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向读者展示一种典型的病句形式——对同一个连接副词的反复使用——所带来的阅读上的不适感：

2013年，安倍首相终于成功地废掉了日本银行白姓总裁，换上了愿意与首相官邸配合的黑姓总裁，开始推行富于浓厚的首相个人色彩的货币财政政策，载明了2%的通胀目标，并开始了双倍速印刷日圆之路；

然而，当时就有分析者怀疑这种追随美国QE的货币政策是否真的符合日本的实际，因为日本的经济问题既不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的市场资金流动问题，日本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利用美元地位来向外转移损失；

然而，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确在宏观上表现出了一股不错的景气气象，股市上升，出口有显著增长，大城市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出现了一个值得媒体报道的小高潮，作为工薪阶层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大企业职工的年终奖金取得喜人增长；

然而，在“安倍经济学”被部分舆论作为专治各种不服的居家必备良药进行推介的时候，“蠢货经济学”（两个概念的日语“アベノミクス”和“アホノミクス”只相差一个字）一词也悄然兴起，并荣登2013年的社会流行语之列；

然而，尽管有一些分析机构和日本国内草根舆论的联手唱衰，已经成功统合了执政党和官僚力量、主导了政治决策的安倍首相仍然成功落实了消费税上涨政策——从此穷留学生们最爱的105元物品就随风而去了——并凭借消费税上涨前国民的一波突击消费，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极其喜人；

然而，在群众储存完过冬的食物后，消费税的上涨又为第二季度GDP年化季率实现5年来最大跌幅的7.1%立下了汗马功劳，日元贬值尽管刺激了出口，却增加了进口成本，贸易赤字的扩大就在常理之内，不过最近美欧俄激突带来的政治性油价下降也许一定程度上能缓和日本的困难；

然而，这“一时的挫折”并没有特别动摇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这里面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大家对这上上下下的感受已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也因为短期的经济波动更多是受偶然因素影响，乐观的分析者倾向于认为还需要多花几年来观察安倍经济学的时效，毕竟同样以领导人为名的“里根经济学”的积极效果美国人也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而，根据10月18日和19日共同社的电话调查，安倍的支持率已从上任时的高于70%降到48.1%，比9月下降6.8个百分点，同时有84.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切身感受到经济景气的恢复；

然而，目前应该没有人会相信下跌的民众支持率会对安倍首相的行动自由造成什么影响，内阁明星成员连连爆出丑闻也不会，首相曾表示想要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后再退役，虽然应该是开玩笑的，但却又真实得令人不由得打个寒战。

安倍经济学导致一连串的转折

这一连串的转折，既是“安倍经济学”效果起起落落的时间顺序，更是“两个日本”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主导其中一个“日本”的，是已经顺利掌控议程设置和政治决策过程的“首相官邸”，以及无祖国的资本；而组成另一个“日本”的，则是“84.8%”这个数字所象征的没有切身感觉到景气恢复，已经承受了8%消费税正在反对将消费税进一步提升到10%的人群。前者着眼“未来”，高呼如果不进行实质的“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就不过是行为艺术；后者还想要维持“过去”，即日本令世人艳羡的全民“中产”的荣光。

在全球化盛会达沃斯论坛上，安倍宣称自己已打破了“某些改革永远不可能进行”的观念，并对未来的世界做出如下关于“大刀阔斧的深层次改革”的承诺：从现在起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时，完全开放本国电力市场，实现彻底的全球化自由竞争；取消已存在40多年的稻米生产调控系统，向私人部门全面开放稻米生产活动；调整公司税法，将公司税下降2.4个百分点；改革劳动力市场，淘汰“老的产业”，从中解放劳动力；推动女性就业，到2020年时促成30%的领导岗位由女性担任。首相表示，“人们现在更有活力，更乐观，日本正迎来新的黎明，而不是黄昏”。

安倍首相揭示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就是甩掉“包袱”，简单说就是战后形成的再分配机制，包括组织化的企业、对农业的保护措施，以及家庭结构，这样新产业可以大步前行，政府财政也可以轻松愉快。可是至少二战之后，在地球人的道德伦理中，经济发展需要伴随经济民主，否则发展就没有意义。从经济民主的角度出发，再分配尽管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但本质上却独立于纯粹的经济增长追求，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价值。增长与分配并重，是地球人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到的血的教训。

例如，日本政府最初在推行中小企业政策时，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就是要照顾在工业发展中居于明显劣势的中小企业的从业者。这个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看有可能“拖累”经济发展的决定，后来却构成了日本“技术立国”的坚实基础。广泛分散于全国的中小企业主能够敏锐地把握市场的变化，又在不断地生产实践中孕育出技术革新，从而使得日本顺利地赶上了战后的制造业转移和技术革新。

中小企业体系的经济成功逐渐使人们淡忘了它原本是为公平分配而生，当经济增长点转移到信息产业、（据说是下一波革命核心的）生物产业这一类高度依赖理论和资金的领域时，“中小企业”就和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一样，成为了阻碍“活力”的原罪，而退休金本该是对其“像蚂蚁一样工作”的年轻时代的对等回报。“安倍经济学”起初的良好设想——我们先假设这个设想不是骗人的——是增加企业的利润，进而稳定就业和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但至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收入鸿沟，以及企业的利润会不会真的被用于提升工薪收入这个目的，似乎就没有什么好的保障机制了。

有一种还算是比较有认同度的说法，即解释为什么西欧国家的经济民主程度高于美国，答曰美国没有封建制的历史，政治精英（领主）也就没有照顾领民的传统。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顺利地实现近代化，又正是基于与西欧近似的封建制度，而又因为从未经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这种封建领主与领民的共同体就转变为民主制下的议员与选民的关系。议员不持有鲜明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服务于所属地方的特殊利益，扮演着向上传达需求和向下输送利益的角色；行业组织也表现出类似的作用。这一从现代伦理上看来似乎颇为腐朽的结构，却又是“公平的繁荣”的保证。也可能是这种隐含在基因里的乡土情感般的连带心理，使得日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战后左翼的经济民主思想。

现在安倍的政策被认为是一种“美国化”，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教旨、决策上的强人政治，加上对外政策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样真的好吗？事实上，回顾英美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强力人物推动的结构性改革的后果，都难说是光明的。英国且不须说了，“里根经济学”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为个人计算机经济的飞跃做好了结构准备，但是，毕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永恒的哲（tai）学（gang）命题，万一没有个人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呢？再说了，“99%”思想的出现和《21世纪资本论》的畅销又是怎么回事？

然而，我们旁观者可以喝完茶认真思考这些麻烦的问题，但是留给安倍首相装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2015年的春季地方选举已经悄悄地邻近，可内阁和执政党的支持率还是在安详地下降中。尽管目前的在野党看起来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而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看起来也已偃旗息鼓，可是这些都不妨碍首相作为政客的敏锐直觉与反应力。一直诚心配合首相的通胀与贬值政策的央行行长立刻被卖了一次，10月上旬，央行16年以来首次暂停决议，因国会紧急传唤黑田东彦行长解释日本贬值问题。在行长强调贬值对日本经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安倍首相在其他场合毅然表示，日元贬值有利有弊，其导致的进口成本上涨损害了家庭和小公司的利益。结合再次提高消费税计划的延后，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了首相至少是暂时摒弃了其经济政策，在考虑选举结束之前将政策重点从提高经济效率和企业利润转向收入再分配。

也是蛮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