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需要重组吗？

1975年，法国学者米歇尔·克罗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日本学者绵贯让治合作给三边委员会撰写了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欧洲、北美、日本的民主统治能力面临困境：对民主的挑战日渐增多，对民主政府的要求不断增加，而民主政府的能力却止步不前。今天看来，他们所分析的对欧美国家的挑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回应，反倒可以说在不断深化。

第一个挑战来自外部的环境挑战。二战后，先是二战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欧美列强在共产主义挑战下不得不放弃殖民体系，被迫将工业化与殖民体系脱钩，因此开始“去工业化”。然后又受到以东亚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严重挑战，国家的物质实力开始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延续了四十年的“高税收、高福利、高开支、低增长”社会治理模式，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与社会老龄化加剧相结合，催生了近十年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社会治安危机，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社会趋势的变化。具体包括，对抗型知识分子长期坚持反垄断资本主义，挑战年龄、职位、地位、专长、声望、才智意义上的权威，削弱了政府正当性。社会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重视工作、热心公益转向重视个人满足、闲暇和物质的、知识的和审美的自我完善，这些后工业化社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很可能在经济衰退、资源短缺、移民竞争冲击下瓦解。欧美的核心价值观也受到挑战，性别、阶级、宗教信仰、年龄或教育因素削弱了血统、人种的传统影响力，“逆向种族主义”兴起，导致无法实现“真正的公民平等”；双语政策挑战英语、法语、德语的主体语言地位，导致了事实上的“教育种族隔离”，白人担心水平低的移民子女挤进主流学校；多元文化对核心文化的挑战：多元主义实质上反欧洲文明、反西方，造成了欧美的国家认同危机；欧美社会内部逐渐形成对伊斯兰世界的心理不安全感。

第三个挑战是内在的政治困境。在欧洲，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的分离，导致政治体系走向僵化。在美国，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指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恰恰成为其政治衰败的根源。这具体表现为：精英或当权者借助优势操纵政治规则，对精英权力的制约却名不副实。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不平等，赢家希望把财富转换成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扭曲公共政策获得特殊豁免和好处，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台，立法程序支离破碎；还说服国会代理人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让行政部门在做独立判断和常识决策时备受约束。

因此，整个政治体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并开启了恶性循环：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导致对政府的更多法律制约，降低了政府质量和效率。同样的不信任，导致国会经常对行政部门颁发相互矛盾的任务，要么无法实现，要么无法执行，这两个过程导致官僚机构的自主性下降，反过来又造就僵化、受规则约束、毫无创造力和朝三暮四的政府。而法院和立法机构攫取了行政部门的职能，法院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变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作为结果，法院希望极力扩张自己自己的政府职能，制定政策的终身任职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选的，过程又零零碎碎、高度专业化，所以也是不透明的。所促成的程序不确定、程序复杂、冗余、缺乏定局、交易成本高。诉讼机会大增，让公共政策的质量付出巨大代价。总而言之，在利益集团政治推动下，19世纪的家族制在21世纪以政治依附主义的形式复活了。在某些方面，21世纪的美国回到了19世纪的“法院和政党治国”。

这三大挑战构成了特朗普当选的大背景，也导致其把重组美国作为政纲的重心。特朗普以“反身份政治”的姿态当选，他领导下的政府能否直面阶级政治，能否重建“信念政治”的光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讨论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重组，以及如果不是这样，特朗普政府能否重组美国。

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重组？

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重组？这姑且可从政治体系重组、政党重组和社会重组三个层面讨论。首先，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政治体系重组？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特朗普当选或许意味着美国政治近百年来的一个新现象：从“商人干政”转向“商人执政”，从利益集团选派代理人影响政治到利益集团抛弃代理人直接决策，从而有可能将福山所说的“政治依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可以说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重组。在这个进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反民主的能动主义角色。2010年，在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赋予公司法人与自然人同等的用金钱影响选举的权利，这种“公司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成为特朗普当选所代表的美国政治体系重组的一大肇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特朗普当选是“金权政治”在美国全面复辟的产物。

特朗普具有多重政党身份、多次转换，他对希拉里的政纲并不陌生。

其次，特朗普当选是否意味着政党重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美国重要的政党重组通常与关键选举有关。大概28至30年发生一次，比如1800，1828，1860，1898，1932，1968。那么，2016年是否意味着美国再次出现了政党重组？特朗普本人具有多重政党身份、多次转换，从改革党到民主党，再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因此他对希拉里的政纲并不陌生。但特朗普的竞选延续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分歧和政策分歧，政党重组的迹象并不明显。

再次，是否意味着社会重组？特朗普当选得益于1968年所形成的美国两党选民基础的重组，即共和党代表中下层白人，民主党代表各种少数群体。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并不是孤立的，他抓住了中下层白人的被剥夺感及其对移民、尤其是伊斯兰移民的不安全感，抓住了中产白人主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建立了中上层白人与中下层白人的临时选举联合。但他能否启动、触发新的社会重组，仍有待观察。

特朗普政府能否推动美国的重组？

如果不能仅仅从特朗普当选推断美国的重组，那就需要考虑特朗普政府能否推动美国的重组，这又要先看特朗普有没有权威、有没有能力。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权威。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县一级，特朗普获得了绝大多数县的支持，凸显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农业内陆地区之间的分歧。在州一级，共和党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州长职位。在联邦层面，共和党既掌握了总统职位，在国会参众两院都成为多数党，又手握最高法院空缺填补机会。特朗普肯定会提名一个保守主义者填补空缺，从而让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据多数，在将来的重要判决中形成有利格局。共和党的全面胜利，初步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事实上的一党专政状态”，这也许是特朗普政府刚开始执政就推出引发了巨大争议的七国移民禁令的原因。

但是，美国并没有为特朗普这样一个毫无直接政治经验的商人当选总统做好准备，包括法律的准备和总统行政机制运行的准备。基辛格曾经指出，特朗普表面看来是一个华盛顿政治圈的局外人，他作为商人的做生意的能力不同于政治家的能力，做生意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博弈，不同于国际政治的多次博弈、反复博弈。但是，一次性博弈契合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

在国内政治层面，为了阻止美国政治的衰败，福山近年来建议减少民主化改革，减少参与与透明，在现行分权体系中削减否决点，或者引入等级权威更强的议会机制。这些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然不可能实现，但能否在特朗普政府手中变成现实，也是个未知数。特朗普希望保持与利益集团的距离，不过，他也许只是离与自己相对的自由派的利益集团稍远点而已。他本人就是利益集团政治的产物，并且深谙利益集团政治之“道”，无论是他希望、还是别人希望他能彻底改变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机制，都可能过于浪漫主义。

在对外政策层面，特朗普又有什么选择呢？亨廷顿曾提醒美国人，面对国家实力的下降，面对国家认同的危机，面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远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世界的美国”、“美国的世界”或者“美国人的美国”，分别对应于世界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他还指出，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他进一步追问，在民族命运的塑造过程中，究竟是经济压倒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经济？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 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这些问题已经在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国内外政策走向，也必将影响特朗普政府重组美国的可能性。

如果说，作为黑人的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多元主义政治进步的顶点，那就也可以说，作为白人的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有待复兴的核心文化对多元主义的一次成功的战略反攻，意味着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义事业和信念激情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也即美国的“信念政治”达到了顶点。六十年前，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亨廷顿说保守主义没有自己的理想，冷战时代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自由主义，乃至只有保守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共同的对手、敌人的消失，保守主义越来越走向“信念政治”，自由主义越来越走向“身份政治”，二者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二者又共同试图弥合、掩盖或消解阶级政治。

要言之，“信念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力量的攻守易位、此消彼长，将决定性地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影响重组美国的可能性。具体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信念政治”对“身份政治”的胜利。特朗普政府能否整合共和党内异己力量，弥合两党分歧，驾驭国会政治，进而形成可以执行的内外政策。比如，让美国经济“去虚向实”，并限制利益集团政治，调节人口种族结构的演化速度，阻止2050年美国种族结构出现白人与其他人种平分秋色的“亨廷顿拐点”，以及避免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虚耗国力等等，将决定其美国能否重组。特朗普及其政府要想实现这个目标，究竟是靠机遇命运，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亦或赤裸裸的暴力强制，尚未可知，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发表于2017年02月11日《中国经营报》，发表时有所改动。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