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30两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在北京举行第14次“特别代表”级的边界谈判。戴秉国不但是中美“战略对话”的中坚，当前又是在朝鲜与韩国之间斡旋的关键人物，他是在奔赴首尔与平壤完成特殊调解任务之间，挤出两天空隙投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改善中印关系的对话。

印方谈判“特使”梅农的外祖父也叫梅农（K.P.S. Menon），是印度驻华首任大使（1943-46年），父亲曾任驻拉萨的印度总领事，舅舅曾任印度驻华大使，他自己也担任过印度驻华大使。这三代梅农外交家都对中国有丰富的经历，三代人对华的深情，都集中到当代这位梅农的政治理智与感情中。

梅农是我的学生。去年满60岁退休，今年初又被政府重聘为国家安全顾问，和我书面交换过如何改善中印关系的意见。他4月初又邀我到他的办公室长谈。我和他不但政见相同，而且对恢复两大文明间“兄弟”情谊同样心切。

这次戴梅会谈总共一天半时间，30日下午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接见梅农，戴秉国在场作陪。行家认为，这次会谈与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印度的友好访问，是为今年12月中旬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谱好喜庆的前奏。

11月15日《印度快报》的“新闻网”上有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India should embrace China， not US/印度应该拥抱的是中国、不是美国”，在两国媒体经常唱反调中唱出一点喜气，也说明新思维的萌芽；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能以“中国应该拥抱印度”回应、共鸣，那就会更迈进一步。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世界上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这是习近平对梅农说的。梅农对习近平说：“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

中国和印度是几千年“背靠背”的两大文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950年建立的印度共和国，同时以“civilization state/文明国”的身份走上“nation state/民族国”世界的政治舞台。在1950年代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的高瞻远瞩，曾经试图走出一条中印关系的地缘文明新道路，却受到“民族国”世界的千钧压顶的地缘政治范式破坏，1962年发生了边境战争，打伤了感情。

从“文明国”的地缘文明范式来看中印边界问题：一、“文明国”的理想是世界大同，两国应该成为超越国家界限的睦邻；二、两个独特的“文明国”交往史无前例，边界是从无到有，在边界从不存在的情况下想象出“领土纠纷”是莫须有的，有的只是建立新边界的任务；三、现代交通工具发达，距离已不是障碍（更有“death of distance/距离消失”的概念），边界应该是和平、友好的象征。

但从“民族国”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看，“领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不管真正“领”（管辖）过没有，决不能轻易让人。邻国就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国际之间只有利益的计较，没有利他主义的友情（“兄弟”之论更是荒诞）。“领土纠纷”隔绝边境交往，使“高处不胜寒”的武力对抗不断升级。

这就是“鹰”派热衷的，他们都是处在反对党或传媒地位的清谈家，当政了就知道对抗是下策，必须对话、消除冲突、增进谅解。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1950年代是反对党议员最反华的，但他2003年以印度总理访华时却最热心解决边界问题。从长远利益、以政治意志、由双方特使拍板解决边界问题就是他提出的。

当今许多国际事务都追随时代的步伐，独有中印边界谈判对时钟的摆动麻木不仁，好像一万年不解决问题也无所谓。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方抱怨两国边界谈判是“炒冷饭”，拉吉夫立刻同意把它提升为副部长级会谈，结果是新厨子“炒冷饭”。2003年提升到总理的“特使”级会谈以后，刚开始气象万新，后来慢慢变成“老油条”，谈了14次还谈不出结果。

关键在于前面说的范式问题，两国关系走不出“民族国”的地缘政治怪圈，这边界问题就像光着脚要跨越喜马拉雅山那样难；如果双方能以“文明大国”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就会像坐在喷气飞机或太空飞船上，喜马拉雅的障碍再高，也能轻盈飞过。边界划定，中印签订万年和平友好条约，其他疙瘩都会迎刃而解。

中国有人主张“通过迂回方式”处理边界，即先扩充经贸互动、技术交流，在能源、环保、货币上加强合作，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两国之间长期存在被看成“领土之争”的边界纠纷，是难以产生真正的“友”情的，隔着喜马拉雅那么高的障碍，两个人口超级大国是拥抱不起来的。

杜甫诗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温家宝是诗意茂盛的政治人物，我衷心希望他不久去印度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能把这一诗意变成人类40%（中印25亿人口）乐见的灿烂前景。我们这被“文明冲突”恐怖折腾得相当窒息的地缘政治宇宙，应该是更新的时候了，这就需要中印这两大“文明国”带个好头。

作者是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