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巴山轮”宏观经济工作会议，不仅因其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留名，更以提携青年学者著称。那次会议上的很多青年学者在未来纷纷走上重要经济工作岗位。2015年6月28日开始的新巴山轮会议，也让一些新的青年学人崭露头角。与过去相比，这次会议似乎更重视有留学经验和国际金融业从业经验的青年学人。70后学者宋铮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听了其他学者的发言之后，表示临时改变了发言议题，决定谈一谈中国政府和市场环境中的非正规制度（现场有年长学者称这个叫“走后门”——观察者注）。以下是经观察者网整理的发言全文。

参加会议两天，昨天我突然感觉我应该讲这个问题，这个题目跟大家这几天讨论的议题都有紧密的相关性。这个研究是我跟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合作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有特殊性，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特殊性，在座的每一位都理解，但是要让世界上各位学者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比如在芝加哥大学有位经济学泰斗说，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他说比较穷的国家就是发展快，这就是经济学定论。

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这张表把全世界大概150、160个有高质量经济数据的国家分成五个梯队，每一个梯队里面都有约30个经济体。每一行表示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绝大部分国家在原地踏步，很少有国家出现跨越式增长，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从第三梯队跳到第一梯队，韩国和台湾。中国从最落后的第五梯队跨越式地增长到第三梯队。

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明确：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特殊性？一般的理论判断穷的国家增长快，所以穷的国家收入会慢慢向富的国家靠拢，但至少在过去40年的世界格局中这个现象没有出现，第一梯队和第五梯队40年前的差别大概是26倍，今天的差别在40倍以上。中国是很少数能够从非常低的水平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追赶的发展中国家。

过去40年增长最快的不是中国，还有一个经济体增长速度比中国还快，从第五梯队跳到第二梯队。这是赤道几内亚，这个国家经济增长基本靠石油。它和中国的增长最大不同在哪里？到现在，经过40年的快速增长，它的人均GDP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在三万美元以上——中国还是一万美元——但是70%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倒过来，之前30年是80%人在贫困线以下，现在不到30%。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让大多数的老百姓摆脱贫困，这是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制度有何特殊之处？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学角度来讲，似乎中国经济制度没有什么特别骄傲的地方。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世界银行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广一个调查结果，叫Doing Business Indicator，即一个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力消耗程度。中国排位在100位左右，跟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差不多的，没有突出表现。如果看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创业指标，也不是说高科技的创业，就是开一家店的容易程度。这个方面中国排名很糟糕，几乎垫底。跟中国排名差不多的邻居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过去40年人均GDP从80%一路下降到20%，中国正好相反，从2%一路上升到20%。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制度看上去反而没有经济成就来的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想想，世界银行的指标到底是怎么制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创业难易程度的因素，是看你在这个国家大概要走多少程序才能领到执照，才能开办企业。他们算下来，根据公开的法律法规文件，中国大概要走13、14道程序，一般国家是走6道，这是导致中国排名很低的原因。问题来了，如果你和很多在中国有实际从商经验的企业家聊，他们会告诉你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丰田老总如果来中国做生意，他不会觉得困难程度跟委内瑞拉是一样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中国特殊性在哪里？我们在研究里提出，中国正式的、写在纸上的经济制度，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非正式、非正规的经济制度，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普惠和特惠制度。

所谓普惠制度，我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良好的运行环节，不管是谁到这里来，都可以获得一样对待。华盛顿共识背后就是普惠制度。普惠制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建一个好的普惠制度，这是非常困难的。制度建设是要花很长时间做的，改革、推进有很多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往往西方经验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玩不转，水土不服。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不知不觉中在走一条特惠制度道路。这个制度不是写在纸上、法规上，而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特惠制度。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到中国来创业，他会感到很恐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13道程序。但是如果你在中国认识一个正确的人，这个人能够让政府相信投资是有价值的，那么所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土地的配置、资本配置、行政资源的分配等，这些东西在中国都可以从特惠制度的角度来理解。

这个特惠制度，怎么让西方的朋友们理解呢？是说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在中西方语言里面都有贬义成分，一提到大家都会想到负面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在这个语境中大家都会想，如果在美国或者欧洲出现了特惠制度会出现什么后果。但是大家很少想，在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还不那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要发展经济，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是要推广、改进普惠制度呢，还是走一条间接的道路，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整个研究最初的起因。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而且大家看到的往往是负面作用。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中国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玩不转，反而在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要说特惠制度，你首先要有资源，你要拿资源给你愿意支持的对象。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掌握的资源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相比拟的，这是特惠制度在中国成功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二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掌控很多资源，计划经济时期掌握的资源说不定比现在还大，当然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认为是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他们掌握了很多资源，另一方面，有一些还没有被我们完全认识清楚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来调配资源。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就不展开了。

第三点也是中国特殊的地方，中国不是中央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是由好多地方政府在做。这确保了特惠制度覆盖面很大，不是只有几十家或者几百家，而是几千家甚至几万家企业可以从中获益。

接下来，资源向谁倾斜，到底是谁在特惠制度中获得了特别的好处？我不多展开，这是我们做的数据比较。中国跟所有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公司层面资金运行成本，一般发展中国家规模越大的企业资金运行成本越高，而中国正好相反。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经营成本确实比私营企业低，但是私营企业随着劳动力规模增加，运行成本在下降，这是全球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证据，我没有办法展开，最后讲一下制度的局限性和将来可能改变的方向。中国的特惠制度是锦上添花的制度，不是抽肥补瘦的制度。劳动力占比偏低，消费率偏低，都是消费特惠制度带来的问题。产能过剩本质上来讲是退出机制不合理的问题，经济增长和官员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太高了，特别是短期经济增长和官员各种利益之间的关联太高了，导致退出机制出现问题。

还有未来资源向谁倾斜，过去20年推行特惠制度比较容易，因为操作空间很大。一方面资金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资本的边际回报很高。右边这幅图是2004-2013年中国总体资本回报率，2004年之前中国总体资本回报率长期稳定在2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闲置资源不管调配给谁，往往成功概率非常大。过去十年资本回报率下降非常快，目前已经下降到10%以下了。现在中国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资金运行成本也很高，接近7%。这个时候，挑选谁来给予特惠，资源向谁倾斜，这个时候风险会大很多。所以，特惠制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将来选择什么，无非就是，我们是继续走这条路，还是慢慢向普惠制度转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不想过多地讨论。不管往哪里走，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政府掌控资源的大小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要改就要两个都要改，或者两个都不改，最坏结果就是你改其中一条腿，不改另外一条腿。

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