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新育】

特斯拉风波司法解决迈出大步

在司法解决的道路上，2021年初以来引爆全国舆论的特斯拉风波迈出了一大步：

继今年5月当事人之一河南安阳车主张女士起诉特斯拉侵犯名誉权及其个人隐私权两项诉讼均被法院驳回之后，11月22日，法院就特斯拉诉“上海车展事件”另一当事人西安车主李女士名誉权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安李女士名誉侵权责任成立，须向特斯拉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同时承担车辆鉴定费。

受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

“（当事人的）特斯拉Model 3型号汽车（VIN号：LRW3E7EA9LC013130）制动系统现时技术状况正常有效无故障，也无刹车踏板无法被踩下及制动效能下降的情况，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相关技术标准”；

二审判决书，由特斯拉提供

换言之，该西安车主李女士宣称其2021年3月驾驶特斯拉发生交通事故系因“刹车失灵”不符合事实。作为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司法裁决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至于2021年4月19日与西安李女士一同身着带有“刹车失灵”字样服装，爬上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台车顶的河南安阳车主张女士，根据有关报道，她至今仍自称“维权”一再声明主张，却回避第三方检测鉴定。在笔者看来，应该对她的当事车辆依法强制实施司法鉴定，以期这件事情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前车之鉴：美国的丰田车质量风波

归根结底，在全社会广受关注、历时接近四年的特斯拉风波中，无论是引爆这场风波的河南安阳车主张女士2021年2月21日在341国道车祸，还是跟进爆炒的西安车主李女士2021年3月交通事故等事故，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最终只能由有资质、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认定，而不可能由其他个人或机构“断案”。

而在由此引发的舆情风潮中，我们需要避免这场风波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质量纠纷走向政治化。回顾2010年爆发于美国、随后波及几乎所有经济大国的丰田质量风波，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与这场风波中当事车主坚称特斯拉车“刹车失灵”相似，引爆2010年丰田质量风波的焦点事件，也是一些丰田车主声称丰田部分车型“刹车失灵”和“突然加速”，当时影响最大的案例是田纳西州雷克萨斯车主朗达·史密斯夫人，她声称，2006年10月，她准备停车时，她驾驶的丰田雷克萨斯车非但没有刹车，车速反而飙升至每小时100英里（约合160公里/小时），开了6英里后方才停下来，她才结束了这次“接近死亡的经历”。[ 《参考消息》，2010年2月25日，第12版。]

但丰田质量风波并非单纯的消费者权益事件。纵览整个事件过程，不难发现那场风波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政治斗争双重性质，其中的政治斗争又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斗争两个方面，且其政治斗争成分远远超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成分。

图源：网络

2010年正值中期选举之年，相当多美国政客将丰田质量风波视为表演作秀的良机，或是必须表态以讨取选民一时欢心的事件。按照美国法律设计，美国议员们本来就可以坐而论道却不用为其承担实际后果，在当时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在此问题上对仕途最保险的做法，更是对丰田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而不是力图冷静客观。有了这样一群蓄意要在选举年借机表演讨取选民欢心、且在这方面几乎不受任何道义和国际法约束的议员鼎力支持，有意者的表演声情并茂，登峰造极，实属必然。

2010年丰田质量风波中，美国国内政治表演成分本已超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成分；随着事态发展，其国际政治斗争成分又超过了国内政治表演成分。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就成为美国控制东亚的基石；当时正是美军相继退出台湾和菲律宾等军事基地之后，美日同盟对美国控制东亚、确保全球霸权的意义更为突出。正因为如此，为了确保日本继续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走在美国划定的轨道上，山姆大叔需要打击日本政府的任何“脱美”倾向，抓住可资利用的机会敲打日本，向日本政府和社会重申自己作为“老大”的权威。

为此，借用“经贸争端”名义实现自己的政治军事战略目标，这种手段比直截了当挑起政治争端更高明。当时主政日本的鸠山政府上台伊始就表露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外交倾向，从喧嚷丰田质量风波，到访美受冷遇，被美国当做出头椽子百般“修理”，实不足为奇。

对当时52岁的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而言，2010年在美国众议院“过堂”接受对丰田汽车安全问题质询很可能是他此生最屈辱的经历。作为最大汽车公司总裁，在全世界亿万观众众目睽睽之下，让全世界最傲慢、最肆无忌惮的议员群体肆意刁难和羞辱，硬着头皮静听朗达·史密斯夫人指着他鼻子大声哭骂而不敢有任何还嘴……

这样的一幕幕场景刺痛了千百万日本人的心，令许多德国企业对丰田风波倍感兔死狐悲，也令隔岸观火的中国人为之唏嘘，深感美国国会和社会对丰田的做法太过火。

我们不要让中日之间的历史仇怨蒙蔽自己的双眼，对日本人倒霉的一切事情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无论如何，丰田是一家正当行业的正当公司，是对这个产业发展、对消费者福利作出了不可替代巨大贡献的领袖级企业，不是无恶不作的黑老大。因此，当时我就发出了警报，美国国会和社会过分“修理”丰田的手法，同样也会用在中国出口商身上。

实际上，在2010年丰田质量风波之前两年，美方就炮制了绝大部分纯属子虚乌有、捕风捉影的“中国产品质量风波”，并且表演得淋漓尽致。在目睹丰田遭受的羞辱时，作为当时新登顶的最大工业国和最大出口国国民，[ 中国制造业产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是在2008—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越德国登顶世界最大出口国是在2009年。]令人深感物伤其类，悚然心惊。

最近几年，从日常消费品到抗疫物资，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抹黑再攀“新高峰”，以至于2020年就西方抹黑中国出口抗疫物资，笔者在接受香港媒体对话时难抑愤怒。

警惕特斯拉风波中的舆情政治化苗头

面对西方的抹黑，中国是否也可以在美国企业露出把柄之时，抄美国的作业，采取同样的手段，趁机将舆情政治化，搞臭他国企业呢？

在当前的特斯拉风波中，中国也出现了舆情政治化的苗头，一些舆论将这起事件上纲上线渲染成中国人与外资之间的斗争、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斗争，“国家安全”之类话题也被牵扯进了这场质量纠纷，这种趋势是非理性的。

毋庸讳言，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将我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措施；但我们要抗击的是美国反华势力，而不是愿意与我国开展平等互利往来的美国人民。在反华势力对华制裁、推动外部市场与中国脱钩的恶浪中，中美双边经贸继续成长，就是我国的胜利，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打脸”。

在这场较量博弈中，从美国、西方到其它国家和地区，愿意与我国保持、扩大经贸往来的伙伴企业、机构越多越好，而不是相反。

马斯克及其特斯拉公司是愿意承受相当压力与我们贸易往来的伙伴，不是我们要打击的敌人和“敌产”；以华为遭受美国全方位扼杀为由主张打击特斯拉，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从2018年3月特朗普发动对华史诗级贸易战到爆发特斯拉风波的2021年， 3年时间里，我们为什么信心与日俱增？不是因为我们惩罚了多少外商、驱逐了多少外企，而是因为在贸易战压力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高于美国的增速，我国的产业升级依然在推进，我们的出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在增长，外资买入的中国债券从贸易战爆发前夜的不足1万亿元持续上升至2020年末的接近3万亿元……

倘若我们的对外经贸没搞好，外资不愿意来，那我们底气何来？

图源：前瞻经济学人

在平时，万商云集也是大国盛世气象；在大国竞争升级之时，我们更需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给那些愿意承受风险规避美国制裁的投资者们更多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让当下的特斯拉质量风波走向政治化。我们需要明确，这是民事纠纷个案，不是中国人与外资斗争的标志，更不是中国与外国之间斗争的标志，自称“维权”车主和公司双方都只代表他们个人/家庭自己或公司。没有人授权车主方代表所有中国车主，也没有人授权特斯拉代表美国。中国坚定不移维护国民和所有企业合法权益，在华经营外企也不例外。在处理质量纠纷时，应就事论事，不要无限上纲上线，也不要无限扩大外延而把其它事情拉进来搅成一锅粥。

勿向别国营商环境的缺陷看齐

在2010年丰田质量风波中，我们对丰田乃至其它日本产品、日本企业需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今天，我们对特斯拉同样需要如此。

诚然，特拉斯产品有其自身的缺陷和问题，我们不迷信外企及其产品、服务，也不掩饰他们的产品质量、服务态度可能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要实事求是维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对他们提出过高的义务，甚至无中生有对外企欲加之罪。法定质量标准是企业的责任，但“傲慢”与否并非企业义务；对“傲慢”的企业可以用脚投票，但不能把这当成他们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可以而且应该到质量检测机构、到监管机构乃至司法部门举报起诉，到这样那样的活动现场闹场并不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反而有损自己的道义基础。我国消费者维权应在理性、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而不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就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危险倾向在前些年的某些维权活动中就有所体现，而且理所当然地走向了社会秩序的反面。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外景（图源：特斯拉中国）

在华外企质量问题按照中国现行法规处理即可，不必超越现行法规格外从严；我们必须防止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或因不恰当的信息采集等危及国家安全，但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光明正大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无须借助质量风波无限上纲。

在华外资企业必须依照中国现行法规对中国消费者权益给予足够的保护和补偿，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对如何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可持续发展进行冷静的思考，何况在华外企为数众多，这些企业的员工及其家人也是我们的同胞。

在我国这个开放的市场上，这样做不仅对外企有利，对于我们的民族企业同样是有利的。2010年丰田质量风波和当下美国政客呼吁调查特斯拉等企业采取的一些措施失之过激，这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而是暴露出他们商业、法律和政治环境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作为一个制造业和出口大国，我们确实要总结丰田和特斯拉在应对这种有缺陷环境时的失策之处，以利于我们的企业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自己也要向别国营商环境的缺陷看齐，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而不是对山姆大叔亦步亦趋的大国，我们应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世界，我们应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事件的轻重缓急，决定应如何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而不应盲目追随美国的做法和媒体的渲染。

我国政府以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效引进、建成了特斯拉工厂，上海工厂迅速成为全世界产量最高的特斯拉工厂和全球供货基地，在特斯拉风波中，我国政府也没有如同某些舆论所主张的那样大力度限制、乃至驱逐特斯拉，而是继续为其提供优良营商环境。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公平、开放、竞争环境中聚集、培育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素，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是在这样的公平、开放、竞争环境中异军突起，在全球同业中一骑绝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结果，证实了我国上述政策和基本原则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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