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新育】

经过近5个月的政治斗争，在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的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终于复活了。

在昨晚（当地时间6月26日）的表决中，美国最高法院9比0全票推翻数家下级法院此前关于暂停旅行禁令的判决，立即解除对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大部分限制，“允许对美国没有善意的外国人”实行该禁令，只有“能提出可靠主张，证明与美国境内个人或实体有真实关系的人”可不受该禁令限制；最高法院将在10月听取对该禁令合法性的辩论，并决定是否继续执行这项禁令。

特朗普随后称赞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是彻底的胜利。这项禁令得以复活，对美国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自是不可低估，但其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标志着美国朝向摆脱“否决政治”迈出了一大步，对中国国内一些舆论动辄端出美国制衡政治规劝中国效法也有警示意义。

何谓“否决政治”？这个词汇源出弗朗西斯•福山满怀忧虑的质问，通俗地说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2011年11月22日，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文章指出，“美国人对自己的宪法很自豪，这部宪法通过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权力。但这些制衡已经发生了变异。现在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花了的两个政党，就会导致政治瘫痪。

2012年4月22日，《纽约时报》刊载弗朗西斯•福山文章，再次质问美国是否从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了“否决政治”？即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2011年福山在《金融时报》上发文指出美国正在奉行否决政治

不同政体的政府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其它条件相同，标榜“三权分立”、强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有更高概率陷入“否决政治”泥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常常把囊括行政、立法、司法三大体系的整个政府，与只指行政体系的狭义政府混为一谈，把立法、司法体系侵蚀行政体系权力视为“民主”的表现，给此举涂抹上一层“正义”的油彩，却忘了同样是处理公共事务，其它条件相同，行政体系效率较高、成本较低，也更能权责对应而避免“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任”的困境。

从印度到欧洲、美国，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对其本国安全、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越来越显著的损害。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否决政治”，其影响更大，这一点在旅行禁令风波上表现得格外典型。

实事求是地讲，特朗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动机天经地义，因为其出发点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而且，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在内，日常政务本来就应该由政府行政部门负责。

这份禁令本来是特朗普于1月27日签署的《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其内容包括暂停原有的难民接纳项目120天，以便充分核查难民背景；无限期中止奥巴马任内启动的在美重新安置叙难民计划；把本财年美国计划接收的世界各地难民数量削减50%以上至5万人……等等，以及在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特朗普政府简称其为“旅行禁令”（travel ban）。

因为上述条款涉及的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涉及的难民也多数来自穆斯林国家，这份禁令被一些媒体称作“禁穆令”（Muslim ban），但从禁令全文来看，这个称呼至少是片面的。

上述旅行禁令涉及的国家与美国关系如何，其国内治安状况如何，极端主义问题如何，世人众所周知；而即使不了解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惨痛教训，目睹了追捕本拉登的漫长艰苦历程，目睹了塔利班、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与倒行逆施，目睹了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目睹了这几年、特别是今年斋月的暴恐攻势，目睹了穆斯林与欧美社会日益加剧的摩擦冲突，对来自文化、价值观迥异国家的大规模移民/难民流入对一国安全发展构成怎样的潜在威胁，只要有起码的冷静客观精神，就不难看到。

何况上述禁令并非永久禁止那7个国家国民入境，而只是90天；而对这些国家国民实施更严厉、期限更长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国家不止一个，包括有些其国内媒体几乎众口一词“义愤填膺”猛烈抨击“禁穆令”的大国。

即使这些禁令不利于美国总体、长期利益，对美国的损害也远远谈不上是颠覆性的，而是可以较快、较容易矫正的。

然而，先入为主却无视现实的观念，个人和小集团私利动机，浑水摸鱼的企图……所有这一切把这个本来很清楚的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近些年来日益加剧的立法、司法侵蚀行政权力倾向又使得这份行政命令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冻结。

当初福山担心美国已经彻底陷入“否决政治”泥潭无以自拔，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次贷危机、国债上限之争接踵而来的压力和美国应对不佳的现实。

而在旅行禁令风波中，有那么多下级法院能轻而易举否决总统的行政命令，而且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上，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暴露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否决政治”问题已经多么严重了呢？

毕竟，在现实世界上，最终决定一国前途的是效率而不是无休无止的无谓辩论。

正因为如此，美国最高法院此次全票推翻下级法院此前关于冻结旅行禁令的判决，对美国摆脱“否决政治”问题有着重大的指标性意义。

同样正因为如此，印度国内外市场参与者才将莫迪及其人民党在印度联邦、邦选举中赢得越来越大优势视为印度经济最大利好。

而对于数十年来一直强调务实和“效率优先”的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摆脱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崇洋，以至于将美国错误当作效仿榜样的思想桎梏。

我们要努力保持并不断增强中国在政府决策中，已经赢得的效率优势，而不是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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