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前景是硬着陆还是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去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出现剧烈波动、海内外金融市场上唱空中国之声上升、而林毅夫坚称相信中国将继续高速增长20年的背景下，这个话题分外引人瞩目。

其实，在财政、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等各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好得多，许多被指为中国经济弱点的特征实际上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或是过于夸大其词。

在这个社会分化、舆论压力对决策和执行影响上升的当下，真正能够打断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势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是社会上自废武功的思潮与做法。而这种自废武功的思潮和做法如果登峰造极，未必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重大社会动乱，从而令建国前的二十余年血战、建国以来六十余年的建设之功彻底夭折。

中国经济过度外向。印度等国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些说法确实流传广泛，人们指责中国外贸长期保持高于GDP的增速和过高的贸易顺差压缩了宏观调控空间，令外部消费者受益甚多而肥水外流，等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标准普尔6月11日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后，印度议员撒罗尔当天就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撰文，再度重申这个神话，并声称中国经济因此对外部冲击更为敏感。

其实，深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么依赖出口拉动，2000至2011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年达到两位数，最高位22.8%(2005年)，在2001、2009、201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是负数(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3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相信持续的城市化等进程还将为中国继续创造巨大的内需。而且，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由此而来的持续贸易顺差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在国内外经济景气之时，人们大可以享受这些贡献而毫无感觉。但到国内经济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经济增长陡然失速之际，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外贸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直接创造了多少就业、贡献了多少GDP，因为在贸易顺差减少的年份里，外贸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是负数;但稳定增长的外贸在这时能够为旨在“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措施创造实施的前提条件，无论是降息还是大规模“铁公基”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两国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之间取舍主动权的巨大差异，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人口老化因而注定将被拥有巨大人口红利的印度等国后来居上?中国确实存在人口老化压力，有必要适度放松计划生育管制，但中国正在力图赶超的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老化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力图赶超中国的印度所谓“人口红利”不过是个神话。在主要人口和经济大国、主要新兴市场中，印度之所以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最低，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印度人口结构优化的表现，而是印度社会医疗保健水平较低、人民健康程度较差的结果。

2006年，论出生时预期寿命，世界平均水平为68.2岁，中国为72岁，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分别为70.8岁、70.2岁、71.4岁、68.2岁、75岁，而印度只有64.5岁。(世界银行数据库，转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108、232、2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出生时预期寿命根本就达不到65岁，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最低何足为奇?又何能视为优势?许多人把这么个结果称为“印度人口红利”是十足的误读。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缺陷更令印度所谓“人口红利”只能是镜花水月，而且，基础教育极端落后而少数精英高等教育发达，只能进一步固定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阶层鸿沟，进而埋下社会矛盾的祸根。

经济基本面因素并不足以让中国经济硬着陆，国内产业、经济发展舆论环境的恶化却完全有可能让我们自废武功。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对于中国经济突围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众所周知，但从高铁到其他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已经不止一次遭受来自国内的不公正围攻。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出于经济利益争夺动机，有些是出于政治化动机，有些是出于缺乏相关知识且思维片面，如某些舆论抨击的占地问题，其实，开展其他建设、采用其他交通工具也一样要占地，而且要实现同样的运量，高速公路等占地比高铁更多;有些则纯属恶意攻击诽谤，而网络空间的某些特点又放大了恶意攻击诽谤的影响。

高铁等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遭遇国内非理性围攻，重要根源之一是盲目崇洋心态，正是这种心态导致许多人盲目低估甚或完全无视我们自己的成就，盲目高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水平，有时候甚至干脆无中生有地抹黑我们自己的成就。

中国高铁

中国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要想成功，离不开理性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的社会舆论需要给予探索者们以足够的宽容，准许不完美，准许失败。同样是出于这种盲目崇洋心态，某些人、特别是一些掌握着一定话语权力的人对中国和西方探索中的失败表现出了双重标准：一边就乔布斯等西方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失败经历而大肆褒扬西方社会“宽容失败”、“鼓励创新”，一边对我们自己产业探索中的挫折不遗余力地攻击，乃至诽谤抹黑。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能够成就霸业，大将孟明视居功甚伟，是他击败了前霸主晋国，从而威震天下。但孟明视在最终获胜之前曾两败于晋军手下，一次听任晋军进犯而不发兵抵御。秦穆公左右在孟明视第一次战败时就主张判处这个丧师辱国的败将死刑，是秦穆公力排众议宽恕了他，自己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从而在史册之上留下了知人善任的美谈。今天，对于我们自主创新产业的开拓者们，我们是否也该宽容些呢?

与此同时，由于现代产业布局特点、市场化媒体经营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片面、通常不符合事实的所谓“消费者权益”主张得以兴起，并往往占据舆论上风，深刻改变着中国新兴产业及其发展政策的环境。特别是在媒体市场化等趋势下，较小的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某些较高成本的怨言有可能被误读为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受到了真实的损害，并被成百倍地放大，从而令本来着眼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理性的自我否定思潮常常被引向对国家的全面否定，如果听任其发展，会不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重大社会动乱，从而令几代人持之以恒努力方才赢得的中国上升势头彻底夭折?

须知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见证了雄心勃勃奋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崩溃而使其前期成就化为泡影的残酷实事，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夭折，内乱就是最致命但并不十分少见的杀手。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审视新兴市场起飞夭折的教训，环顾当下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动荡因素，我们不能不深思。

（梅新育为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本文原标题：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是“自废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