟并没有大力推广欧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但现在一切进程都被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所左右。全球经济正由地缘政治驱动，而不仅仅是全球市场需求。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欧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速其成为储备货币的进程。这对于那些有意愿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大约一年前，欧洲央行前行长等前高层曾试图分析为何欧洲竞争力下滑，并提出了多项富有影响力的方案。在我看来，欧洲战略自主的诉求将推动这一进程向前发展。我们要加快推进“欧洲资本市场联盟”这一构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第二，你会看到欧洲国防支出的加速增长。正如新冠期间，许多欧洲国家首次以欧盟名义而非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等单一国家名义举债一样，欧洲现在也需要再次以欧盟名义在市场上筹资，因为我们需要为转型和各种支出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欧洲在欧洲层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必须加速推进这种转型。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或美国认真对待我们，我们就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欧盟”，而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体”。我们需要将欧元打造成一种国际货币，展示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大陆整体在欧洲市场上借款，而不仅仅是作为各个国家。

观察者网：美国发起关税战后，美债信用问题引发全球关注。作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美债的信用状况及其对全球金融的风险？

马克·乌赞：在特朗普著名的“解放日”以及之后的日子，美国国债市场显然发生了大规模抛售。这是因为美国作为美国国债信用的提供者，变成了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核心。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已选择成为“破坏者”，而不再是那个能够为世界架桥搭线的国家。

当然导致这次抛售美国国债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规模。我们正在目睹美国赤字上升，而这一上升趋势不断向市场发出信号，导致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越来越不安心，这会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我认为4月发生的事件或许反映的是长期投资者首次重新评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角色。投资者或许意识到了，美国可能仅代表全球经济的25%，长线投资者已无法再单靠所谓的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与可预测性”进行投资。

由于国债拍卖疲软，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

即便统计数据尚未显现端倪，我认为四月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人们近几十年来首次想要其投资组合多元化，想要脱离美元资产并进行资产的重新平衡配置。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将资金转向何处？这也正是欧洲亟须建立“资本市场联盟”的原因，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储蓄仍流向美国，实在不合逻辑。

当然，美国依旧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仍是创新中心。但我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以及日常的种种扰动，从金融市场角度看，不仅让人们重新评估“美国例外论”，也让人们不再将美国视作全球金融市场的终极避风港。

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这是二战以来人们首次开始动摇那种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无论发生何事，美国总能成为最后的避风港，人们可以信任美联储和美国各大机构”。

美国或许正在回归“常态”，人们将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债务水平等因素重新审视美国。如此一来，投资者或将对美国财政改革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穆迪评级机构下调美国评级，也是同样在释放一个信号：美国也需要把自己的“家务”理顺。

观察者网：第二个问题，近年来各种数字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受到追捧。在您看来，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会否对世界金融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未来央行的数字货币将走向何方？

马克·乌赞：我认为，过去几年里我们见证了一场“货币革命”，一场对钱重新定义的革命。全球多家中央银行正在探索或试验多种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同时，加密资产的兴起也不容忽视。但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仍保持垄断，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货币主权。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数字货币的崛起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中国是最早考虑并发行数字人民币的国家之一，欧盟也在分阶段推进“数字欧元”建设。当然，这需要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的批准，但相关流程已基本就绪。

至于美国，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因央行数字货币对美国银行系统和消费者隐私影响等原因，美国政府暂不打算发行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但他们正推动“稳定币”的发展。“稳定币”将由几家公司发行，很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数字美元”。虽然美联储不直接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但只要客户向这些“稳定币”发行方的银行中存入等量美元，就可以进入加密货币市场。

中国国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推进中

所有这些行为都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多项跨中央银行的互操作性测试，如亚洲的“mBridge”“Project Jura”等，都在尝试验证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可行性。例如中国与泰国、中国与阿联酋、中国与沙特之间的数字货币互通实验。而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协助，这些实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数字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也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显著影响。如果跨境支付可以完全实现数字化，是否会削弱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是可能的，因为如果各国数字货币实现深度互操作，就无需再通过美元或欧元等传统货币进行中转。例如，数字人民币与泰铢直接互通，便可以免去了美元或欧元的中间环节。

我认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进程，因为创新步伐正在加快，数字货币极有可能改变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评估其对货币政策，尤其是对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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