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为何面临恐怖主义挑战?

来源:观察者网

2015-01-15 07:21

宋鲁郑

宋鲁郑作者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查理周刊》惨案既让世人再次直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危害,也认识了西方文明的局限。只是令世人不解的是,何以一向温和、世俗的中华文明,也同样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中国发生恐怖袭击的根源和西方不同。一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一直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且中国不向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华夏文明只是向世界证明我的制度是最好的,是适合我自己的,你愿意学我欢迎,你不愿意学,我也不强迫。这和西方动辄就以武力干预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仅奥朗德总统当政期间,尽管经济非常困难,但仍两度对非洲用兵。其理由自然是反对极端伊斯兰主义。只是假如这两个非洲国家与西方有宿怨,比如此前的卡扎菲,法国恐怕就会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就如同西方在叙利亚的做法:多年来一直支持各种势力包括极端伊斯兰分子推翻世俗政权阿萨德,直到极端伊斯兰势力把枪口转向西方才作罢。

中国发生恐怖袭击的根源和西方不同

所以,在整个伊斯兰社会,中国还是整体上被视为一个朋友和平等的合作伙伴。就是塔利班最近还派代表到中国来,商谈西方撤离后阿富汗的重建与和谈事宜。所以中国也并不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首要目标。

不过中国国际环境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就是西方反恐上的双重标准。一旦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西方国家往往不愿定性为恐怖主义,媒体报道也往往要加上否定性的引号。其报道重点也绝不是谴责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而是批评中国的政策,把责任导向中国自身。

中国发生恐怖事件,CNN的标题竟然是:“是恐怖主义还是绝望的呐喊?”——这样的标题难道不可以用在巴黎事件吗?昆明暴恐事件发生时,《纽约时报》甚至还引用 “世维会”发言人的话结尾——“如果这些行为确实是维族人干的,那我只能说,这恐怕只是那些实在无法忍受下去的人做出的极端行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9.11”是穆斯林干的,哪只能说,这恐怕只是些实在无法忍受下去的人做出的极端行动!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3年国家反恐报告》,声称: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提供详细的证据,来让第三方予以证实。美国无法获得独立信息来证明是由东突伊斯兰运动参与,并称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看法。

只是这次法国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时候,美国不是当即声明是恐怖袭击吗?至于“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看法”,哪么伊斯兰社会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9.11”不是恐怖袭击。那么为什么就一定按照美国的而不是伊斯兰社会的看法? 据法国电视二台报道,有穷区学校50%的十几岁学生认为《查理周刊》编辑该死(法国的教育也是很失败),这些童真的立场和看法可否成为衡量此事的标准?

更荒唐的是,CNN不承认是恐怖袭击的理由竟然是杀人工具:“看看这些简陋的器具,汽油、刀具、铁棍,吉普车,怎么看都很难把这些联想成高度组织的恐怖行为”。如此说来,2013年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案也不是恐怖事件了,因为做案工具不过是压力锅、普通火药、钉子、滚珠嘛(据说以后在美国买压力锅要实名制或者被监控,尤其是网络购买者)。难道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不是定义恐怖主义的唯一标准吗?谁干的,用什么干的怎么也成为标准?

除此之外,西方还支持“世维会”以及热比娅等极端主义组织和个人。至于背后的实质支持,因为没有资料,无法下结论。但从西方过去支持1959年拉萨暴动(空投武器、人员)、本.拉登、塔利班、萨达姆、反叙利亚政府极端势力来看,这只不过是人人心知肚明而又无法言说的事情了。

西方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是因为中国以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崛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威胁到了它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行径可以干扰、拖延中国的崛起,符合西方的利益罢了。

二是中国没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可以任意羞辱和攻击某个宗教。其实谁都知道新闻自由都是有边界的,甚至学术研究也都是有边界的。法国近年来就有历史学者因为为纳粹辩护而判刑入狱。只不过这个边界在哪里是由西方界定的。以伊斯兰为目标的言论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但鼓励种族主义(纳粹)、反犹主义就是被禁止的。而这个边界的确定权就是话语权,话语霸权。所以发生在巴黎的惨剧,也可视为西方和伊斯兰文明对话语权的争夺。

这里可以存录一下“记者无疆界”如何为《查理周刊》辩护的:“针对查理周刊事件,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对宗教的亵渎自由。虽然,亵渎这一次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因为法文的亵渎Blaphemer 指的是教徒对自己信仰的宗教的侮辱,查理周刊的记者既然不信伊斯兰教,当然,也称不上是亵渎”。

更令人深思的是,当法国喜剧演员DIEUDONNE仅仅因为星期天在脸书上发表自己感觉是“查理”和超市劫持人质嫌犯,就被内政部长亲自下令以“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罪名拘捕!最高处罚可以为7年监禁和10万欧元的罚款!难怪这位演员的律师发出这样的质疑:“我们还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吗?”他的支持者更一语道破这是有选择的新闻自由,并发出这样的声音:法国的新闻自由是谬误、当我们谈论新闻自由时,这个国家却在审查艺术家并司法起诉、高喊我是查理的法国人却是第一个禁止言论自由的。更夸张的是,在南特,一位年仅14岁的未成年人,就因为为恐怖主义辩护而被法官审讯!(颇有文革之风),媒体更打出这样的标题:对恐怖主义辩护零容忍。看到这一幕幕,哪些类似的因违反中国规定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们是否还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呢?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公正呢?

中国之所以没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原因很多。比如实用理性。制订政策都是从效果出发,而不是把抽象的理念视为最高原则。比如邓小平就提出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而西方的标准则是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有无三权分立,是理念先行。所以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悲剧以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象。既然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会导致宗教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国自然要禁止。如果会威胁到现行制度则同样一定要被禁止。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几千年就是无神论国家,不存在宗教之间的仇恨和对立。当西方的红十字会进入中国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但进入伊斯兰社会就被强烈反对。因为十字是基督教的象征,非要改成月亮,成为红新月会才被接受。所以中国文化本身主观上没有对任何一个宗教的敌意和排斥。所以自然不会借什么新闻自由的外壳行攻击、污辱其他宗教和文明之实。

另外中国这个民族易分裂,假如以攻击和批评对方为主要特点的西方新闻自由放到中国来,只会令中国由于内部对立而迅速分裂。台湾就已经是一个例子了。

当然东西方政治制度不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是一党执政,不存在西方哪样的政党竞争,也就不需要媒体充当不同政党的利益工具。或许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这样的贪腐官员在西方需要反对党和“新闻自由”才能揭发的出来,但在中国,执政党自己就能加以解决。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上总结的:“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三是伊斯兰在西方并不想独立建国,而是想通过出生率和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但在中国,由于汉族占绝对多数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设计,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所以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结合就成了中国新的特点。由于民族主义往往会具有激烈的排外和狂热性,再加上宗教的狂热性,其极端性更超过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者。

不过有一点东西方是共同的。即伊斯兰文明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成功发展的道路,除了中东石油国家外,大都贫困。所以虽然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但新疆的穆斯林生活水平不仅整体上低于汉族,也低于其他民族。

中国还有一个困难是,在法国,至少穆斯林在语言上已经同化,都说流利的法语。这或者是由于这些穆斯林当初就来自前法国殖民地,语言在历史上就已经同化,或者他们在法国只能上免费的公立学校,但公立学校都是法语授课。可是在中国如果进行类似的语言同化就会被西方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全不管自己是如何做的。但在一个以汉语为主体、经济也以汉人为主导的社会中,如果不掌握汉语,就难以融入到这个体系中,也更难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如同,西方发达富裕,全球都在学习英语。要想留学、移民进入这个体系,就必须过语言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在中国,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就会被视为不正常,无法接受。

所以在法国,虽然穆斯林在语言上已经同化,但由于法国没有特定的经济扶持政策,再加上自身的原因,大多穆斯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中国虽然有政府的特殊支持政策,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往往事倍功半。然而,贫穷往往是极端暴力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外皆然。

当然西方也有人指责汉人过多的前往新疆,改变了哪里的民族结构,使得维族感觉边缘化。但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人员自由流动是基本人权。过去西方总是批评中国政府剥夺民众自由迁徙的权力,是侵犯人权,但现在中国实现了自由流动,怎么就成了罪状了呢?更何况包括新疆维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都在全中国自由定居生活,何以汉人就不能去新疆生活呢?现在英国要对欧盟内的外来移民进行限制,欧盟不也是在指责英国违反基本人权和欧盟宪法吗?何以反而要求中国限制人员流动呢?

如果综述一下,中国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有三:一是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二是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结合。三是相对贫困。上述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一样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挑战,尽管中国并不是主要目标。

中国要想治本,必须解决这三大挑战。当然如何解决不是有限的本文所能及,但从长远来看,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包容和融合其他文明的能力。就是各种宗教进入中国后很快也就本土化,成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就是今天令西方束手无策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后也迅速的本土化,到了明代甚至出现用儒说解释《古兰经》的现象。现在每当西方遇袭,中国并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承认是恐怖袭击),这就是中华文明宽容大度的表现。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海纳百川,一方面是文明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是压倒性优势的人口做为基础。中国今天仍然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国,但实际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出生率2.2):2010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仅为1.18,全球最低,中国人口占世界19%,但新生儿只占12%,使得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并不乐观。目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始调整,显然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以及满足未来种族保持延续的需要。这种调整也将一直会伴随着人口变化的实际情况。虽然中华文化圈除了伴随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自然导致出生率下降因素外,还有重视教育、妇女高就业率、劳动时间超长、父母对孩子的责任过大(结婚买车买房)等文化特点明显影响到出生意愿,但本人对未来并不过分担忧,一个实用理性的民族,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束缚的民族,还有什么问题不能正视和不能解决的呢?

或许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之后,再来看今天的现象,哪只不过是多民族继续融合的一个插曲,是江河入海的一个浪花而已。

附:

这一次巴黎事件的焦点之一是新闻自由。所以在这里,不得不再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西方新闻自由。巴黎事件后,国内一位主张西方民主、一直激烈反对我观点的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写了这样的文字:

第一是几个御用的走狗文人,比如居住在法国,虽然在网上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谩骂、千夫所指,却如周小平一般地受到官方特别青睐、动辄被请回到著名大学里演讲,又能在红旗、求是上发表文章的宋鲁郑之流,又借此发表文章来攻击西方、攻击民主。认为这证明着西方文明的没落、证明着西方那一套,不如我们在一套好使云云。让我惊讶于,这个世界上,怎么竟会生出这么奇怪的**(观察者网注:*为原文中骂人脏话,下同。),他能够把这世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一以贯之的主题联系起来,就是西方的民主不行,我们的独裁最好。***这帮恐怖分子也真是不长眼睛。你们在法国发动袭击,宋鲁郑这样的**正好生活在法国,要是你能把枪口、矛头对准这样的货色,算不算是为民除害呢?

俗话说文如其人。这样充满人身攻击和暴力色彩的文章,自然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位什么“民主先生”。但令我震惊的是,法广中文竟然引用这位先生上述的话,用做反对中国政府的一篇评论:《新闻自由要有限度》(该文核心观点:那种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与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如果冲突双方能放下身段,换位思考,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法国和这位先生不同之处在于,它删除了骂人的部分。显然,法广也不是不明白这是一种语言暴力,是不能被接受的。

法广是法国外交部提供预算,也是全球知名的媒体,如果要在中国选择反对的声音,实在应该选一些优秀的人士。如此饥不择人,难道真的是反对中国的群体中没有人了吗?更要质疑的是,既然提到了本人之名,何以就不把本人的观点原原本本的展示一下呢?

所有的疑问,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这就是西方的(选择性)新闻自由。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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