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记者陈永洲承认收钱发关于中联重科的不实报道后，连续两天在头版呼吁“请放人”的《新快报》在头版致歉。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评论指出，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令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让媒体人“节操失守”的风险增大。一些媒体从业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要挟逐利之实，把媒体平台当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私器。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承认收钱发不实报道

以下为《人民日报》评论原文：

记者节临近。

接连几日，围绕着新快报和这家报纸记者陈永洲的风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媒体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间瞬间流行，不断加剧着中国新闻人的内心憾恨。

诚然，案件仍在审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媒体责任的体认、对职业操守的反思。这样的一个事件，将一道考题如此沉重地摆到了新闻从业者的面前：我们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面临何种时代挑战，担负什么社会期许，又被赋予了哪些使命？我们该如何铸造铁肩，担负起时代的道义？

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新闻人何以立足、如何自处、怎样作为？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舆论监督生态是否健康，我们的媒体从业者能否当得起这份信任？

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看。它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为社会导航的瞭望哨、雷达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当代中国，一样对媒体监督的社会功效，有着生动而丰富的揭示。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引发全社会反思，推动了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坚决不为私利所诱、秉持正义良知，“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场新闻行业的清理门户行动；正是财经媒体独立、专业的报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众，迎来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正因有对“被精神病”现象的不断批评监督，推动了“精神卫生法”有关条文对这一现象的关切……对于那些坚持新闻理想、职业操守的媒体和记者编辑来说，这份职责，神圣而崇高；这种奉献，虽九死而不悔。

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令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让媒体人“节操失守”的风险增大。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时常被无孔不入的名缰利锁绑架。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市场精神，各种失范、失序、失德的现象，前所未有地考验着新闻人的良知与操守。一些媒体从业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要挟逐利之实，把媒体平台当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私器。一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挠新闻舆论监督，以各种收买笼络、威逼恐吓甚至是挖设陷阱的手段，试图“摆平”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一些企业在恶性市场竞争中，变相供养记者，污染媒体环境，推促一些传媒机构走向堕落……凡此种种，不仅败坏了媒体声誉，也使舆论监督“污名化”，严重削弱了社会公众对媒体舆论的信任，是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毒药。正如有老新闻工作者指出的，今天的媒体人，本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坚持真理，实在非常重要。

100年前，一位著名报人说：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两年前，《世界新闻报》因严重违反新闻操守而遭到同行与公众的“零容忍”，停刊。新快报在为陈永洲鸣冤叫屈的声明中，用到两句古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如今这两句诗，成了对作虚假报道、行新闻敲诈者的一种反讽。但诗的本意是不错的：新闻界尤须铭记自身使命、恪守职业操守，清理门户、整肃力量。如此，才守得住铁肩道义的媒体风骨，当得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

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承认收钱发失实报道后也发表短评

短评写到：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陈永洲“要以我为戒”的追悔，可谓发人深省。

从报社呼吁“请放人”，到警方决定刑事拘留，在这起事件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就陈永洲本人而言，根据其供述，有一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他的行为不仅令企业声誉严重受损、股民损失惨重，也辜负了那些信任他的人们，更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类似行为并非个案。这些年来，媒体高度介入社会生活，舆论监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然而，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小团体利益的私器。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令同行不齿，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坚决反对新闻敲诈，是维护法纪的需要，也是行业整风的需要。

今天，身处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媒体人理应秉持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出于公心、守住底线，在价值多元中呵护良知;新闻工作者只有恪守敬畏事实、秉持正义的道德伦理，才能善用记者权利，不辜负社会寄予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