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评论网站The Globalist总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观察者网，就全球政治体制等问题发表演讲。本网将陆续刊发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感谢大家。我们有一些相似的担忧，关乎全球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的状况。

我在德国出生，在美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曾经在参议院工作。华盛顿特区是个美丽的城市，然而它的悲哀在于，这个城市把自己视为全国的监管委员会。我们看看华盛顿的社会结构，城市人口几乎有50%是非裔美国人，其中大多数贫困潦倒，赚取的工资远低于平均水平。而华盛顿的市中心部分，人均收入全美最高。这使人诧异，因为一般来说，高收入与生产效率和创造性挂钩。然而在华盛顿，我们没有生产出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问题很严重，在全球的层面上，这意味着什么？

上年纪的人或许还记得，曾几何时美国是全世界的北斗星，人人要以美国为准绳，美国是现代性的国家，它定义了现代性。然而在电视电台上，发展本身成为了争议话题，我们都听过气候变化等等议论。曾经走在现代性最前沿的国家，却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在全球体系的意义上，这很危险。如果我们回顾1920年代的柏林与上海，两座迷人的城市都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而又以相似的方式折戟沉沙。如果美国重蹈覆辙，会发生什么？在当时，魏玛共和国有着最优秀的艺术、科学、医学等等，几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法西斯掌权。所幸的是美国不会有法西斯，但是奥巴马虽然是所谓的民主党，其实比老布什这样的共和党总统更为保守。

从全球体系的角度来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美国，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老布什已经是美国总统当中最为进步的一个了，但是对于全球体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最愚蠢而倒行逆施的恰恰是中国人，他们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看看美国人，他们没这样做，我们又何必要这么做呢？全球体系的领导者，应当是最发达国家的领袖，应当主动施加压力。环境和资源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切。上海两周前的雾霾看起来与北京不相上下，我想这里没人希望变成像北京一样。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国政治领袖来说，一个最终的问题就是，人民不想活在窒息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至少，中国的领导层都是工程师，而没那么多律师，他们可以专注于问题本身。在美国，律师们全面占领政治。我本人也是律师。其实有律师和记者是好事。律师不断思考权力结构，而记者，最核心的任务是探察并描述权力结构，报道权势人物。而太多太多的美国记者，只会说“我认识某某大人物！”他们的描述丧失了批判性，和大人物沆瀣一气，因此美国的新闻业每况愈下。

美国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存在很多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听到西海岸的硅谷，人们会说：私人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是我们的核心产业，当它们关注环境和资源的问题，我们又会统领全球。这种想法荒谬绝伦。因为私人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都以五年为期，他们在五年之内注资，在五年之内收益。而环境和能源的问题，没有一项可以在五年之内就得到解决的。要着手处理环境问题，至少要有一个三十年的视野。在这一点上，德国和中国的工程师联合起来，他们的思考顾及整个体系，而又考虑长远的视野。在美国，没人这样做，人们只会盯着收益，捞点钱就走。从全球体系的角度来看，追求这一策略并不明智。

在很多方面，系统思考已经是失传的艺术。使我惊讶的是，美国的CEO，高层商务人士，甚至是工程师，都不再具备系统思考的能力。有人说，如果机器出了问题，我们需要美国工程师快速修好，美国工程师擅长对问题作短期的修修补补。如果要找出机器为什么出问题，并寻求长期的解决，就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具备长期视野的工程师了。在日益迫切的能源问题上，美国的发明创新者，常常是麻省理工等院校的教授，他们重要的科技，要么是得不到投资，要么是只有初期的投资。由于没有资金，他们的项目只得搁置放弃。基本上，美国毁掉了自己最大的优势。美国曾经有最大的发明专利市场，然而为数众多的美国发明者现在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有意愿为解决长期问题而投资。当美国发明家的伟大头脑陷入绝望的处境，他们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他们的发明。因为工程师都愿意看到他们的发明能在长期时段里成为现实，而不是靠发明成为千万富翁。

当前的最大问题是，美国仍旧以世界领袖自居，所作所为却全无领袖风范。在华盛顿，他们会辩驳说：“你不清楚状况，我们仍然是主导者。”当然，在精细化分的小领域里，美国确实还处于领导地位。但是环顾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问题接踵而至。亚伯拉罕•林肯在他1861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谈到：

“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决不能成为敌人。尽管目前的情绪有些紧张，但决不能容许它使我们之间的亲密情感纽带破裂。回忆的神秘琴弦，在整个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它有一天会被我们的良知所触动，再次奏出联邦合唱曲。”

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总统，为合众国精诚合作的愿望。上周的预算案使我想到，美国内战究竟何时才能结束？1865年，内战并未结束。理解了几个月前联邦政府的关闭，你就会看到美国文化内部深远的自我对抗。看看内战时期奴隶制的南方各州的数据，再看看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百五十年后，美国内部仍有着根本上的疏离分断。医改计划只是表面问题，根本上，是人们无法和睦相处。在科罗拉多这样的小州，那里的人会说：太多人从东海岸迁移过来，丹佛和其他城市变得太自由主义，我们是枪支文化，我们要从科罗拉多州脱离出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宏大目标，在现阶段来说是模糊不明的。

一开始我就提出，华盛顿自视为全国的监管委员会。上海人大概无法接受北京人在文化经济金融等各方面都统辖全国这样的想法。然而这正是目前美国所面对的状况。我们看一看大机构和强权，回顾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天主教教会统治西方世界，包括教义和结构。教会的分崩离析，初见端倪于1517年，那一年，马丁路德对罗马教皇发起挑战：你们的政府结构和经济都老旧不堪，你们聚敛钱财以兴旺天主教的行为恰恰毁掉了正面的天主教信仰。今日美国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民主的需求和竞选经济？对全球体系有基本了解的俄罗斯人，当他们挑战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时，他们说：我们追求的是美国模式！我们有这个党那个党，但是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一样，无非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没区别！我一开始就谈到了，奥巴马虽然被视为社会主义者，其实他的政治完全是出自于富人，也是为富人服务的。这和林肯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被人民选出的，治理人民的”政府理念大相径庭。

美国政府还是一个为精英服务的政府。美国的未来，精英们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节点上，从我的欧洲角度来说，精英就是在恐慌的社会当中仍然保持高度自律的群体。一旦他们丧失自律的感觉，社会就要分崩离析。这也正是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使我震惊的是，我对财政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朋友们讲出我的想法，他们对我说：现在还有人对我们直言不讳，讲出真相，这太难得了。就是这样，讲出真相。在《好人寥寥》（A Few Good Man）这部电影里，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有一句妙语：“你无法承担真相！”美国无法承担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真相（China Truth）”。它完全分解了中国的意义。

美国每每要思考重大问题，都会选择一个微小的角度。所以眼下中国的全部意义，被分解到东海争端的议题。美国常常这样做，最终也能达成目标。看看关于叙利亚的争论，麦凯恩和其他参议员突然支持武装叛军，进行轰炸等等。一旦他们开始聚焦于化学武器的问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表示愿意交出化学武器。美国的策略是完全聚焦于一个因素，对方不得不放弃。为获取化学武器，其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美国不得不支持阿萨德。这是最基本的政治斗争，在我们十八九岁的学生政治当中就开始了，如果我们蠢得犯此类错误，那就连大二的学生会主席都选不上。

伟大的民族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可以和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相对抗。伟大的民族总是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对他们的未来充满疑虑。不是为了自我怀疑而怀疑，而是怀疑可能出现的错误，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可能从别人那里吸取的教训。我愿意相信，中国的许多发展，一方面来自于内在的挑战，更多的也是对其他国家所作所为的合理分析。

时至今日，美国都自视为不败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有两个悲剧结局：如果你自以为无法被征服，你不会注意别人的所作所为。如果对其他国家的作为稍加关注，美国的共和党就应当看到，在医疗改革的方面，早在1886年，保守的首相俾斯麦就在德国推行了全国医疗保险。而美国今日仍未做到这一点。当你自认为无法被征服，你也就不再努力。这对于全球体系没有好处，中国领导人也许会感到过度自信，不再感到必要的竞争，人人都耽于安乐。欧洲的能源转换问题就是经典案例。美国认为，德国应当占据更多领导地位，这么说的意思其实只是德国应当在军事行动中投资更多，向阿富汗派遣更多士兵。一旦德国着手能源转型这样的长远计划，很快美国又会说：德国太冒进了，承担了太多风险。这里有不合逻辑之处。在东西对立的背景下，我有很大的担忧。所谓的“领袖国家”必须不断自身努力。对此，美国既无能力亦无意愿。

美国必须认识到，美国的经济金融精英，只想过一种第三代香港大亨式的美好生活。他们财富到手，心无挂碍，一心只考虑保存资产，避免革命，可以把家财传给儿女。但是这些远远不够，美国的精英通过竞选献金控制着政治，同时，有太多的关注集中于领袖人物身上。美国电视的脱口秀上，人们终于达成一致，承认美国面临着问题。问题随之而来：我们怎样处理问题？答案是什么？美国人的答案是：领袖能力。这毫无意义。因为唯一的答案是，我们该处理这几件事，某人会影响未来，因此必须出局，通过这几个步骤我们可以达成目标。然而这样的辩论从未发生过。相反，华盛顿所作的却是把问题累积起来，没有解决问题，却不断说：我们需要谈谈。针对每个问题，都有一场谈话。我们问什么需要这么多空谈？因为媒体公司不再了解怎样筹措资金，因此谈话就有了商业目的。《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就会组织会议，由某些大公司来赞助，我们就可以来一场圆桌会议，讨论怎样填补空白，关于医疗改革的未来，关于能源和环境的未来。我们会在某个精英公司度过一整天，与会者有2500美元可以花销，最主要的是媒体公司会从赞助公司那里得到至少二十五万美金，他们才能开出工资来。空谈八小时的工作，我们会说：咱们喝一杯吧，够辛苦了，剩下的明天再谈。这是一个极其古怪的模式。

我想问的是，民主意味着什么？这在西方确实是个大问题，因为领导能力就意味着擅长演讲。演讲，政治和施政有效性(political effectiveness)，大多数时候彼此毫不相干。演讲真正产生影响的时候，其实屈指可数，大概十年二十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演讲。必须承认的是，对执政者的效率，服务客户的意识，具有服务客户的角度，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的市长都会专注于顾客的需求，也只有满足了顾客，他们才会获得升职。反之则会降职。西方常常说中国政府压制自己的人民，我无需解释太多；西方误解的部分是，中国当局怎样利用社会媒体形成一种针对官员的信息反馈机制。这一点美国完全没能理解。这基本上是一种“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这对于西方民主是一个刺激，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形式。我们有德国这样运行良好的国家，也有问题重重的法国意大利，但是谁都没有这样一种信息反馈机制。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任致均译）

著名政治评论网站The Globalist的首页。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对钓鱼岛采用中国译名Diaoyu，图示头条的正文中也没有日方译名Senkaku，这在西方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