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获奖，评论家批评，原是文坛常态。但近日网上偶遇著名批评家许纪霖批评莫言的文章《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读之下，大感异常。公允地说，这种批评，已经越过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边界，而指向作家的品行人格；且以对莫言的人格冠以“分裂”、“病态”之类的侮谩，而变成了另一种“触及灵魂”的大字报。

许纪霖先生在《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文中对莫言的批评，细究起根据来，主要有莫言的两件“政治行为”：一是莫言去年在微博上发表了两句“追捧重庆”的打油诗，一是莫言今年参与了手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的那一段”。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其它“‘平庸的恶’之帮闲”的确切罪证。平心而论，莫言“歌颂重庆”确实难免政治媚俗的嫌疑。但若能以平常心分析莫言的那两句打油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恐怕也算不上一种多么严重的政治恶行：就算歌颂“唱红”错了，能说歌颂“打黑”也错了吗？而“举国翘首望重庆”的理由，不就是由于“唱红打黑声势隆”吗？如果能对当今市民百姓对黑恶势力的普遍痛恨之情有一些理解，则莫氏这两句打油诗，为什么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对底层民声的朴实表达呢？若说莫言是借这样两句打油诗去向某种政治势力邀宠，是一种政治媚俗的话，那么一年之后的今天，流行的政治俗又是什么？在今天这种政治流俗之中，深挖细找别人一年前的两句网络打油诗，许纪霖先生恐怕也难脱政治媚俗的嫌疑……何况就是两句文人信口而诌的打油诗，实在上升不到“人格分裂”的高度。

至于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此举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分析一下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出于敷衍体制的职务行为；二是出于莫言本人对“讲话”思想的认可，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许纪霖先生认为，前者虽可抵制，但犹能原谅。我的看法与许纪霖先生正好相反：若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能抵制却媚俗，足证莫言之俗俗不可耐。而后一种原因，恰恰是今天最值得讨论的文学命题：作家究竟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这是一个旧命题，且是一个大命题，更是一个当今文坛最该讨论的命题。这篇短评不尝试作深入探讨。但“政治”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坏词。作家写作出版，既是个人行为又是社会行为——就其社会行为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达、一种政治追求，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对与错是一个问题，作家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是另一个问题。许纪霖先生在对莫言的批评中，将政治立场与体制完全等同起来，笼统斥之为“世俗”、“邪恶”、“平庸的恶”，不仅是一种概念混乱，而且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批评”——在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认为最可宝贵、最值得推崇的“反体制”立场，算不算一种政治取向、是不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站在一种政治立场上——不是去批评他人的政治立场错误、而是去指摘对方有政治立场，这是不道德的。

在另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说：“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抛开这种批评的“诛心”之嫌不去论，仅就许纪霖先生把“道德”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本身，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文学家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反体制是一种政治道德，附庸体制也是一种政治道德；他为社会提供一种健康的、有益的精神食粮是一种政治道德，他向社会传播一种邪恶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也是一种政治道德。所以与其把“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倒不如说：不存在什么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善的德性”，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的文学家道德。

抛开全部的观点之争，文学批评也好获奖事件评论也好，都理应把对象确定在评论对象本身，而不必去深挖细查一些个人行为细节，把矛头对准个人的某些政治媚俗行为，借用批评对象自嘲的文字来施以“孙子，懦夫，可怜虫”这种漫画式的形象丑化，更不应该以此对批评对象的人格作出“分裂”、“病态”一类的侮谩——这样的风气，难道不正与许纪霖先生文中深深担忧“文革复辟”的心愿完全背道而驰吗？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奖给《檀香刑》和《丰乳肥臀》的作者，而不是为了奖给一个名字叫“管谟业”或者“莫言”的中国人。而这个作者除了会在人前吃喝之外，肯定也会在人后拉撒。与其津津有味于他的“拉撒”，不如把兴趣和目光放在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上。

莫言的获奖，特别是由此而来的久热不衰的媒体狂欢，确实大有可批评之处。我对许纪霖先生《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中的一句话极其赞同：“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扭曲心态。”我以为，许纪霖先生此一语，堪为这场诺贝尔狂欢以来最具独立精神也最深刻的评论。不幸的是我们总会看到，最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往往是一群自名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作“华夏之外皆蛮夷”的狂妄呓语，但我们能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就看作一个文学奖、而不是一个瞬间能让十三亿神州尽尧舜的神话？没有“诺贝尔”的时候，司马迁、李白、鲁迅就在那里；有了“诺贝尔”而不得的时候，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仍在那里；今天获得了“诺贝尔”的时候，文学价值高于莫言作品的作家作品不仅在那里，而且大大地在那里——琢磨中国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她的大。

但中国之大的伟大，不仅在于她的疆域大、人口大，出现伟大的可能性大，也在于她的胸怀大、气度大。而不是像今天的媒体和部分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奥运会诺贝尔、诺贝尔奥运会……好像世界上没有个奥运会没有个诺贝尔，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一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文学奖项，但它所代表的也只是某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据此判处中国文学死刑或者救中国文学的命。何况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萨特就已经明白地说了：“诺贝尔奖客观上成了一项授予西方作家和东方背叛者的荣誉。”（萨特《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我们不因为莫言获奖就推论说他是“东方的背叛者”，但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诺贝尔”来论证中国文学的伟大、论证中国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样：“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趣味彰显品位，这个话题实在是乏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