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马雪）

前段时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微博上说看一本小说“差点把自个儿看哭了”。

这部名为《蹦极》的小说，豆瓣评分8.7，首部以中国外交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中国外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外交天团”收获了大批粉丝。银幕之外，日常中的中国外交官到底是什么样？外交官是怎么炼成的？在这部小说里，可以一窥一二。

赵立坚在微博上推荐《蹦极》

作者杨优明（笔名卢山）的身份也很特别，前驻赞比亚、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有37年的外交官生涯。

看到赵立坚在微博上推荐，杨优明大使觉得“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他一定是在书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才有这样的感慨。”

外交官有光鲜的一面，也有艰苦的一面，但这艰苦的一面圈外人不了解，这部小说打开了圈内圈外沟通的渠道，“无论是外交前辈还是新生代外交官都很兴奋。就像你憋了很多话，一直没有途径说出来，现在终于说出来了。”

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杨大使也讲述了一些中国外交官们真实经历过的惊心动魄：坐装甲车去递交国书、参加国际会议中毒遇害、二十年后体检才发现肺部有颗子弹……“除了军人之外，离枪炮声最近的就是外交官了。”

谈到小说名字时，杨优明大使说，“外交工作充满风险，充满不确定性。就像站在蹦极台上，你面对的是不可知的风险。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跳下去。”

除了危险，外交官也面临着各种诱惑和考验。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外交部也有人下海挣钱。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当时就说了句，“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杨大使觉得，外交官的精神本质是牺牲精神。牺牲精神从何而来？最根本的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如果连对国家的忠诚都没有，那肯定不会有牺牲精神，也就不配当外交官，因为很有可能跑到别人那里去。

如今，中国外交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于有志于外交工作的青年人，杨大使期待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需要新一代来接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接班，而是需要一个升级加强版的接班。”

杨优明大使

“除了军人，离枪炮声最近的就是外交官了”

观察者网：外交官写小说是件新鲜事。您能聊聊这本小说的起因和过程吗？

杨优明：外交官写小说，确实是件新事。起因就是我当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的时候，兼着外交史学会秘书长，要编审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刊登很多外交官的回忆文章。我负责审稿，看了之后很有感触，觉得都是很好的素材，就想着以后有空了，要把这些素材利用起来，写成小说。

差不多是同时，老前辈们开始提出来，希望能有反映外交题材的小说出现。他们以前写了很多传记、回忆录、诗歌，报告文学也有，都是纪实的，叫得上名的小说还没有。他们觉得纪实的方法不够了，想要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和外交官生活，就得写小说。小说是文学的宝塔尖，纪实文学永远达不到小说所能产生的影响力。

我想《蹦极》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来的。写作比较零碎。初稿写完了，搁了好几年，退休后改了第二稿，网络连载时改第三稿。

写作是个痛苦的过程。主要是没有写过。以前都是写报告，写讲话稿，现在要写小说，写作模式需要转换，从公文写作转到小说写作。另外，还有两个难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怎么写才能够吸引读者。

观察者网：现在豆瓣评分8.7，很多读者留言分享读后感，大部分都是年轻读者。您有注意读者的反馈吗？

杨优明：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高分，也没有想到书会受到如此热烈欢迎，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欢迎。大家评论大多很正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大概是这本书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外交官生活，打动了他们。其实，外交官生活当中艰苦的一面一直客观存在着，圈外的人不了解。圈内的人一直在说，外交官的生活有艰苦的一面，这在很多的回忆文章都可以读到。圈里圈外的沟通渠道没有打开。这部小说某种意义上打开了这一渠道。

这本书出版后，外交圈反响热烈，无论是外交前辈还是新生代外交官都很兴奋，他们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我们终于有了一本以长篇小说形式反映外交官生活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你憋了很多话，却一直没有途径说出来，现在终于说了出来。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在别人看来或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外交圈的人来看，《蹦极》的出现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外交这个题材在文学上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

观察者网：小说名《蹦极》有什么含义？

杨优明：书名叫《蹦极》有其偶然性，开始书名叫《一个人的大使馆》，不满意。有一天散步突然想到何不用“蹦极”做书名，更能反映外交的本质。读者开始也不理解，都问为什么叫蹦极，读了书，理解了，都说好。所以也有其必然性。外交工作充满风险，充满不确定性，有些可以预判，有些根本无法预判。就像站在蹦极台上，你面对的是不可知的风险。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跳下去。

一个人建馆的真实故事，《蹦极》的灵感来源：1990年吴钟华代办在使馆楼前升起国旗。

观察者网：小说开篇就是钟良遭遇“生死时刻”，很有冲击力。您能讲讲现实中我国外交官遭遇过的危险吗？

杨优明：外交官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我在书中说，除了军人之外，离枪炮声最近的就是外交官了。书中的钟良有很多历险故事。现实生活中的外交官也经常在历险。

小说中提到下毒的故事，可以去看一下前副外长周南的回忆录，里面提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不仅下毒，我们也有人因为喝了毒不幸去世。

最近发生的好几件事情在不断印证这一说法，比如阿富汗发生的战乱，在非洲几个国家发生的几次政变。在这些情况下，使馆处在一线，要了解情况，掌握事态的发展变化，要保护自己和所有中国公民。你不能躲在使馆里，要冒枪林弹雨，冒着危险去给中国公民提供保护。这次阿富汗撤侨，是使馆组织的。这样的撤侨以前有过好几次，比如利比亚，也门，历史上非洲有过很多次。

孙必干大使在伊拉克战乱中履行使命

战乱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要维持。冒着战火在使馆坚持工作，有很多故事。最经典的是有大使坐装甲车去递交国书。

因为战乱，你还要坚持跟这个国家发展关系，还要派大使。大使到了驻在国，只有递交国书才能正式履行职责。你要递交国书，但外面正打仗怎么办，就派个装甲车接你去递交国书。

疾病的风险更是经常遇到。疟疾、登革热、霍乱。只要在热带国家呆过，基本上都会碰到，虽然我本人没感染过，但同事有感染过。

你可能会说这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有危险，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碰上过炭疽病。把炭疽放在邮件里，收到邮件后就感染炭疽病。我们使馆当然也很重视，当时在使馆院子里设了一个小屋，专门有几个人穿着防护服，先过他们这道关，然后再发给各个部门。在美国枪击案也经常发生，华盛顿也不例外。

2001年11月，在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医学研究实验室，实验室研究人员拿着一封写给参议员莱希的炭疽信件。

现在全世界都面临新冠病毒的威胁。我很为我们驻外的外交官担心。他们现在就面临新冠病毒的威胁。他们身在国外，没有国内安全，很容易染病。希望他们平安。

观察者网：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是讲比钟良小二十岁的一个同事，遇到驻在国政变耳朵中枪，二十年后体检出现肺部阴影，复查竟然是一颗子弹。你能讲讲这事吗？

杨优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符华强。是我的同事，和我同岁，也是上海人。

上次《蹦极》举行首发式时，前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大使也提到了这个故事。我们三个都曾在一个西欧司六处待过。聊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看他的耳朵，被子弹打穿，留下一下豁口。他用手比划，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没命了。

他是1980年代初在乍得工作，遇上战乱，在使馆的院子里被流弹击中，一下子被打趴在地。他起来后浑身是血，到法国人开的医院医治，说只是耳朵受伤，打了破伤风，包扎好，就撤到我们驻邻国的使馆。

2003年，例行检查身体，说你肺上怎么有个阴影，去医院复查，发现是颗步枪子弹，动手术取了出来。当时只知耳朵挨了一枪，没想到后背也挨了一枪。

这样算来，这颗子弹在他的肺里藏了二十多年。

符华强大使拿着潜伏在他身体23年的子弹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观察者网：赵立坚在微博上说看《蹦极》“差点儿看哭了”，他有和您交流吗？

杨优明：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赵立坚的面，虽然在一个外交部。他在微博上推荐《蹦极》，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好像还在当当留了言，说读了这本书让他想起了在巴基斯坦八年的生活。我想他一定是在书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才有这样的感慨。

外交官独自一人出国常驻，自己要有牺牲精神，留给家人很多的缺失。这种缺失有的情况下能够弥补，有的就弥补不回来，成了遗憾。这是许多外交官共同的感受。所以，朱邦造大使说，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讲的是一个群体。因为许多故事和感受都是共同的，相通的。

我在书中写到钟良父亲去世，没有能完成父子间两代人面对面的交接。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朱邦造大使经历过。他父亲去世正好赶上他在国外常驻，脱不开身，回不了家送老父亲最后一程。他得到消息后，谁也不说，把悲痛藏在心里，独自默默承受。

观察者网：网上有一个梗，叫《国际孤独等级表》，把孤独分成了10级。如果拿这个作为参照，您觉得一个人建馆大概会是多少级？小说里您写道“孤独两个字最贴切地概括了外交的本质特点”，您能具体说说外交官的孤独吗？

杨优明：哈，钟良的孤独远超过这些级别。一个人短时间的独处那是最简单的孤独。外交官的孤独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你一个人出国，那你的独处就是长期的，可能两年三年，甚至更长。以前这种独处很普遍，现在情况好一些。国家的政策是鼓励配偶子女随任，但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不同国家的条件也不同，所以还是有很多外交官选择一个人出国常驻。这是第一层的孤独。

第二层的孤独就是你的工作舞台是在国外，你代表国家同驻在国打交道，你的身份不允许你融入当地社会，你要跟对方交朋友，要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但总有一个内外有别的问题存在，这是又一层孤独。

还有一层孤独就是外交职业本身决定的。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有些话你永远不能说给别人听。你只能藏在心里。这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孤独。

观察者网：有说与不能说的分界，这可能也是外交题材的共同难题？外交官代表者国家，要考虑和顾及的因素很多，要带着镣铐跳舞，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写出好小说，写出一个立体外交官的形象，非常不容易。您是如何处理题材自带的这种困境？写作中遇到过瓶颈吗？

杨优明：你说得很对。就像我刚才说的，难以言说就是一种孤独。至于你问的能说不能说的问题，我想任何题材的作品可能都会遇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问题。涉及外交题材的作品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这是一个困境。

我处理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运用公开的故事。这些年来，老一辈外交官们写了不少回忆录，回忆文章，各种各样的都有，散见于各种杂志，也有的结集出版，那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写小说很好的素材。所以，说句实话，外交小说的素材是有的，很充分，而且都是公开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构思一个好的框架，把好的故事提炼出来，不是简单的重复，然后串连起来，以文学的方式，写成小说。这很不容易。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蹦极》不是真实故事的堆砌，里面有真实故事，还有更多虚构的。对于虚构的，我尽量做到合情合理。

观察者网：小说中写“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您认为外交官的精神是什么？

杨优明：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家都下海挣钱去了。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有相当一批人下海去挣钱，外交部也有下海的。

在那个时候，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也不能强求他们留下。即使强求留下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我在想“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其实本质就是牺牲精神。牺牲精神从何而来，我想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如果你连对国家的忠诚都没有，那肯定不会有牺牲精神，也就不配当外交官。因为你很有可能跑到别人那里去。

好的外交官，必定是对国家忠诚的外交官。有了这一条，你会自觉地遵守纪律，你才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你才能做到任何诱惑不会上当，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包括孤独。

观察者网：杨洁篪主任今年3月在安克雷奇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和话语权的提升，您是否感觉到外交官硬气了？您觉得中国外交工作和风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优明：中国的外交从来独立自主。我们坚持在国际交往中奉行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国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些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杨洁篪主任强调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说话。因为那是不平等的。我们不接受不平等的对话。我记得杨主任还说了一句，“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说这个话”。他的说法表明，我们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是一致的。

现在是不是外交工作和风格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做过系统分析研究。但我想外交工作总是要与时俱进的。和以前相比，现在中国人说一句话，分量不一样了。为什么？我的理解是中国实力增强了，说出去的话，别人感受不一样了，感到的压力不一样了，这种压力是增加了。以前我们说话，他们可以不理。现在我们说话是有后续行动支撑的，效果不一样了。

另外一条就是中国发声的声势比以前大了。我们的新闻媒体更多参与到国际斗争当中来，新媒体的出现使老百姓也有可能参与到国际斗争当中来。参加的人多了，方式方法更加灵活，这样一来，声势就大了许多。

西方认说中国现在的外交风格变了，变得强硬了，说我们变成“战狼”了。我想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中国发展了，他们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完成了使命，新一代接班需要升级加强版”

观察者网：经济崛起，加之抗疫成功，近两年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抹黑有增无减。您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媒体，要怎么配合和帮助我们的外交官共同赢得这场舆论战？怎么在西方话语权仍处在主导地位下，让世界更多听到中国声音，看到真实中国形象？

杨优明：西方抹黑中国不是现在才有的。我当外交官近四十年，这么多年来，西方和他们控制的媒体，不断设置议题，抹黑中国，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永远正确，我们永远不对。

国际舆论斗争靠外交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在国际舆论当中的声音增强了。一方面是从媒体的角度更详细地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是原则性的，需要学者媒体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另一方面是批驳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尤其是揭露西方媒体暗地里使用的卑鄙伎俩，做得很好。观察者网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想进一步做好舆论工作，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两个舆论场都要做强。我说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中文，一个是外文。光做中文不够，一定要做好外文。二是要争取更多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或者说更多人对我们的传播有一种呼应。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更广阔的地区，比如说发展中国家，非洲、拉美以及我们亚洲其他国家。

还有一条，我们媒体在做宣传的时候，特别是参加舆论斗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理论的支持。西方有很多所谓理论的东西，他们很擅长建立一种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建立一些体系。我们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我说的恐怕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的理论。

观察者网：除了国际舞台更重视中国发声，在国内中国外交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内民众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外交天团”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很多年轻人有志于成为外交官。您能对这些年轻人说些什么吗？

杨优明：中国外交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台阶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我们这一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需要新一代来接班。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接班，而是需要一个升级加强版的接班。

你可以预见今后数十年间随着我们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将更加复杂，外交任务更加繁重，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变得更加自信，具有更宽阔的国际视野。国际视野或许还不够，应该是国际主义视野。这还是有区别的，国际主义视野就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视野。还要拥有更加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更高的职业素养，还要有更强的勇立潮头的决心和更强的行动能力。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观察者网：您能讲讲在赞比亚当大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吗？最难的是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杨优明：我在赞比亚三年多，在那里的经历是愉快和充实的。我感受到了赞比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见证了中赞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发展。我为能为这种关系的发展尽了一份力而感到自豪与欣慰。

中国同非洲国家是好兄弟，这种关系依然坚如磐石。双方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摩擦，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政治上的，现在逐渐发展为政经结合，经济合作分量大大增加。经济合作是务实合作，往往涉及各种具体的利益，矛盾分歧甚至冲突在所难免。我认为这些矛盾分歧不影响中非友好关系的大局。

中非关系存在着西方干扰问题。西方国家用零和的眼光来看待中非合作，不愿看到中非关系日益密切。所以他们不断给中非合作使绊子、泼脏水。这实际上增加了中非深化合作的难度。在赞比亚当大使最难的是什么，我想最难的就是如何排除西方国家的干扰。

在赞比亚，有很多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前修建的坦赞铁路，赞比亚人民一直记在心上。只要碰到中国人，他们言必谈坦赞铁路。我们已经很少谈坦赞铁路，但他们一直挂在嘴上。在坦赞铁路修建过程中，我们有几十位中国前辈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每年都要去祭奠他们。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公墓，或者是一个公墓的不同地方。我们提出要把他们移到一起。那个时候，现任驻华大使温妮·奇贝萨孔达在赞比亚外交部负责中赞关系。她让我很感动。她费了很大劲，跑了很多部门，最终申请到了一块地皮。我很高兴，现在陵园已经建起来了。

时任赞比亚大使的杨优明陪同卡翁达参观坦赞铁路纪念展

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位同胞，是个商人，到赞比亚的维多利亚瀑布旅游，大概是一个栏杆时间久老化了，他这么一靠就不小心摔到悬崖下面去了，他本能地伸手抓到了一点草根，然后脚踩着下面石头突出的地方，命悬一线。是赞比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救上来。他很感激。为了报答赞比亚人的救命之恩，他决定在当地投资开办医药公司。要开医药公司不容易，有很多难关要过，主要是“标准关”，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我同他一起努力，做政府工作，终于有了结果。我走之前，药厂正式建成投产，我去参加了开工仪式。

观察者网：赞比亚国父卡翁达今年6月刚刚去世，大家都记得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友好交往，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您在赞比亚的时候，有去拜访过他吗？

杨优明：我到那儿没多久就去见了他，很激动。我在任期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有中国代表团去访问，他们都提出来要去见一见卡翁达。每个人去都很激动，因为卡翁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崇高的历史人物。他代表着中国跟非洲的友好关系。是他跟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一起推动了非洲同中国发展关系。坦赞铁路就是他们两个推动的。我去的那年他89岁，离开的那年他是93岁。我们去跟他告别，其实心里面还是很酸。他那么的高龄，我们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

但这个都不好说，我们心里面希望他长命百岁，依依不舍跟他告别。在那个地方的话跟他建立了很好的感情，我们举办的活动他都来参加。春节华人华侨在一起，我们搞春节的庙会，他来参加，高兴的时候他跳舞，跟我们一起跳。

有一次我请他们全家来我们的官邸做客，吃到一半他说我给你们唱首歌，他唱他的《团结歌》 。是他自己写、自己谱曲的，是赞比亚的第二国歌，他们每个人都会唱，每次重大的场合都会唱这个歌。

然后他又唱了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唱的时候咬字很清楚，“Give me a smile.（给我一个微笑）Wish me good luck.（祝我好运）”他唱得很好，声音也很好，很感人。

今年他4月份生日，6月份去世。我听到消息很惊讶，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个他的纪念文章，表达我的思念之情、哀悼之情。这是一个丰碑，历史的丰碑，是中赞友好的丰碑，也是中非友好的丰碑。

197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时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观察者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有第二部外交小说吗？有没有想过《蹦极》改编成影视作品？

杨优明：有。肯定要继续写外交题材的小说。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七十多年来，我们在外交上积累了很多故事，都是一些好素材，不挖掘出来，变成文学，可惜了。能不能成功，不敢保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不断努力做这件事情。我坚持我的座右铭：做一件事，当一件事，成一件事。

我希望《蹦极》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我的同事，老一辈和新一代的，还有其他许多朋友都希望《蹦极》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同小说相比，影视作品的受众会更多，影响更大。这需要时间，从小说出版到拍成影视作品肯定有一个过程。

我还有一个心愿。《蹦极》如果拍成电视或者电影，肯定会有主题曲。我特别希望能出现一首好的反映外交官生活的歌曲。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一首属于我们外交官的歌。几年前，外交部请人创作过，很遗憾没能留下来。我希望《蹦极》改编成电视电影会成为一个好的契机，我们能听到一首好的反映外交官生活的歌曲。我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