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新的情况下进行调适 ——对话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谈话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航程，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今天，我们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行动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为此，本刊总编胡键研究员拜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ough）教授，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收缩与调适：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经历的双重过程

胡：您好，沈教授！一个月里连续两次来拜访您，主要是想跟您就中国改革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您赠送给我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我用了一周的时间认真拜读完毕。您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尽管中文版比英文版晚三年出版，但我认为您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过时。您能谈谈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吗？

沈：首先我想谈谈写这本书的初衷。这本书主要是想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建制来研究，以探讨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优势、弱点、持久性和调适性以及长期执政的能力。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但是，在收缩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调适，这种调适的过程就是：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有些是预料之中，有些则是预料之外），接下来又导致调整和进一步的改革。所以，我这本书的两个关键词是“收缩”（atrophy）和“调整”（adaptation）。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经历的双重过程。

胡：能具体谈谈这两个关键词在您著作中的内涵吗？

沈：所谓“收缩”是指中国共产党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市场经济而不断地从一些领域中主动退出来。当然，有的情况则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以及在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领域的控制受到了削弱。所谓“调适”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些情况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当然，跟“收缩”一样，“调适”也有主动和被动两种。

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我认为主动比被动要好。被动收缩、被动调适，对于执政党来说是危险的。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有很多教训。苏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外部和内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没有主动调适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最终亡党亡国的。

中国要从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胡：我知道您早些年对苏联问题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本书里您对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毫无疑问，苏共垮台有多种原因，我也非常同意您刚才说的这一观点。

我认为，苏共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形是没有主动去调适的，一方面是苏共没有主动去适应战后科技革命的浪潮，科技革命只是在苏联的大门外徘徊一下就与之擦肩而过；另一方面苏共没有主动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旋律，尽管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察觉，但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内部控制不是收缩了，而是加强了，推行的是“拧紧螺丝帽”的政策。结果，整个苏联社会全面停滞。那么，在您看来，苏联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改革方面有哪些教训可以借鉴？

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爆出经济的活力，这是获得社会支持的最重要的资源；其次要消除腐败，腐败会导致制度低效，更会导致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再次是社会公平，也就是社会成员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不是通过贿赂的手段“走捷径”来获得社会资源；最后是政治透明，让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表达出来。我想这几个方面是苏共亡党亡国重要的教训。

此外，执政党一定要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或者只有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方面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么，进一步的改革就应该尽快推进，否则会贻误改革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意义重大

胡：谈到深化改革的问题，今年正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现在中国正在从各个方面进行纪念。在您看来，中国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来推进改革的历史进程呢？

沈：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实际上当时的背景非常复杂。特别是有一股保守的思潮试图阻止中国继续改革，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很可能就停止了，甚至是逆转了。20年后的今天，形势跟邓小平当时的情形非常相似，也是“左”的思潮在阻碍中国继续深化改革。

所以，今天重温邓小平先生的南方讲话对中国的改革来说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再来一次这样的讲话非常必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左”的束缚，继续推进改革。

胡：这是否就是您所说的“调适”呢？

沈：对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一次重大的自我调适。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改革仍然需要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样，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思想要再解放一些。不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中国社会也会陷入停滞。这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目标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胡：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也正因为您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所以您这本书总体上对中国保持着谨慎的乐观。谨慎，是因为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乐观则是因为您充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来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复杂问题。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不过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当代中国问题——这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永恒话题。再次谢谢您！

沈：不客气！我对我们最近这两次的交流感到非常高兴！

本文转自《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