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宏观政策有变，稳增长开始放在显著重要的位置：2月29日，央行祭出降准大招，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此前二三线城市放宽房贷政策。万众期待的两会，又会如何定调2016年中国经济宏观政策？

两会召开前夕，观察者网在上海浦东采访了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当天屈宏斌刚刚参加完G20上海峰会。在金融圈从业20多年的屈宏斌，深深的纹路刻在眉宇之间，似乎显示，他是那种一直对中国经济忧心忡忡的学者。

事实上相反，屈宏斌说，如果今年供需两端政策双管齐下，三季度中国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去年以来，屈宏斌一直在呼吁，当前中国应该“提升劳动生产率及技术，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坚定工业化道路不动摇，而非过早向服务业转型” 。

他也曾在去年6月份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提出，要避免和确保不从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正道上脱轨。因为当时的经济态势是，出口需求不好，工业增长乏力，但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这被主流舆论解释为调结构的目标和成果。

经济形势仍然未变，但2016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出现积极动向。屈宏斌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及财政部长楼继伟在G20峰会上的所言的“稳健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扩大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等新说法，表示欢迎。这些表态曾被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解读为，2016两会中国经济宏观政策的定调。

屈宏斌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中一再强调，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重视供给侧改革，不可偏废需求侧。采访完仅隔一天，2月29日，央行宣布降准。

在采访中，屈宏斌也回应了人们对宽松货币政策刚刚启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即出现疯长的担忧。他说，房地产的新动向值得重视，但我们要关注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力求在解决实体经济困难和防止资产价格上涨，之间寻找平衡。

此外，屈宏斌还提出了一揽子供需两端发力的政策建议。他认为，如果这些政策得到落实，三季度中国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以下是采访全文

稳增长仍需一揽子政策发力

观察者网：周小川2月26日在G20上海峰会的记者会上刚提到“稳健略偏宽松”的说法，29日就推出了降准政策。您怎么看？

屈宏斌：央行的降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并为财政扩张提供支持，但稳增长仍需一揽子措施(货币，财政宽松及各项改革)共同发力。

观察者网：大家也注意到了，1月份信贷数据上涨得比较快，M2同比增速升至19月以来最高点。去年学界一直呼吁应该放松信贷加大刺激政策，从今年G20上海峰会期间周小川和楼继伟的讲话来看，2016年稳增长已经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复旦的张军教授解读，G20上周小川和楼继伟的表态，为这次两会政府报告对今年的政策定了调，你怎么看？

屈宏斌：首先，综合目前的各种因素，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全球最近最新的经济形势，包括你刚才提的G20对经济形势最新的判断，基本上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而且金融市场近期的波动过度，那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经济还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具体一点比如说，外围因素，一方面随着美国加息周期开启，国际资本从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流出的趋势在进一步显现，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还不一致，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的需求还很乏力，这表现为，我们的出口在2015年达到多年以来的新低。我们一月份出口负增长的幅度还在加大，达到-6.6%。

一方面有资本流出，另一方面出口增速下滑、下降的幅度也在增大。这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全球经济的环境，比我们过去几个月的形势更加严峻。

另一方面，国内来看，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在增大，这是不争的事实。2015年GDP增速虽然全年在6.9%，但是四季度和三季度相比，增速放缓的趋势还在，并没有止跌回稳。

而且这是基于2014年11月份以来六次降息和五次降准（不包括2月29日最新一次的降准）的背景下的增速，这说明，我们经济下行的风险比想象中或大家预计的要大。

目前中央提出了总的基调是，从供需两端着力，要保持经济增幅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对立， 也不可替代

观察者网：去年习大大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舆论一度聚焦供给侧，认为以往过于注重需求侧，现在仅靠刺激总需求，效果已经不明显了。所以现在要强调中长期的供给侧，你是怎么理解的？

屈宏斌：去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提法，媒体和舆论很关注“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去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就细化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觉得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新提法，舆论在聚焦供给侧的时候，就容易厚此薄彼。

我想强调的是，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我们需要的最佳选择就是，供需两侧的政策要双管齐下，不可偏废，这两边都需要有。

因为我们的总需求的确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这种下行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国际市场，这种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忽视需求侧管理。

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两个也不可替代。

为什么说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辅相成的呢？“供给侧改革”它主要是解决供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这个主要是为未来中长期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奠定一个基础。

如果潜在增长率下来了，再刺激需求，我估计也不能保证未来中长期的增长。防止潜在增长率下降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进行。同时，为了推动供给侧改革，也需要短期的需求增长，将经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如果经济下行得过猛、过快，反而会不利于供给侧改革。

因为，有的供给侧改革有紧缩性效应，一味强调过供给侧改革，而需求侧没有跟上，经济下行风险就会加剧，反而会出现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比如经济硬着陆，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反而难以推进。

所以，还是当初李克强总理的提法，改革、调结构，会为稳增长增添后劲，稳增长会为调结构创造有利条件。套用这句话就是，供给侧改革会为短期的经济增长增添后劲，但是需求管理会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关注一线房价 但更要考虑当前主要矛盾

观察者网：那么，当前经济形势下，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应该重点要做点什么？

屈宏斌：首先我刚才说了这两个之间不对立，两个要双管齐下，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有通缩的压力，这要求大家不能忽视需求侧改革。那么怎么做？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货币政策，我觉得仍然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尤其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支持的空间。

具体来讲，不仅仅是降息降准，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流动性管理的措施，比如说短期中期的借贷便利条件、公开市场操作等。同时还可以通过扩大债券市场，让债券市场在整个融资的结构中占比提高，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这些都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下降有利，因为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

通过汇率贬值去稳增长，我们认为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政策选项之一。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是全球经济需求乏力，在需求不好的情况下用贬值去刺激出口，这种效果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那么理想。

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汇率政策会牵涉到全球经济，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而且我们又是G20主席国。

不过这没关系，就货币政策而言，其他国家利率已经降到零了，量化宽松已经做了好几轮了，而中国传统的降息降准的空间还是有的。况且现在通胀无忧，通缩的压力还在不断显现。

观察者网：一线房地产已经开始疯涨了，我们的降准降息，会不会加大资产泡沫？而且降准降息也会加大货币贬值的压力。

屈宏斌：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虽然强调精准，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完美调控。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做。

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在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上，这是我们宏观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2月29日央视节目中的购房者称：上海房价8个月涨500万， 干30年不如买房来钱快

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涨起来了，值得关注，但是还是要关注主要矛盾。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在解决实体经济困难和防止资产泡沫膨胀之间做到平衡。

我为什么强调要让债券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债券市场可以更有效的吸收流动性。比如降准之后，新增的流动性，可以通过政府发市政债，去支持地铁建设项目。避免流动性在金融体系里，自我循环。

这些都值得改善，不是说我们担心资产价格上涨，就不能降准了。

我们在讨论经济政策的时候，尽量用一些客观的评价，避免用带有褒贬意义的词。国内货币宽松政策、财政刺激政策都有点被妖魔化了。把货币宽松比作放水，给它贴上标签，人们就觉得降准降息，就是不好的政策。

政策没有好坏，它是中性的。就好像是工具箱里面的，有大起子和小起子。不能说小起子好，大起子就不好。

古今中外的货币政策，就是逆周期调整总需求的一个政策工具，它的本份就是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紧一点，加加息，纾解一下流动性。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信心不足、预期不足的时候，放松货币，促进需求保持平稳的经济走势。

此外，有人担心，降准降息也会加大货币贬值的压力。我认为对此也不必多虑，因为对于资本的外流，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政策和措施来应对，比如最近的一些临时管制。

如果我们能在稳增长方面更加果断一些，包括降息降准及时出台，这会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各界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大家信心上去了，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就会变小，降低货币贬值的预期。

经济不景气 是做公共投资的最好时机

观察者网：除了货币政策，我们还应该有其他政策选项。

屈宏斌：对，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是很有必要的，但光依赖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需要综合性的配套政策。

在需求管理方面，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有条件地增加。中央的文件以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几次讲话，都提到了，今年的财政赤字会有所增加。

此外，财政政策在降低企业的成本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除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外，还有比如减税费，这条可能更为迫切和关键；比如适当地减少五险一金，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缓解企业困境，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加信心。我认为这是我们未来政策的一个着力点。

第二个着力点在于补短板方面，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我们一些民生工程，比如说城市地铁、地下网管、雾霾治理、水清洁项目等，我们有很多短板和空间需要去弥补，这些政策都是需要公共投资来完成的。

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企业普遍盈利不好、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而且这些都是早晚要做的民生工程，而且还有利于当前的需求管理，有利于将经济维持在稳定合理的区间，同时增加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我们建成小康社会。

比如说雾霾治理，对于小康社会来说就是一个短板。

观察者网：你提到这么多的短板，财政政策的支持要加大力度，钱从哪里来，地方债务问题又是另一个让人担忧的话题。

屈宏斌：的确，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库存的压力，以及地方债务压力。要让地方政府增加有效供给、补短板，就要给它们以更市场化、更透明化方式去融资的渠道。

不仅仅是目前的债务置换，因为置换只是调整已有的债务结构而已。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再给地方政府一些空间，让它们有能力去支持这些项目，我想这方面至关重要。

而且我们目前储蓄率还比较高，在工业投资需求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应该适当增加地方融资发债，让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事公共项目的建设。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如果说等经济好了，再去做这些，就会出现挤出效应，成本就会上去。

我想强调的是，在需求管理方面，除了货币政策外，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政策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我们的财政赤字仅仅2%左右，而且地方政策的债务规模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当然我们地方的财政支持，需要更加透明化、市场化。未来，要继续推进基建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减少基建投资中的跑冒滴漏。

另一个和财政有关、和供给侧改革去库存有关的政策，既属于供给侧改革、又能起到拉动需求作用的是：如何将农民工市民化，和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里面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指望农民工通过自己购房去“去库存”，这是不现实的。

观察者网：安徽等地已经出了相关政策，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去城市买房。

屈宏斌：这个不现实。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这个购买力。如果通过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办法，就业又不能得到保障，会比较危险。

一个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考虑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房的覆盖范围之内，这就需要结合财政、通过财政上的适当融资来解决。

在目前有房屋库存的情况下，政府以成本价或折让价去购买这些卖不掉的库存，然后将其转化为廉价的公租房，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当然，这就涉及到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是要通过财政政策了。

这些政策可以解决库存问题，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并推动城镇化。还有就是户籍改革，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做，这个时间点比较好，可以增加有效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要解决城镇化、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通过政府廉租房是一个必然选择，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方面需要有一些详细的举措。

总结来看，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减税费、增加公共投资，以及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等结合起来，做得好，我们就能够使经济保持在合理向好的区间，缓解通缩压力，同时能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也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条件。

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发力，这些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经济会重新走上中高速增长轨道。从当下的政策信号来看，我们估计，三季度中国经济有望见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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