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学院最近一份调查显示：香港人最重视的并非这一两年终日诉诸媒体的“民主”，而是“秩序”和“自由”（见观察者网5月9日新闻：香港调查称半数港人看重社会秩序胜过民主）。根据报道，视“社会秩序比民主重要”者占49.8%，而视“民主比社会秩序重要”者只占33.7%；认为“社会秩序比言论自由重要”者占45.6%，持反意见者占41.0%，此两项由于统计数字过于接近，“其实在统计上是没有分别的”。这种调查结果，可以看成香港数十年来的政治面貌的注脚：“有自由，没民主”。

在港英统治下，香港本来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总督由英国委派、在香港全权在握自不消说，连立法局也是由官方任命的，因而整个政治架构中，根本没有容许一般市民参与的一点空隙。当时的生活，也远不如后来的自由：在最初华洋甚至不可相杂，界石处处，华人不可妄越雷池进入洋人居住区。凡此种种，老一辈香港人都记忆犹新。

香港成为“有自由，没民主”的地方，大抵上始于1967“反英抗暴”之后。随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资本主义不得不向手下的人民妥协，港英在这个大潮流中，也大搞福利，在基层推廉政，开放舆论。

到了80年代，香港跳过了产业升级，直接从轻工业跃上金融地产的浪尖，为了给西方资金服务，各种各样的自由和法治也应得到发展，可以说是经济的驱使（就像过去的深圳、现在的前海那样，要发展就得更宽松）；中英联合声明尘埃落定，英国反而不必再担心政权是否稳固的问题，自由的尺度也就更大。

然而，政治上的“民主”一直没有开放。区议会1982年开始选举，当时的官守议员、当然议员和委任议员在489席之中合共占了357席，所谓的“民选议席”已无关大局，何况区议会面向地区事务，和政局没有直接关系。至于立法局，在1992年才举行首届直选，地区直选议席尚不及一半。立法局回归后改称立法会，逐渐发展至今，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持平，且在功能组别中加入5个全市直选产生的“超级区议员”席位；区议会更将在下一届全面直选。可以说，香港是在回归之后才更加民主化的。

政府支持者在Facebook上的藐视工人阶级言论

所以，如今五十而知天命的香港人，他们心中的天命就是香港只有自由，没有民主，而他们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发展模式。他们的童年是香港的“血汗工厂”阶段，社会福利刚刚起步，所以生活窘迫；到了长大成人、刚刚投身社会的时候，恰碰上70、80年代经济起飞的跑道，其中绝大多数都能走进人生的上升轨；到了1998年金融危机，不少人摔到谷底，却因为过去也熬过苦日子，反而可以振作。在过去的30年，这一批饱经社会起跌的香港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贯穿他们人生的，是港英70、80年代才推行的“法治”，是“自由经济”，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香港发展的基石。这也就是文章一开始提到的调查之中的“秩序”的含义。无怪乎，他们重视秩序和自由多于民主了。

在香港近年的政治化社会中，他们多数是支持政府的力量。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却又和新政府的大方向疏离。他们支持政府，是因为反感反对派在“捣乱”，而“乱”是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他们的人生中，“法律”和“经济规律”主宰一切。正如在2003年的大游行中，当他们还是青壮年时，以十万人计的大游行像嘉年华一样和平理性；到了2005年香港的WTO部长级会议，韩国农民排出竹杆方阵冲警察，他们观之愕然摇头，一点都不像今日的社运青年般视韩农为榜样；到了最近的工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公然表示支持资方，说自由经济就是这样的了，工人受不了就应该自觉卷席铺另谋高就云云。

在他们心中，“法治”是一切的先决条件，然而他们不理解：香港一直以来的“法治”意味资产阶级法权。很明显，梁振英政府有意压抑大资本垄断，寻找产业转型的道路。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是真理，可是他们却一边说支持政府，一边死抱自由经济教条，以为只要不乱，按照旧法子，香港就能回复生机。

这就是香港的困境：香港不能乱，但也绝不可以一成不变，政府需要集结民间的支持打击资本的垄断力量，可是支持者却和时代脱节，观念陈旧，以为只要不乱就好；进步的左翼青年却被反对派“去中国化”洗脑，把社会问题扭曲成民族问题，丝毫没有建设性只会捣乱。我们可以简单的画出下面这样的坐标：

当然，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打酱油”的，这个商业气氛浓厚、人文气息薄弱的城市，一般人不会太在政治之类的话题上花太多心思。然而，如果现在的支持者一而再的“帮倒忙”，真正关心社会的进步青年却被骑劫，那么这些中间派也是要极力去争取和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