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前夕，作为伯格鲁恩研究院21世纪理事会成员之一，我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在会谈中，习主席陈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特征：

——摒弃对抗型与零和博弈的旧思维；

——互相尊重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

——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共同点，追求双赢。

当天与会的政治领袖、知识分子和高科技行业企业家们的地缘政治观点虽各不相同，但习主席关于中国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国与既成大国间雅典与斯巴达式的敌对关系——的讲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家。他的讲话反映出政治家的智慧与成熟，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心悦诚服。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软实力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

第一，中国有一套令别国艳羡的治理体系，它能够达成共识、树立目标、促进团结；能够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将政策长久地贯彻下去。这套体系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巨型城市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扩张；密集的高铁网络将这些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教育交出了全世界最棒的成绩单。而今，惩治腐败和保护环境也已登上了中国治理的首要议程。

 

内森·加德尔斯做客观察者网

中国的软实力如何，不比不知道：当高速列车把中国80%的城市连接在一起时，一半的印度人还没有厕所。

我在与尼古拉·伯格鲁恩合著的《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应该好好学习中国的‘制度文明’和深植于古老的贤能政治传统中的治理模式。”

第二大基础是由郑必坚提出的“和平崛起”学说。

然而，近几个月，中国划出了防空识别区，在南海钻井平台；与菲律宾、日本间的争端也不断升级；加上被指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情报，都使外界对中国能否言行一致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国与俄罗斯越走越近……

这不是说错全在中国，更不是说中国领土的要求没有正当性或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在矛盾激化中没有责任。至于网络谍战，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世界的网络监视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我真正要指出的是，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从中国的作为中解读出了对抗的意味。

中国必须要保持谨慎，防止落入新的陷阱：让自身的硬实力削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软实力。习主席在讲话中提醒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连续历史的文明，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一个成熟的角色。要提高软实力，中国应该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工作，或者其他与全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这也与中国内部控污环保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郑必坚在谈到新概念“在利益趋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利益共同体”时，他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看作核心焦点。

美国的民主政治过于分散，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在气候变化事务上领导全球。正因为中国拥有卓有成效的治理体系，它能做成别的国家做不成的事。

如果这样做，中国将让世界看到她寻求双赢的诚意。如果中国不主动让其他国家放心，很可能被看作东亚地区强横的霸者。中国的行动如能符合她与邻国的共同利益，必将化解国际上对中国的疑虑，也会对新型大国关系更有信心。

即使华盛顿当局无能为力，中美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然有许多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在新近制定的减少碳排放计划中承认，在美国的联邦制度下，各州在环保政策的制定中享有自主权。中国的一个大省就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国家。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利福尼亚州已与中国就治理污染、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包括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项目。

加州州长杰瑞·布朗计划于今年11月在安纳伯格庄园——习奥会的地点——组织中美省长州长会议，欲就气候变化和治理污染问题在亚国家层面上构建共同议程。

《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观察者网朱新伟等/译）

如果中国对这场会议高度重视，采取主动措施而不是被动接受他人的领导，中国的软实力和双赢外交都将获得极大的助益。

关于中国与软实力，我还观察到另一个明显的现象。

早在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之前，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就对两种主导权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种霸权——做出了区分。

对葛兰西而言，国家霸权（hegemony of the state）是建立在强制力——也就是硬实力——之基础上的；为了保持稳定，国家必须在社会上确立起对暴力手段的垄断。

然而，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里的霸权是建立在认可（consent）的基础上的。葛兰西认为，公众对某种世界观的效忠是靠争取而不是靠强制取得的。公众必须自愿接受统治话语，否则从理论上说，这种话语就缺乏合法性。

这里必须指出，葛兰西和我所说的，都不是选举等正式机制，而是在世界观一致的情况下，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更深层次的认可。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统治者通过绩效——不限于经济绩效，而是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获取并保持公众的认可。如何通过反馈机制传达公众的认可，则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任何一种通用型治理形式——比如多党竞选——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况。

对葛兰西而言，软实力——即民间社会的认可——能够给予硬实力以合法性，反过来则不成立。他认为共产党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中共作为国家型政党融合了两种形式的霸权，开创了维持权力的新途径，即模糊强制力和认可之间的界限。

从这个视角出发，对互联网和博客的打压或将产生反作用，削弱而非增强自身统治话语的合法性。

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也会将信息与他人共享。试图用国家强制手段屏蔽大家都知道的信息，一旦操作过当将伤害民间社会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进而伤害到统治话语的合法性。

我理解中共领导层的担忧，他们不愿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时刻警惕犯下戈尔巴乔夫“公开性”（glasnost）那样的错误。

但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苏联的问题不在于公开性本身，而是公开性揭穿了苏共的谎言和面具，让公众发现苏联只剩一具空壳，苏共只是一个裸体的皇帝。

中国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统治者是穿着衣服的。过去30年，中共的绩效有目共睹，如果未来中共能将其成绩有效地保持下去，必将持续获得社会对其统治的认可。

苏联解体的前几年，我常去莫斯科。我与戈尔巴乔夫私交甚好，与苏共意识形态领域高官、公开性的急先锋雅科夫列夫更是熟稔。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公开性不是苏联崩溃的元凶；苏共罗织了太多指鹿为马的谎言，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当今的世界上，合法性必须来源于绩效。在我们互联程度无比紧密的社会中，统治者如果还寄望于将信息分为民间社会应该知道或不应知道的，并试图屏蔽信息，是不可能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可的。国家过去曾扮演的旧角色与苏共一起，都被信息革命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