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逸如

在日本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高至最高级7级后，肇事者东京电力的不利消息接踵而出：一方面东电可能被迫裁员出售资产，包括出售所持KDDI股票以筹资约21.7亿美元，以支付核灾难损害赔偿金；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考虑对可能破产的东电注资、但不国有化的消息也传了出来。

此时，距离日本“3?11”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多月中，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众矢之的”。延误控制核泄漏的最佳时机，处理核事故混乱而低效，排放核污水“先斩后奏”，甚至连历史上“篡改和伪造安全记录”的“案底”都被翻了出来。

东京电力的企业形象一落千丈，股价也应声下跌。日本发生地震一个月后，东京电力股价下跌77%，创下上市60年来的最低值。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东电却表现得像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神秘而低调：拒绝政府的命令、发布会上语焉不详，日本各大媒体也对其三缄其口。甚至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爆炸一个小时后，东电都未向政府报告，令首相菅直人非常生气：“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连日本首相都无可奈何的东京电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谁的东京电力？

隐藏在种种交叉持股关系背后的东京电力，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

事实上，隐藏在种种交叉持股关系背后的东京电力，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

东京电力公司成立于1951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883年的“东京电灯”，是明治政府推动日本现代化的产物。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两场战争之后，日本重工业飞速发展，电力行业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受到了各大财阀的青睐。

二战之前，东京电灯公司与日本东邦电力的子公司“东京电力”合并，成立战前的东京电力公司。东邦电力是当时日本五大电力公司之一，隶属于三菱财阀。而东京电灯也属于岩崎财阀的关联公司。

战后，日本财阀被强制解散。财阀家族所持有的股份都卖给了日本公众。“但东京电力却受到了眷顾，没有被解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浩川介绍，“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可能当时麦克阿瑟认为电力部门比较重要，电网也需要有统一的制式和标准。”1951年，日本发送电公司和关东配电公司重组，成立了战后新的东京电力公司，并于当年上市。

逃过了“一劫”的东电公司，其股权结构也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尽管已经上市60年，但是东京电力的所有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各大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中。

截至2010年9月，东京电力的前三大股东分别是日本信托服务银行(Japan Trustee Services Bank Ltd.)、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Dai-Ichi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和日本万事达信托银行(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

如果了解日本的商界，你会发现它们的名字是如此熟悉。因为每一家日本大企业的背后，都由类似的金融机构控股。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具体的持股比例。比如日立公司，日本万事达信托银行、日本信托服务银行分别是其第一、第二大股东，而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则排名第九。

在这些投资机构的背后，则是更庞大的金融财阀型企业集团。日本信托服务银行成立于2000年，是由大和银行（Resona Bank）、住友信托银行（Sumitomo Trust）和三井住友信托集团（Sumitomo Mitsui Trust Holdings）共同出资组建的，三井住友信托集团是三井集团和住友集团的核心。

而东电的另一大股东日本万事达信托银行，其80%的股份掌握在三菱日联信托银行（Mitsubishi UFJ Trust & Banking Corporation）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手上。这两家金融机构都隶属于三菱集团。

大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交叉持股关系，让整个日本大型企业连成一体。资料显示，日本信托服务银行持有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3.25%的股份，为其第三大股东。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则是大和银行第二大股东，持有4.80%的股份。而大和银行又是日本信托服务银行成立之初的三个投资方之一。

2011年4月，住友信托银行和中央三井信托控股公司合并，成立新“三井住友信托集团”。在新公司中，日本信托服务银行通过6个不同账户持有16.35%的股份，是其第二大股东。

很显然，大企业集团受日本历史上的“财阀”制度影响深远。张浩川向记者介绍，三菱财阀虽然被解散了，但是直到今日，凡是和三菱有关系的公司老总都会在礼拜五聚餐，在吃饭的过程中沟通信息、达成默契。

大企业集团的此种联络体制在日本被称为“某某会”。以三菱集团为例，因为聚餐的日子选在周五，所以又称金曜会（日语中星期五为金曜日）。金曜会是三菱企业集团的核心机构，由集团主要企业的经理组成，有独立的事务局，能够进行决策。旗下涵盖包括三菱重工在内的共80家企业，全都为三菱集团的持股或关联公司。在日本，类似这样的大企业集团共有6家，分别为三菱、三井、住友、芙蓉、第一劝银、三和。

日本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谋求共同利益和避免海外资本收购本土企业。但是同样带来了监控权旁落的严重问题。

“对于这些银行来说，持股就是持股，只要企业好好发展，我获得利润就可以了。不像有明确大股东的公司，对企业的监控非常严格。持股人对企业的控制很弱，而企业的控制权都跑到了经营者手中。”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张玉来告诉记者。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此次福岛核危机中，一直是东电方面的人出面沟通。因为说不清东京电力究竟属于谁。事实上，隐藏在种种交叉持股关系背后的东京电力，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

东京电力“国有化”之争

“枝野幸男曾说要把东京电力国有化，结果遭到了经团联的反对，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提了。”

企业控制权的旁落，导致缺乏监控而只是临时管理者的企业官僚行为失控，东电历史上多次篡改安全数据而不为人知。

本次核事故初期，东京电力为了自身利益而拒绝向安全壳内注入海水，导致核泄漏事故升级扩大。这被大多数人认为暴露了私营企业“利益至上”的弱点。

“如果是中国政府，出了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救援。”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如是说。

东京电力危机中的糟糕表现，激起了各界的激烈批评，坊间一直流传日本政府考虑将东电国有化的说法。日本旅华作者加藤嘉一在专栏大声疾呼“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认为“此刻最重要的是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体制优势和指挥能力，战胜危机取决于开放的信息和坚韧的精神”。

然而，在日本对东京电力进行国有化改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战后日本以原地方电力公司为基础，组建各自独立的九大电力公司，采取发输配售一体化的电力体制，导致电力生产供应的地区垄断经营，但从日本全国看又是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诸侯，尤以关东和关西地区历来“不和”。

这个局面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电频不统一的国家。这与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国外引进不同电力设备有关。关东引进的是德国50赫兹的发电设备，而关西却从美国进口，自然是60赫兹。

日本政府无法统一全国电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电力公司的反对。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钟瑚解释：“电频标准不一样，实际上就是一种垄断。竞争方进不来，电力公司就可以划分势力范围。”

地区垄断的电力体制在此次救灾中广受诟病。虽然关西电力公司电力有剩余，可却因为彼此的频率不同，无法相互调剂。如果此次东电实施国有化，那么是否意味着其他电力公司也要进行国有化改造？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现阶段，日本政府的收入只有支出的60%左右，而政府国债已达到GDP的两倍。“日本政府背了这么多债，不可能再有能力收购东电。”旅日独立观察人士钟庆认为。

除此之外，东京电力国有化最大的阻力来自日本的政经体制。“毕竟日本的企业，各行各业都交叉在一起，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张浩川分析道。

“枝野幸男曾说要把东京电力国有化，结果遭到了经团联的反对，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提了”，张玉来说。

经团联是谁？为什么经团联一发话，枝野幸男就闭嘴了？

日本政经体制之惑

以几大财阀松散联合的经团联为纽带的日本社会网状权力结构，既成为日本奇迹曾经的体制优势，也成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体制梦魇——财界、政界都没有能力作出重大变革。

日本经团联全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是日本各大企业的联合会，代表着日本的财界，潜在地控制着日本政界，会长被称为“经济首相”，其实际地位甚至可能比首相还要重要。

通过交叉持股勾连成一体的日本财界，正是通过经团联这个“看得见的手”完成一体化，又通过经团联来沟通协调各自利益，分配政治捐款——“政治献金”，从而实现对政界的控制和影响。

历史上，经团联一直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以维护“自由的经济体制”。1993年，日本“55年体制”破灭，自民党结束了长达38年的统治。而经团联也同时宣布停止对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2004年，经团联恢复了“政治献金”，但改变了其做法。经团联不再向下属企业摊派“政治献金”，而是对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党政治表现和政策主张评分，向企业提出分析结果，引导企业捐献政治资金。

即使如此，经团联对于政界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巨大。日本人拥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从众心理，也强调“内外有别”的圈子文化。“在日本，入职不叫入职，是入社，意味着我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企业服务”，张浩川说。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经团联虽然不直接干涉下属企业，但其约束力却是无处不在的。钟庆告诉记者，“地震之后，关东地区受灾，很多企业缺少石油，无法运转。而经团联呼吁其他地区增产以支援灾区，关西地区立刻24小时运转（炼油）。”可见经团联对于日本企业的巨大号召力。

除了“政治献金”以外，经团联对于日本政府的巨大影响还体现在“选民”和“纳税”上。这同样与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有关。“日本的选举投票率其实非常低。”张浩川介绍，“日本人都不愿意投票。如果企业支持某个政党，号召员工去投票，那么有很大一部分员工的选择会和企业相同。至少企业能组织员工去投票。”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搬离日本本土，选择在海外开设工厂。造成日本企业“空洞化”的现象。没有企业的生产，意味着政府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现在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要把企业留下来。要不然你政府就没法经营了。所以经济界的势力很强大。”张玉来说。

在欧美，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渗透和控制都不是秘密。在美国，甚至衍生出了相关的游说公司。但是与美国不同，日本的利益集团只有一个，那就是经团联。

但是，在日本文化环境中，“经团联的约束无处不在，但却并没有超脱性和强制力。”钟庆说，主要大企业松散联合起来的经团联对企业缺乏法律强制力，也必须尊重各大财阀的利益，比经团联更弱势的政府就更无可奈何了。

这样，以几大财阀松散联合的经团联为纽带的日本社会网状权力结构，既成为日本奇迹曾经的体制优势，也成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体制梦魇——财界、政界都没有能力作出重大变革。

于是，东电公司背后的日本电力体制长期以来甚至连标准都不能统一，画地为牢，各自垄断，而受经团联影响控制的日本政客和政客们走马灯似的组成的“临时政府”更是无可奈何。

这种局面下，九大电力公司尽量避免其他人侵蚀自己的地盘，甚至借对方“出事”之机挖墙脚，鼓动与己相邻区域其他公司用户使用自己的供电，同时强力抵制不同公司电网间互联。

本次灾难中东京电力电网有近26%的电力缺口，仅能与中部电力系统通过三座变频站最多交换120万千瓦电力，与东北电力系统的联络线最多输送200万千瓦电力。由于网间联络线输送能力的约束，东京电力公司仅能获得100万千瓦区外电力支援，对缓解电力供应不足局面作用有限。

“日本是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化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彻底，政权缺乏整合力。”独立研究者任?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电网这样的天然垄断行业，与其被私人垄断不如被国家垄断，相对于日本九大电网企业各自为政的系统性损耗和风险，国家垄断的效率损失甚至可以忽略。

但在日本既定政经体制下，东电国有化依然“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