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第四章——《治理的新挑战：社交网络、巨型城市与生产能力的全球化离散》。作者为美国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以及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本文阐述了治理应如何应对社交网络带来的变化。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决策缺少协商机制，那就缺少了评估和妥协和过程，仅仅提高直接参与度和信息透明度的社交网络只能制造“愚蠢的暴民”。本书由观察者网独家翻译，现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全球化2.0时代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社交网络、大可敌国的巨型城市，以及基于技术、资本、科技的流动性而产生的全球生产环节的分散化。

社交网络

公民社会自从有了社交媒体，治理的游戏规则就改变了。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民主的演进都必须面对挑战，去平衡社交网络强劲的参与力量和治理者追求公益和长远利益所必需的政治权威。

马克•扎克博格（Mark Zuckerberg）在脸谱网站上市前致股东的公开信体现了隐蔽的力量转移，他说道：

我们希望改变人们与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关系。

我们相信建立工具来帮助人们分享，可以换来与政府间更加诚实和透明的对话，以此可以更直接地赋予人民权力，对官方施加更多的问责，对我们时代中一些重大问题能取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通过给予人民自由分享的力量，我们开始看到人们使自己的声音更广泛地被听到，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声音将从质和量上提升，从而难以忽视。假以时日，我们期待政府将对人们直接发起的议题和焦点更加重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人们只能从少数人控制的媒体间接获取信息。

随着“业余者时代”的降临，行业协会、中介、传统思维等一切坚固的东西而烟消云散了，这要归功与扎克伯格和其他硅谷出来的虚拟世界“红卫兵”们。新的权力声音的联结压倒了文化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且，正在塑造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谁剥削，谁被剥削？”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设定的著名问题，以此来定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分层社会的权力关系。“谁控制了谁？”推特（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用这个问题来定义当今社会，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的获取打破了以往“看门人”的控制和权威，“被看守者”获得了权力，这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透明。

正如多尔西所言，社交媒体网络如推特或者脸谱，其功用被他们的使用者们界定。卡琳娜•娜恩（Karine Nahon）提出，两者相互依赖共生共存，在开发者和用户之间创造了一种“模糊”的平衡，守门人和被看守者，这两者的角色是相互转换的。在最后，社交媒体中的看门人必须获得“被看守者的同意”。

同理，政府将自己的权利合法性归结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中国）或者“民主的产物”（西方），不得不遵从信息共享的透明化趋势，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强烈的反馈需求做出回应。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能明显地证明这一点，蓬勃而生的“网络监督”在近些年改变了公民与政党国家的平衡。《透明社会》的作者大卫•布恩（David Brin）称之为“辅助监督”，自下而上对于权力部门的监控，这些行动通过微博实践，每件案例，从毒奶粉到动车事故，到空气污染再到官员腐败，都在践行孙中山所称的“第五职权”（监察院），其矛头指向腐败和渎职分子。

中国的层级化选贤任能制度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制度，但是没有回馈机制能提供可靠的信息，政治体可能因此变得讯息阻塞乃至最终崩塌。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帮助解决了一个长年困扰当政者的问题——“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这乃是引起许多与基层脱节的朝代崩溃的根结。

李世默和杨荣文也已提出，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治理的有机部分。因为，共产党把它作为一种早期预警反馈仪器，用它来纠正政策，巩固为民办实事的合法性。共产党对民众的反馈和批评做出了有效的回应，因此政权稳固。

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是谁在控制谁？守门人还是被看护者？

其他人则没那么乐观。约翰•基恩（John Keane）是“监控式民主”概念的提出者，他提醒我们注意观察在中国形形色色的网络审查，包括定义敏感词，请那些言论过激的博主“喝茶”。

毫无疑问，以上两种对于中国现状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没人清楚未来走向。中国是个大的“培养皿”，谁也不知道最终结果。

19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说，如果没有一个列宁式的政党，群众就是无权无势的“散沙”。中国共产党继承列宁主义传统，深知葛兰西的权力论：没有人可以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话语。对于中共来说，维持列宁式政党的办法恰恰是打散群众。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中国越来越焦虑的强硬派们的普遍共识，他们从古代帝王的紫禁城和现代领导人工作起居的中南海高墙后窥视着这个信息时代。他们害怕失去秩序，怕一切都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嘈杂状态。对他们而言，推特和脸谱是“噪音制造者”。没有什么比推特上的“红卫兵”更让他们紧张。2011年中国预算中在“信息安全”方面的投入比军费开支还多。他们要确保两个在网上发泄的人不会在现实中的街头碰头。

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权力的钟摆”正在左右摇晃。这预示了在未来，如果出现操纵杆子的大手，钟摆的自然摇摆将会遭到阻挠。

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网民运动。发生在2011年底到2012年初的乌坎事件最为著名。村民抗议当地名义政府和开发商达成的不合理的土地交易，抗议行动一直闹到时任广东党委书记汪洋那里，抗议村民中的一个人担任了新的村支书。在这场前哨战中，网民竞相通过谷歌地图下载并分享了争议土地的卫星照片。

发生在2011年5月南京的抗议活动反映了目前仍不平衡的博弈关系。当地居民利用微博发言，并在市图书馆外抗议一项城市发展规划。为了给新的地铁线让路，该规划将砍掉南京著名的梧桐树。虽然最终市民们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该工程，城市当局还是建立了“绿色评委会”，其中有6名人民代表重新评估该规划，尽管除此之外的9名“专家”来自政府和承建公司。

社交媒体参与的力量不比开放社会走的更远。相对比主流媒体扮演的权力制衡的“第四极”，“民主监督”通过网络变成了“第五极”。

在日本，担心福岛核泄漏会影响宝宝健康的妈妈们在流行的社交网络平台米克西（Mixi）社区联系起来。

网络上“愤民”（Wutbürger）的出现，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现象。这群人的组成既不左、也不右，是一群无党派人士。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结集起来，保卫他们自身的权利，或者是为反对在他们的社区建立核工厂、或是铁路线、飞机场等等。

2011年6月，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性，意大利人首次集合起来，他们驱车参加公投，反对将自来水系统私有化，以及反对核工厂的修建。“我参与了推特上发起的召集运动，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固有观点”一位参与公投的民众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意大利的政治不再只出现在电视上。”

2011年5月底，西班牙爆发了类似的“愤怒”活动，占领马德里的太阳门，这座门在西班牙就相当于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参加的人主要被社交媒体驱动，既不左、也不右，这次由青年发起的运动主要针对主流政党精英对失业危机置若罔闻的态度。

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匿名推特用户穆迦哈德（Mutjahadid）通过定期公布一批王室腐败交易让国家毫无颜面。反对国家推出的禁止妇女开车新规的抗议也在推特上得到广泛支持。

识时务的各国政府正在做出应变。

2011年5月在法国召开八国峰会，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向“21世纪委员会”做了报告。谷歌的艾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提出，如果开放成为通则，网络将使政府不得不对于民众做出更多交代，人民也将不断提高自我管理国家的能力。“让政府公开所有数据，”正如他提出的，将对公众更加有利。进一步来说，“云计算”将使得建立一个新层次的政府服务指日可待，因为所有人可以从中获取数据信息。

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写道：

信息就是力量。它赋予人们书写的力量，给他们以工具，来对抗政客和官僚，使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判断。它促使专家们互相监督，企业家们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卡梅伦提到了英国政府新的透明工程。2011年，英国政府公布了街头犯罪地图，显示犯罪发生的准确时间地点，政府官网在公布1小时之内得到了1800万次点击。该网站还公布了公立学校和医疗系统的教师和医生的评估数据。

传统治理或将无以为继，但信息反馈和尽职尽责并不总是一回事儿。“一方面必须回应公共意见中的需求，”前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说，“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政治议程，我们就必须经受公众的焦虑情绪，民众的反应往往不加思索、千头万绪。”

他同时还说：

他们（民众）没政党或工会那么有组织性，但他们对于现实的变化总有应对，他们以碎片化的和更加松散的方式运作，政治领导必须引导政治转变，公众在多重不同的诉求中可能随时改变主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对更自发、更活跃和更多变的公众，政治领袖如何完成中长期计划。

治理

由“业余者”们塑造成神通广大的社交网络，这个想法虽然诱人，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如同美国建国者们的警惕，不要用无视一切体制约束、没有任何阅历和专业知识的暴民来交换君主制。国父们作为受到启蒙教育的一代人将“冷静的头脑”加入到协商机构（代议制立法机关、非竞选产生的参议院、最高法院），这些机构的职能范围在公权力和直接民主的两极之间。他们如此设立的用意就是避免多数人的保证，同时也避免由毫无实际经验或蒙昧不化的人管理国家。

正如我们在本书屡屡提及的一样，一人一票民主竞选制度在今天陷入了危机，因为个人投票多在寻求个人短期的利益，未经协商机构的考量（这些机构的职权已大不如前），而这些利益诉求不构成社会长期、公共利益的诉求。“零售的理性”到了票箱里马上就被“批发的疯狂”所淹没。

在加利福尼亚，这变得再显而易见不过，直接民主的践行，国父们创立的联合宪法条款在此变质，结果是——再引用一遍先前的例子——州政府如今在监狱上的花费比教育还高。

业余者获得权力，以及我们称之为“狐狸大众”的掌权，他们与精英对立，通过社交媒体抗拒国家机构，形成了最直接的民主。“通过信息共享来转变问题，”大卫•布恩（David Brin）说：“美国当下的文化战争是两派民粹主义——反自由主义文化和反‘反小圈子’专家文化。”于是，互联网上满是“纽伦堡审判庭”。

没有分权制衡，网络给予直接民主力量，其对良政的作用破坏大于建设。

多年前，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米切雷斯（Giannide Michelis）论及“媒体统治”造就了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崛起，他说，西方需要一位“信息时代的孟德斯鸠”。他提出：

在他们的宪法里，美国国父们懂得，好的治理必须避免直接的民意和民粹主义情绪。如果长期的公共利益，如环境保护和人权，不能制衡消费者的直接利益或种族主义者的狭隘心里，那么，未经调和的公众意见将摧毁民主自身。

聪明的暴民

当社交网络介入时——例如我们在埃及和突尼斯看到的——义愤填膺的群众行动起来推翻了当局。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建立共识的手段，为符合长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治理者树立合法性。

大卫•布恩（David Brin）指出的：“推特和脸谱对于简单的意见集聚是有好处的，并能对这些问题给与解决。但是如果进入到一个启蒙进程，想把事态带入一个理性协商和解决问题的进程，就会导致思路纷杂，难以一致。”

今天民主的管理危机是从“缺乏协商”导致的，协商非常必要，可以确保民主产生于集体智慧的决定，而非愚蠢的党派政治。

如果决策缺少协商机制，那就缺少了评估和妥协的过程，仅仅提高直接参与度和信息透明度的社交网络只能制造“愚蠢的暴民”。

将“愚蠢的暴民”转变为“聪明的群众”是社交媒体时代良政的要诀。

将协商机制引入到网络空间，提高非正规机构获取信息的能力，让其分析、组织讨论、模型分析、比较不同的结果，协商出“对最大多数人有利”的结论——这些也许会帮助形成聪明的群众（他们的数量将以数百万计），而非现在的愚蠢暴民。

从我们能看见的协商机制的调研经验来看——从加州到中国，从日本到欧洲——政治精英一般走向极端化，这在美国最为明显，政治家通常表现得极端，因为他们需要一开始就动员起边缘人群支持自己。

如果根据科学的采样方法，按照象征性代表的原理选区一些公民，提供非政治化的空间，或者说“善意之岛”，防止操纵选举的“煽动行业”入侵，吸纳专家们的交锋意见，那么共识是可以产生的。

通过科学的样本将200到500个人集合起来（这不像2400年前，雅典随机抽选出来500人），这只是协商机制的第一步。斯坦福大学成功开展了线上研讨会——16万人实际参与了并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这一实例暗示了实践的广阔空间。

编辑与治理

中立、客观、有质量的信息是协商机制的基础。

这里我们同样遇到了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化和极端化问题。正如民主社会中主要政治主要驱动力的边缘化，由金钱操控获得注意力，使得有质量的信息被有利可图的市场所攫取，这些讯息被编辑贩售，博主们只说跟自己利益攸关的事，人们只从看见的信息里挑选，信息失去了交互性。

收藏、展览信息——将思想、知识分门别类，形成联结的网络——接近于协商机制的治理。

灵活的选贤任能机制

布恩设想了一种基于“流动的、实实在在的、当下立见的”声誉评估的机制，以取代论资排辈。鉴于社交网络和共享知识持续地挑战精英和论资排辈，可能在未来会出现一种“灵活的选贤任能机制”，基于声誉和表现而晋升或贬黜。这种新的选贤任能机制或能取代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以更为自律的方式择优录取。更有可能的是，有活力的外围人才圈，依然需要一个有责任心的专家团队。

“灵活的选贤任能机制”相对应的是其他社交理论学家称之为“流动的精英”，即通过不断变化的“钟摆似的权力轮替”将领导者在“看门人”和“被看护者”之间转换。只要这些精英有政绩，那就有合法性。若非如此，人民将寻找其他替代的人选。

如果缺少了协商机制，这种权力转换的加速机制会加大短期的、一时的消费者民主的危害。推特凭借实时信息击溃信任和敬畏感，却很难重建这一切。人为扭转时局和长远规划都会被“快速搞定”回应政策，以及媒体中商业利益驱动鼓动群众而塑造成的短暂的意见领袖所冲散。

共同话语与破碎的网络：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埃及和突尼斯的“脸谱青年”的经验，让他们觉得利益相关的不是真实的联系，而是基于真正社会和经济利益产生的“共同话语”。如果说社交媒体在塑造用户，真正对用户起作用的是话语。社交网络也许是智能的，但它本身不具备合法性。

当然，执政者的表现必须符合共同话语的标准，否则就会丧失权威和合法性。但共享信息，以及共享话语，是让民众默默等待政策实现长期利益的基础表现。

如果在特定的阶段，“灵光一现的话语”形成，并将不同见解带入，其他的诉求者形成阵营走上街头，这就不是简单的“风水轮流转”。共享的世界观形成主导力，用统一的思路把群众团结起来，规定政治议程的内容。这是埃及的伊斯兰政党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崇尚自由思想的脸谱网站所缺乏的。

在脸谱网站和政党之间寻找平衡

好的治理，需要社交网络参与力量和政府管理建立的共同话语的平衡。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曾经指出社交媒体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然而“脸谱必须受到党的制衡”。当然，把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党需要受到脸谱的制衡。

“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曾经说过，人类应对变化有两种方式：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个体发生是有组织的，受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央机构控制。而种系发生是演化的，如同自我组织的细菌，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见，但可以对自然环境做出反应。

这种关系导致了既竞争又共生的关系。政治权威是个体发生，赛博空间则是种系发生。良政和健康的人类社会仰赖于这些进程如何平衡。

有时需要一个机构来做平衡。来源于民众的权威并不总是好事。它对创新和抗议有益，但却对治理有害。

基于自私的理性，由业余人士或者“不知名的专家”组成的网络社会可以自治，这种观点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幻想。而实际上，恰恰是各自为政的金融专家制造了华尔街危机。解决危机最终还是要靠“喝醉酒的山姆大叔”——老派的美国政府。

我们贯穿全书的建议是，提倡一种“混合”的治理模式，吸纳多元的参与者，建立有权威、有能力的层级化体制，塑造共识和反馈机制，对政府进行良性的问责。

一句话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治理体系的平衡与否取决于具体环境。给与了平衡的如此系统操作的政府是否能够运转要看当时的条件。成功只能产生于对的土壤。一人一票制正如选贤任能制度一样，一定要因地制宜。

公司的内部治理亦是如此。当谷歌只有500名创新研发部门员工时，它需要的治理结构是合作和学术化。当员工达到50000名、市场覆盖世界时，谷歌为了保证效率，必须建立更多的层级化官僚体制。不过，创新部门始终要有自己的空间，否则就会失去效率。

简而言之，治理结构是一个开放的操作系统，其原则是“适者生存”。

[美]尼格拉斯·伯格鲁恩、内森·加德尔斯：《智慧治理》，朱新伟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