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这是一本探讨治理创新的专著，其作者是两位美国人：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的创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以及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的主编内森·加德尔斯。

本书的两位作者提出，当今的西方人不是生活在“工业民主社会”，而是生活在“消费者民主社会”，短视的治理原则让百姓和各国政府负债累累，党派斗争使政治进程瘫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富有决断力的领导层着眼于长远利益，果敢地推动国家迈向未来。不过，中国贤能精英的崛起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新兴中产阶级将要求增强政治参与度、政府问责制、打击腐败和建立法治社会。

21世纪，全球秩序的两大核心体制必须与多极世界相融合，各国社会愈发多元化，良政正面临挑战，本书分析东西方世界最优秀的治理实践。这些治理实践跨越一个个世纪，历经历史、文化环境的各种考验，如今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本书正是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的理论和实践读本。】

《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封面

二十国集团：没有皇帝的新衣

在二十国集团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范围内推进“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机制的同时，温家宝也指出，这一机构依然脆弱，亟待加强。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准备着去更加积极地适应相互依存的关系时，鲁里埃尔·卢比尼指出，风险主要来自“G0”的出现，而这是一种以冲突代替合作的机制。委员会在巴黎的会议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二十国集团批评为一具无能的尸体，将它称为“没有皇帝的新衣”，以此打趣每次峰会结束后各国领导人都会身穿当地服装合影的惯例。

“我们生活在一个‘零国集团’（G0）世界。”卢比尼说，“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或者有意成为推动国际议程的杠杆力量，这将导致国际舞台上围绕宏观经济调整、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政策和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的冲突愈演愈烈。”除此之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冲突也将越加激化。

卢比尼承认，尽管当前仍然缺乏共识，可以通过表达有关共同利益的观点应对突发危机，在此过程中打造共识，从而推动具体行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在近几年中观察到了欧盟内部的一种转变：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德国与法国在欧洲推行紧缩的经济调整方案方面，立场更加接近了。同样的推动力也会在二十国集团内发挥作用。

作为当前全球治理组织中最有成效的世贸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对卢比尼关于“零国集团”的观点有着相反理解。他认为，在现有的全球治理组织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作为“政府的集会”只具有“次级合法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如郑必坚的理论）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全球治理“更加贴近民众”，特别是借助社交网络技术，使“民众在欢聚一堂的气氛中共同生活”。无需多言，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单从设想上来看，未来是否会有“卫星上的文明”取代“大地上的文明”，并以此构建出共同身份，目前仍是一个大的问号。但是，人们对虚拟社群的热情和忠诚已经显示出这一图景或许可以成为现实。并且，实际上谷歌的施密特和科恩认为，这种与现实身份不相关的平行世界，正随着现实世界的多极化而在虚拟空间中崛起。这又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增加了一个维度。

当前的最大挑战是：当作为全球治理的执行机构的二十国集团被离心离德的倾向所困扰、而不是从无序走向团结时，还如何朝着“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任何超国家实体为获取最初的合法性，都必须根据全球的必要性，在地区特性、利益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正如我们在书中讨论的那样，21世纪可能将会同时变得越来越本地化和全球化。

这个历史赌注很大。

未来学家彼得·施瓦茨恰如其分地问道：2011年是否会更像1910年而不是195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随着美国地位的上升，为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依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在1910年，一系列根据利益而塑造的联盟，最终却跌跌撞撞地使世界在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体系的脆弱稳定被打破之后，使世界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也注意到，在历史上，任何新的全球治理的政权的确立，都是“胜者共识”的结果，二战后的美国及其盟友就是一个例证。他说，这一问题在今天，是“就的胜利者们即将失败，而哪些新兴经济体将会胜出。到那时，谁会属于郑必坚所期待的‘利益共同体’呢？谁会建立起新的秩序和组织通过国际公共物品呢？”卡多佐认为，二十国集团可能还没有“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做好准备。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5年之久。

而且，就像卡多佐、施罗德、拉米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在今天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不仅仅是国家-政府之间的事务，而且还关系着“次国家实体”——比如新兴的巨型城市群和全球民间社会。

本土的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扬针对当前挑战提出的答案是，全球性机构积累的“最高合法性”。“像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扮演的角色不应该仅仅是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还要致力于在国际层面插手各个国家关于改革的国内政策的讨论。它还应当为金融法规、跨国资本流动以及国际纾困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

换句话说，像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组织应该致力于国内制定的改革路线，考虑瞬息万变的各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和体制差异，趋向统一融合，而非仅仅盯着货币汇率的峰会、盈余或赤字指标或者是温室气体这些问题不放。这才是调和区域性和全球化矛盾之道。

拉扬认为，单单走二十国集团的峰会路线实际上将会导致鲁比尼警告的“零国集团”结果出现。

根据拉扬的观点，以中国为例，一条“率先走向和谐融合的国内改革路线”将意味着增加工资；提高家庭银行储蓄利率；改善卫生医疗和教育服务；提高公司税收以及降低能源、土地收入补贴；投资连接沿海和内陆贫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拉扬看来，对美国来说，一条率先走向融合的国内改革之路将会更加着力于打造美国劳动力的技能和教育以适应不断被创造出的新工作，而非死守着那些已被新兴技术和海外竞争淘汰了的旧工作不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衡量学生表现、评估教师技能以及提高学校的竞争力来提升教育水平。

拉扬认为，美国还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安抚工人，还要确保缓慢的经济复苏不会导致狂热和最终过度刺激旨在尽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消费。

尽管对全球性解决方案来说，“国内路线”可能在一些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效，但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埃内斯托·塞迪略却认为在峰会上通过协调各方政策来找寻解决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道路的做法是二十国集团的“试金石”。二十国集团应该为各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协调机制，而非仅仅指望国内政府承担起它们的责任。

他认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所实施的“同行评议”程序对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做出的贡献太少了。他将催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强大的监测能力，呼吁中国人民币贬值、美国控制愈发庞大的财政赤字、为减少持有储备金而在强化多边信用保障、重启多哈贸易回合谈判。

帕斯卡尔·拉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融合拉扬和塞迪略的观点，强调将全球化问题本土化，国家之间互相评议，加强监管，“违反任何国际规则都必须付出代价”。

为了解决全球性的相关问题，这些“集群”中的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考虑到。

拉米相信，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球治理因素的衔接体系，可以通过一个利用各自属性协同运转的三角形得到结构性的加强。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边是二十国集团，取代前身八国集团，提供政治领导、政策方向和连贯性，”拉米说。“三角形的第二个边是联合国，通过问责为全球合法性提供了框架支撑。第三边是内部成员驱动的国际组织，提供专业知识和专业化投入，制定规则、政策和计划。”

混合模式：峰会和网络

把这种分析考虑在内，于2012年5月聚集在墨西哥城的21世纪委员会为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共同利益提出了一种混合方案。（21世纪委员会被视为“影子20国集团”，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前领导人、世界级思想家，以及来自全世界社交网络媒体的著名“捣蛋鬼”们。）

第一，通过对破坏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平衡行为的严厉而独立的监视，峰会协议对于财政管理、双边资本流动和国际紧急救助意义重大。我们的建议包括，建立常设秘书处，执行和保证从峰会到峰会期间政策持续性，通过二十国集团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席这三驾马车组织起来，扩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加入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的诸多任务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考虑以新的方式来计算贸易量，这种新方式将会考虑当代生产的全球集散现状（例如iPad的生产制造）以及其对贸易和就业的影响。一个旨在缩小失衡问题的协调的全球政策必须基于共享客观的事实分析，否则它将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

第二，应促成建立一个连接国家和地方体系的网络来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增长——从基层“自主结盟”携手合作，启动全球变革。2012年5月在墨西哥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卡尔德龙总统提请关注“绿色增长”，带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全球性的“碳排放许可证的商品交易”创设了国家和地方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碳排放交易——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魁北克、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的某些省份。最终，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将鼓励其他司法管辖区陆续加入进来。

我们进一步讨论的理念是将R-20（或曰“二十地区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链接起来。二十地区集团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在任加州州长时建立的，它的成员包括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到韩国的京畿道政府，再到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其理念是，即使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进展受阻于全球治理或民族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级以下的地区仍然可以从上至下建立起一个“临界作用”。

除了向二十国集团建言献策，21世纪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来直接产生影响。一个例子就是根据郑必坚的说法，在全球经济的核心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鼓励外资的直接投入扭转中国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工作机会上的顺差——这样才能妥善地使得贸易和就业现状好转，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工作机会，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于2012年2月访问加利福尼亚时，加州州长杰瑞·布朗提议中国注资加州的9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和“快速建立、快速起效”式的经济特区，如加州中央山谷和河滨镇等就业机会较少的贫苦地区。

布朗这次的求助还有个有趣的历史掌故。上世纪80年代初，布朗曾访问广东省，当时他第一次担任州议员，接待他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是邓小平的挚友，他是当时中国在深圳实行“经济特区”的幕后功臣。当时，他却是在努力寻求美国的投资帮助！

21世纪委员会通过它和加州长期计划委员会的联系，以及和中投公司管理层以及郑必坚之间的关联，有能力促进这些项目的推进。

21世纪委员会等“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同各级政府和企业一起，可以有助于解决今天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分裂/融合和全球/本土之间的矛盾。上文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应用“下放权力、包容公民、决策分工”的有智慧的治理模式，可以帮助建立二十国集团所需的“首要合法性”，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另一条路则是权力真空、漂移和破坏性的冲突风险。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让当今世界接近1950年，而不是退回1910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