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山轮会议系列报道】距离2015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幕已过去将近十天，直到7月1日，双方的会谈成果才全部公布于众：共达成300多项成果。仅看这个数字，也许是一次不错的会谈，不过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有自己的看法。在刚刚结束的“新巴山轮会议”上，罗奇发表了一场冷峻的演讲。在他看来，这300多项成果无关痛痒，中美之间依旧没有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罗奇是在泼冷水吗？也许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今天的中国正在求新求变，开启转型之路，而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对此，罗奇有个巧妙的比喻，在他看来，三十年多前中美之间开始的“你生产我消费”联合犹如一场便捷婚姻，现在则面临如何转向可持续婚姻的问题。美国希望中国人能够降低储蓄，却没有好好考虑，如果中国人不储蓄不借钱，美国人还能借谁的钱消费呢？按照罗奇的经济协同依存理论，中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失衡，这会引发双方的不信任和危机。观察者网为您带回现场演讲全文。

斯蒂芬·罗奇在“新巴山轮会议”上演讲

斯帝芬·罗奇：

非常高兴也非常容幸能出席这次会议，来纪念巴山轮会议30周年，也非常高兴碰到很多我的老朋友，比如说项部长，在我过去的事业当中，您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下面，我想把这次会议的话题从财政问题转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是一个影响到中国和全世界经济的话题，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当下中美双边关系处于富有挑战性的转折点，那么该如何处理好这种双边关系呢？

首先来评估一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正在纪念巴山轮会议30周年，而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与30年前相比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的世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但也可以发生很快的变化，比如全球GDP在过去25年发生了剧烈变化：欧洲的份额在持续下降，并且还在下降；日本也处于重大的压力之下，美国也一样；而中国的份额在世界GDP中翻了两番。这是过去25年的一些情况，所有这些情况就是巴山轮会议30年以来发生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吗？现在还不能简单的推定，但可以预测的是，未来将会出现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演变，也会对下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带来重大影响。

再来看看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个话题，这里面包括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我想很多政治家和领导人都说，有时候紧张会不会自我缓解掉？但中美关系如此重要，我们的领导人总是会找出办法来，强调双方在全世界经济中的重大作用，至于现在两国领导人到底是不是相信会这么延续下去，我也表示怀疑。上周在华盛顿举办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大家看新闻好像很顺利，其实并不是。只是你们听了好像是很顺利，但是我看了些美国媒体报道，好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达成了300多个成果，但这三百多项其实都不是很重要，我们并没有在大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法，这是令人担忧的。习近平主席9月份就要访问美国，而我们现在在互联网经济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另外在双边投资贸易方面也没有形成进展，这个条约从2008年开始，经历了七年磋商十九轮谈判，结果还是令人非常失望。两国都提供了很长的负面清单，要最终通过非常困难。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美国都在发起一些倡议，但两者经常相互排斥。就拿最近的亚投行来说，这是中国发起的倡议，美国则一直在阻挠。实际上对这些重大问题我非常担忧，这可能会使我们两国越走越远，而不是越走越近。所以对于中美两个合作伙伴来讲，我们现在处于非常为难的十字路口。如果后退一步看看我们的历史，过去几百年，一个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与崛起的大国之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矛盾，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往前倒推几十年，中国非常关注内部建设和经济发展，现在则逐渐走向外向型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更突显了外向型经济的特征。美国也一样，很多年以来我们并没有关注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但现在已经注意到要把重点放在全亚洲，是不是要遏制中国，当然美国的政府官员不会直接这么说，事实上他们担忧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会出现这样一种紧张趋势？如果找到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过去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协同依存理论。经济协同依存意味着两个国家相互依赖，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依赖于中国充足的储蓄，因为美国人不存钱，中国用它的储蓄买了美国国债，我们又没有自己的钱来填补自己的财政支出。中国经济则依赖于美国的进口，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美国为此提供了可能性。美国的消费比率一直很高，比任何经济体都高，中国则一直很低，虽然现在也开始提高，但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美国是消费者，所以双方的协同依存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方发生变数就会导致另一方强有力的反应，结果就是信任赤字，所以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确是一个信任赤字，中美之间相互并不信任。

再进一步来讲中美依存关系，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1978年、2007年和2013年。1978年以来，中美两国经济体都陷入了困境。彼时中国刚刚度过文革，百废待兴，美国则处于通胀和滞胀的阶段。于是双方走到了婚姻之中，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美国就把它的商品出口到了中国，依赖于中国的出口需求。那么为什么要出口呢？因为美国需要改革，需要快速增加生产，所以对这一结果我们非常高兴。但这个婚姻是便捷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相爱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便利性、便捷性婚姻和恋爱是有区别的，两者截然不同。

但这个婚姻也维系了将近30年，30年过后两个国家都警醒过来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中美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持续，是否稳定，是否均衡？美国也一样。当时美国正面临经济危机，也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模式到底是不是有用？中国和美国都进行了辩论，我们的关系到底要走向何方？所以双方警醒是一个信号，都来质问这个模式是否可行。

到了2013年，中国非常清晰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要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在当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中国提出要从外向型、出口型、贸易型转向服务型经济。几乎同一年，美国也发生了变化，不过我们是把我们的政府关门，关了13天，美国说我们不改，什么都不改，这是当时美国做出的措施。

三个月之前，中国在开始转向不同模式的时候也进行过辩论，我参与了这个辩论。当时习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宣布：我们要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实际上就是要转型，但这个转型要进行架构，这当中也会有风险。现在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确实是要转型了，去年服务业占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48.2%，已经是最大行业，但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还处于早期转型阶段，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已经做了决定，服务业要达到GDP的60%才行，现在要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向前迈进。

那么美国呢？先来看看我们的储蓄率，目前美国的个人存款、政府存款、商业存款占GDP的2%，上个世纪最多也就6%、7%而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而且是在全球的领先大国，像美国这样储蓄率这么低。也许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要重新提高储蓄率。

如果把中美经济状况放在一起叠加考虑，我们可以预测中国经济会持续再平衡，会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和服务。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含义，中国的模式要变，范式要改，要把储蓄比例降下来。这样的话美国会怎样？至今美国仍旧不想再重新平衡，美国人都会问，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想要花钱，想要消费，但我们却可能没有机遇，今后不可能要中国人的储蓄来支持美国人的消费和扩张，这样的话美国会处于困境。

那么，现在这两个不同大国做出的转型是风险还是机遇？美国人会认为是风险，我则认为是机遇，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打开了，比如说双边贸易协定，使得我们双方都从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中获益，这是我的观点。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风险和紧张度，我们相互依存，但有时候又遏制对方，而不是相互来发展，那么这种相互依存实际上会导致冲突和不均衡，而且双方会相互指责、相互忽略。美国和中国实际上进行了战略对话，但我对这个对话的结果表示担心，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双边关系应该更有建设性，我称之为互相依存。互相依存是更为健康的关系，对双方都非常有益，因为双方可以互相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互遏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互相依存而不是共同依存，会带来更好的机遇而不是风险，但这个目前没有建立起来，我想这是中美双方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

互动环节：

提问：谢谢您的精彩演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官方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其实中国现在似乎也正想发挥这种作用，但美国表现出来的却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比如中国成立亚投行，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美国阻碍盟国参与，所以我想问美国是衷心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吗？

第二个问题，以前我们接触美国学者，他们总是说中国要转型，要降低储蓄率、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实际上中国要提高服务业比重，中国也开始慢慢发声了。但按照您的理论，这种发声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而且美国人自己并不想转型。那么，怎么样构建一个新的平衡？从美国人的观念来看，中国应该往哪里去？

斯帝芬·罗奇：非常感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棒。首先你不要相信华盛顿说的，他们说的就是想要你相信他。我们鼓励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但其实你刚才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事实胜于雄辩，为什么美国强调大规模多边协议？因为这在事实上改变了中美的合作关系，最大出口商这个杠杆就已经把中国排除在外了。我们为什么要抵制亚投行？我们宣称是我们对这个治理感到不安，为什么会不安？实际上美国连亚投行的协议都不了解。我们分析过协议的章节，发现比现在很多倡议和协定都好得多，中国发挥了一个很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说起来鼓励中国发挥作用，实际上并非如此。

你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到底朝哪个方向，我的说法是中国不要改变你的模式，一定要稳住你们自己。但这对别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共同依存。那么在共同依存的模式之下，一国一变会给对方带来影响，因为美国根本没有为中国的范式转型做好准备，比如中国的储蓄减少，美国人没有做好准备，因为美国人的储蓄太低了，我们需要别国的储蓄，要不然我们没法维持我们的增长。中国模式要重新平衡的话，我们的模式就会出现赤字，而我们无法弥补它，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没有长远的眼光。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一切行动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中国人更有长远眼光，更有战略性眼光，美国人没有。美国人认为的长期是什么？不是明年，不是十年，更不是下一个世纪，就是下周，所以我们并不想解决长期的问题，中国的变化当然就迫使我们来面对自己的战略。

提问：我们继续谈美国消费的问题，您刚刚说过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但没有提到美国储蓄率比较低的原因，就是借款太容易了，比如说住宅贷款与GDP比达到百分之百，中国只有1%。另外，美国的借款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其实从人口结构来讲，美国的年轻人储蓄越来越低，只达到10%，这可能是一个习惯。这是中美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您如何看待？

斯帝芬·罗奇：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我想这和中国也有关联，美国不仅仅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文化杠杆，另外我们还有资产，我们是依赖于资产进行借贷的，这是我们的文化，美国人经常攀比看你有多少资产可以借贷。不过美国很喜欢泡沫，90年代末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消费泡沫，但是是科技股以及网络泡沫，后来破灭了。美国也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不要把过多的资产泡沫作为杠杆。现在我们又有了资产泡沫，很多借贷战略非常复杂，比如说次贷借款，别的借款也非常复杂，还有一揽子支持资产的证券，这都是非常复杂的设计。一些产品导致了大量的财政泡沫，财政泡沫又在房地产泡沫之上，这些是真正的泡沫，实际上会毁灭美国，毁灭全球经济。但是我们的央行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解决美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必须要让美国人比较容易地借到钱，所以我们不断进行借贷宽松政策，来鼓励经济进一步增长，这样他们会更容易更简单的拿到钱。但这个泡沫一旦破裂，那是非常的可怕。

如果你过多担心对经济资产基本的支持，从而过多关注泡沫，这样就会造成好的后果，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非常的小心，应该去考虑以前日本和美国的经验，政府应该保证金融稳定性。这几天人们担心中国股市下跌，但我觉得现在的下跌是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你不能指望股市一直涨不停。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比较正常的，比日本或者美国的经济状况都正常。最后，需要提醒的是，钱来得并不是那么容易，中国应该避免过多泡沫的出现。

（观察者网余亮江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