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潘妮妮】

【内容提要】

前不久，北大毕业的UP主和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对谈，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有观众私信我说，老师你作为女性，你在日本留过学，你还是北大毕业的。你是不是也该来谈谈这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真女权”？

说老实话，其实我有点为难。严格来说，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女性主义理论，而且我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当然我就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是“真女权”。

但是我看网上的讨论，很多人在介绍上野千鹤子的时候提到，她是现代日本女性主义的代表。那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上野千鹤子她们这一代日本女性主义者成名之前，日本的女性主义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众所周知，日本传统上的男尊女卑问题很严重，女性受压迫越严重，那么关于女性权利的思想就肯定觉醒得很早。只是说之前日本关于女性，讨论的重点不是今天像上野千鹤子她们讨论的那种女性主义，而是“女性解放”。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1980年代之前的女性主义的内容。

日本最早的女性主义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诞生了。

明治时期的女性主义，本质上是追求女性的参政权等政治权利。这个时期，日本正在追求现代化，百废待兴，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为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贡献力量。这里面当然也有女性，也想发挥国家的主人翁精神。

这个时代的女权运动家一般出身背景不错，受到了现代启蒙主义教育，同时有机会结识一些男性政治运动人士。所以她们不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小，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应该为社会发展承担责任。

比如当时有个著名女权运动先驱，叫岸田俊子。她出生在京都一个和服制造商家庭。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关西的商人家庭为了家业和强强联合，一般都很重视女儿的培养。而和服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他们既和市井三教九流打交道，又可以接触各种上流人士。所以岸田接受了不错的教育，在15岁的时候，就经人介绍，当了宫廷的女秘书，给皇后讲汉学。但是这个小姑娘相当地愤青，这里愤青不是贬义词，她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到很忧愤，又觉得宫廷的生活非常地压抑，于是就辞职到日本各地去游历。

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一些自由民权运动人士。自由民权运动的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追求在日本开设议会，限制明治政府官僚的权力。岸田于是就参与进去，开始做街头政治演讲，写媒体评论，以及开设面向女性的学校。

岸田的女权主义思想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日本现在要建设文明自由的国家，就必须要改变糟糕的风俗。而我们日本最糟糕的风俗就是男尊女卑，把男性尊为老爷和主人，把女性视为婢女和仆人。人世间是由男、女组成的，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她就用这样的一种道理，号召日本女性和男性一样去参与政治运动，争取自己的权利。

影视剧资料图

岸田俊子这样的女性，在当时被日本人称为“女杰”或者“女丈夫”。中国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给自己取个号叫“鉴湖女侠”，也是受到日本这种“女杰”风的影响。

当然这些早期的日本女性活动家自己也面对一些问题，就是她们觉得国家要发展，那么男性和女性的革命者肯定要团结在一起，但是在一起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这些女性活动家又能够切身地感受到，部分的男性活动家的确存在着歧视女性的行为。比如大家在一起争论问题的时候，就说女人不理性啊，或者说不要和女人一般见识啊，或者有一些骚扰行为。

岸田俊子当时也很直接地开喷说，你们这些民权运动家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想要改革社会，促进人类进步的人，为什么在男女同权问题上还是这么迂腐呢？但是那个时候的女权活动家大多数选择了妥协，因为对她们来说，参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是最重要的。

到了大正时期，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了，至少城市地区已经发达了。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还有工作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所以女权主义的思路从高端政治进入了广大妇女的日常生活。女权主义的内容随之发生改变。

举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挺有趣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出现了一种观点——要为妇女生育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观点我们今天听起来一点都不新鲜了。不过当时在日本引起了一段争论。

著名的女性作家与谢野晶子当时认为，女性不要接受任何的国家经济援助。她的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女性面临的困难要比男性大得多，所以女性必须做好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的准备。她还认为，要培养女性彻底摆脱依赖主义，就应该既不依赖男性也不依赖国家。所以她主张说，如果女性不能够保证男女之间可以通过共同劳动来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就不应该结婚生子。与谢野说，她同意国家应该制定一些特殊政策，保护那些因为不幸而不得不提出保护要求的妇女。但同时她又认为这会造成依赖心理。

当然，与谢野晶子这些看法在当时属于是小众观点。大多数人还是同意国家应该给女性提供援助。不过理由是比较多样化的。

比如另一个女权运动家平塚雷鸟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保护母亲的主张是否是依赖主义》。平塚在这篇文章中，先是讨论了私生子的问题，认为私生子和母亲会遭遇很多困难，所以国家有必要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平塚还认为说，妇女从成为母亲开始，她的身份就从一个个体转变为社会、国家性的存在，所以国家必须保护母亲，这就是保护全社会的幸福和人类的将来。

一名母亲带着两名孩子从街头经过。新华社记者  黄晓勇  摄

而另外两个女性作家，山川菊荣和山田若也，选了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妇女并不是在依赖国家，国家对妇女生育的补贴，其实是对妇女家务劳动的正当补偿。她们主张把母亲的身份也看作是一种工作，妇女因为养育子女而接受国家补助，不是对国家的依赖，而是妇女赢得的权利。

说这一段不是想讨论谁对谁错，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历史上，尽管日本的女权思想是从欧洲来的，但它也不是完全照着欧洲的步伐走，而是基于日本自己的情况，会有一些的内部争论。争论其实很正常，说明大家都还挺有活力的。

大正时代之后就是军国主义时代的女性思想了。这个时期，女性主义运动是非常低潮、沉寂的。而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日本的女性运动就到了第二个高潮期。

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也挺有日本特色的。各阶层的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都很积极地参与进来。这个原因就是1970年代的反战运动——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反对日本政府给美国打辅助。日本那个时候的反战运动很注意同居民社区结合，所以就有很多家庭主妇的参与，而且美国在越南的恶心行为里面，最有冲击力的，当然就是对越南女性的迫害，还有对儿童的残害。看到这些，家庭主妇的情感很自然就调动起来了。所以反越战运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摇篮。

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在1969年到1972年之间，日本政府整了个活，它在修改《优生保护法》。1948年日本的《优生保护法》版本里，规定了几种女性可以人工流产的情况，包括有精神或者遗传性疾病，因为性暴力胁迫导致怀孕，或者是经济上的原因，都是可以的。但是在1972年的版本里，就规定不得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进行人工流产。但是在当时的实践中，其实这种状况是最多的。所以这就引发了女性的集体反对，感觉女性的身体被政府控制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斗争了好几年。最后这个法律没有通过。

以上的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日本女性主义的方向就渐渐的发生变化了。在1975年之前，包括前面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女性主义主要追求在物质层面实现“女性解放”，就是反对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制度中对女性的排斥，争取不同性别平等的社会“权利”。但是1975年之后，日本女性主义就转向开辟一种更高维度的、更理论化的“女性学”，要建立一种属于“女性”视角的“人”的定义。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性活动家和作家，叫田中美津。她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投向女性解放的个人观点》，就表明自己很讨厌“女性解放”这个词，因为她觉得“女性解放一词有着明显的让人讨厌的印象。一说到这个词，就会使人想起举着标语牌游行的主妇联合会的大婶们。而这又让我们想起明治以来女性解放的女斗士们不男不女的，带有歇斯底里色彩的形象” 。

另外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江原由美子就说，“以前的女性解放的思路是，女性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而这个人其实就是男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与此相反，就是要通过总体的步伐，把女性解放从这种框框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女性解放。”

在中国最著名的日本女性主义者，就是上野千鹤子也说过，“直到战后70年代为止，在日本即使有女人的运动也不是女性解放。”

总结起来，就是她们认为，之前的女性运动，都不过是自由民权运动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附属物，这些都是属于男性的解放运动，而不是女性的解放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日本的女性主义理论非常发达，当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运动还停留在追求平等权利这个层面的时候，日本的女性主义作家已经在思考更加深刻的问题，而且还广泛地影响了欧美的学术界。但是另一方面，在实践方面，就要稍微差一些了——可能不是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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