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今，中国国家档案馆连续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和船木健次郎的战犯罪行自供。这三人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中角色各异，从中将师团长到大佐联队长不一而足，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却命运相同——都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和改造，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见证者和说明人。

这几人在中国的作战生涯，从“剿共作战”到“奴役居民”，恰好构成了抗日战争残酷而惨烈的“治安战”的各个部分。笔者仅以这几人服役的部队经历，简述八年抗战中“治安战”的方方面面。

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

陈旧而全新的治安战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凭借精良残暴的军队和蓄谋已久的战争计划，日本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占据了中国东部的大片领土，将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正面抗日力量驱逐到中国的西南方向，随后由于兵力物资的不足，日军暂停了大规模进攻，转而开始加强关东军，为可能的“北进”作战积蓄力量。

然而很快，日本就陷入了占领区一种全新形式的战争形态——治安战中。从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在中国地区的作战部队就一直在增加。1937年，日军在中国共驻扎21个师团，1938年则增至32个师团，1939年继续增加到34个师团，1940年猛增为38个……而牵制这些部队的，就是中国各地兴起的各种游击队和游击战争。

战后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华北治安战》

这种战争形态在华北地区最为剧烈，日军也长期在华北保持中国地区1/3的兵力进行各种围剿作战。在战后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直言这“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并对其战争形态进行了如下描述：

华北的治安战，是一场在战线的形状、战斗力的构成、作战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战争。而且，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华北本身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加以其它方面战局的影响，使华北局势更加陷入动乱多变之中。

这三名战犯的战争生涯，便主要是在以华北地区为核心的中国战场度过的。

七拼八凑的三流部队

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和船木健次郎都出生于19世纪末期，参加日本军队数十年，也都属于日军精锐。不过也许出乎大部分国人的意料，在中国战区的治安战场上，对中国军民犯下滔天罪行，造成中国军队巨大伤亡的敌人，大多数在日本军队中却算不上精锐，很多甚至只能算作“三流部队”。

日本战犯长岛勤

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适应中国战场的情况和不断扩大的战争，日军在原有17个师团的基础之上迅速扩编。限于国内兵力、装备的不足，扩编的新部队被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等级：甲种师团：又称挽马师团，辖2旅团（每旅团2个步兵联队），工、骑、炮、镏各一联队，共8个联队，加上一师团部、两旅团部的非战斗人员共28200人。

 

 

乙种师团：又称驮马师团，由于后期马匹不足，在甲种师团的标准上压缩了骑兵联队，改为大队（个别不设骑兵）。辖2旅团（每旅团2个步兵联队），工、炮、镏各一联队，共7个联队，加上一师团部、两旅团部的非战斗人员共24400人。

丙种师团：由混成旅团扩编，辖3个步兵联队，工、炮各一联队，一般有5个联队，加上师团部的非战斗人员约15500人。

丁种师团：也是由混成旅团扩编，只辖3个步兵联队，其他兵种只有大队或中队编制，约11000人。由于机动灵活，主要用于扫荡八路军的华北根据地。

独立混成旅团：与师团一样是独立的战略单位，一般有2-3个步兵联队，其他兵种的人数比丁种师团还少，大约有6000-8000人。承担辅助的战略任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又编组了两旅团制师团。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旅团辖四个步兵大队、步兵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与一个机枪中队（八挺重机枪）。师团无炮兵、仅直辖工兵队、辎重队与通讯队，总人数为11980人。这种简编师团同样被归为丙种师团。

战犯佐佐真之助曾服役的22师团就是1938年成立的一个所谓“三单位师团”的丙种师团，长岛勤服役的第59师团则是没有炮兵部队的两旅团制的丙种师团。

以第59师团为例，该部于1942年2月2日在济南编成后，就将总部设置于该市，接续其前身独立混成第10旅团的任务，继续负责济南附近地区的警备和治安维持任务。同年6月上旬，在新泰、莱芜县东部山地，之后在馆陶县地区进行“讨伐作战”。同年8月，以部分兵力进行第1次、第4次鲁中作战。同年11月中旬起参加第4次鲁东作战；1943年1月，军直辖部队参加济南东北地区的八路军包围作战。同年4月起参加春季太行作战，济南章邱地区作战，“衣剿共作战”等治安强化作战。 同年7月中旬参加十八夏（日本昭和纪年）太行作战，11月中旬又以一部兵力参加十八秋鲁中作战；1944年1月下旬，该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作战，同年3月下旬至8月中旬进行“衣剿共”八号～十一号作战……

不难看出，除了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外，这支日军全部的作战就只有治安战一类内容。

这两支部队在日军序列里都被定义为“治安师团”。顾名思义，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占领地的安全和警备任务。由于缺乏炮兵，他们并不擅长进攻有坚固阵地设防的国民党正规军，而主要被用于进行占领区的各种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和“讨伐”运动——说白了，就是仗着军队数量优势围剿华北的游击区武装力量。

比起这些治安师团，守备步兵联队的实际战斗力更差。船木健次郎所在的步兵守备大队常年驻扎在河北宛平县周围。按照编制，应该属于关东军某个独立守备队。这些守备队除了几个步兵大队就只有一个作业队，装备的等级甚至不如丙类师团。正如船木健次郎回忆的：“关于使用毒瓦斯。没有发给我大队毒瓦斯，但是发过赤筒。我想时期是在1942年。旅团兵器部发给时，大队兵器系军官对我说明赤筒是属于毒瓦斯的范围内的。发给赤筒数量不记得了，我想是大队平均分配给各中队了。至于各中队如何使用了详细的事情记不清了。”

正是这种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够精锐的杂牌部队，在一次次的“剿共”作战中残忍杀害中国军民，劫掠和破坏中国军民的财物，甚至用化学武器残杀中国军民，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穷途末路

到了1945年，随着日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日军对进行所谓“本土决战”的作战部队的需求也陡然增加。此时，不论是伤亡不小的残军败将，还是先前只能捡软柿子捏的“治安师团”或者游手好闲的“守备大队”都被军部动员起来，拼凑一些部队后，这些部队堂而皇之地转为所谓主力师团，准备为必然灭亡的日本帝国殉葬。

佐佐真之助曾服役的第22师团在1945年被日军调往南方防止法国殖民政府叛变，之后被投入缅甸战役与中国远征军在充满瘴气和毒虫的热带雨林里拼命；长岛勤服役的第59师团则在加强了几门迫击炮后被调往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在该地区进行警备和阵地构筑；佐佐真之助后来还当上了第39师团师团长，这个建制都不完整的师团最终在吉林省四平的防御作战发生前被通知二战结束，为构筑阵地抵御苏军而进行的防卫体制整备也就这样成了战争的最后记忆。至于船木健次郎，他的联队也被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师团，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面对美苏强大的军队，日军这些杂牌师团只有死路一条。

从横行一时到灰飞烟灭，这些“治安师团”最终的寿命只有区区数年，而他们深陷中国战场又迟迟不能取胜的原因，也许用《华北治安战》的一段结语最为合适：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主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