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试院院长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四大名著”并不适合儿童阅读。《水浒传》满是打家劫舍，《三国演义》中充斥了阴谋诡计，《西游记》里蕴涵着浓重的佛教色彩，《红楼梦》大讲“色空幻灭”。

作者几乎把古代经典都否定了：“《诗经》《楚辞》《史记》太过艰深，唐诗宋词也不好懂，《聊斋志异》里全是鬼故事，孩子听了可能会做噩梦。至于《说唐》《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之类则更是等而下之了。”

历史故事也不能读了。“田忌赛马”是“暗中篡改了比赛规则”，“三十六计”中“不少计谋是描述如何骗过对手”。

外国的儿童文学呢？《汤姆·索亚历险记》《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翻译作品总归和原作隔了一层。”

那么到底什么书适合儿童阅读呢？文章谈了许多高论，却没有举出多少正面的例子，最后只提到了“据我所知，北大中文系曹文轩先生的作品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可惜这样有情怀高水平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原来，这是一篇广告啊。

曹文轩的作品水平如何，是否适合儿童，又是否受到儿童欢迎，这里不作评价。他今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这当然值得肯定和鼓励，但是按作者的标准，安徒生童话本身恐怕也是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安徒生中晚期的作品，幻想的成分越来越少，对现实的批判越来越多，充满了忧郁、低沉的基调，卖火柴的小女孩死得那样悲惨，嘴角还带着微笑，用作者的话说：“仅从字面上看就令人毛骨悚然。”

“少儿不宜”就像一个紧箍咒，完全是人为施加的，在这个紧箍咒下，还能有好作品逃生吗？

最容易受这个紧箍咒的科幻文学，好作品格外稀缺。

几年前，《三体》入围儿童文学奖初选目录，就被质疑不宜少儿阅读。《三体》是不是儿童文学？

在中国，科幻文学一直被划归到儿童文学的范围之内。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家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等人写出了不少作品，水平不低，但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在科幻小说到底应该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中，科幻作家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形式，科学家、评论家、领导认为科幻小说是科普形式。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科幻在上世纪80年代陷入低谷。

幸好，没有让儿童文学作家卷入这样一个讨论，儿童文学到底是姓“文”还是姓“儿”。那画面太美，我不忍想象。

科幻小说，和优秀的儿童文学一样，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又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用郑文光的话说：“科学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真实的生活。”

儿童的心灵当然需要一扇洁净的窗户，但透过窗户，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到一个严峻的世界，一个严峻的未来？

作者说：“要尽可能多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爱与良善、正直、诚实、负责任、独立、勇敢以及人性的光辉与伟大，等等；尽可能少让孩子去接触虚伪、阴险、狡诈、欺骗等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哪怕它们真实反映了社会的残酷现实。”

为什么呢，作者说，因为“生活自会教会孩子如何看清社会，却很难再有机会让他们重拾美好。”

这意思，是要儿童去读脱离生活的作品吗？你们这些教育家，拿儿童读物当成什么了？

别被骗了，这种对儿童文学的讨论，其实根本和儿童无关，背后完全是成年人的意识形态，是教育者的政治考量。

教育就是政治。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区分了真的谎言和语言上的谎言，前者固然人神共愤，但后者如果运用得当却可以甚至只能用它来达到训导、教育的目的。

你以为这些“人性的光辉和伟大”是正能量？要在作品中释放那么多道德信号，这是在给儿童吃药！

吃药的结果，读过《理想国》的人都知道，叫“诗与哲学之争”，说白了就是教育家要把文艺工作者统统赶走啦。那谁来给儿童写好的作品？当然没有了，不仅现当代的作者写不出，“四大名著”都被打倒了。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今天“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从课本里删掉了，据说因为太暴力。明天“田忌赛马”也要删掉，据说因为作弊（到底有没有违反比赛规则，请读《史记》原文找答案）。鲁迅作品被删的传闻也这么多年了，理由更是好找，太黑暗！写人们美好的祝福许愿中祥林嫂的惨死，写戴银项圈的美好少年闰土变成一个无聊、卑屈的人，写铁屋里熟睡将死的人，更是让人脊背发凉。

何况鲁迅自己也“认罪”了，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

像鲁迅这样反抗绝望的斗士，也要倒在“少儿不宜”的紧箍咒之下。这个“少儿不宜”，与其说是讨论黑暗与否，不如说在讨论是否“显得”黑暗。

不要小看了孩子，在鲁迅眼中，孩子是天然的反叛者，孩子呼唤新事物，孩子需要保护，也充满了反抗意识。

每个孩子的悟性不同，特点不同，成长环境不同，适合读什么，与成年人一样，本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尽管家长的引导监护也是需要的，但并不足为外人道。成年人可以读《哈利波特》，儿童当然也可以读《红楼梦》。

对于面向儿童的读物，一个好的选本，一个好的改编很重要，比如《一千零一夜》有这么多故事，定位于儿童的版本怎么选就大有学问，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兰姆姐弟的改编就很见功力。像《唐诗三百首》选得好，本身就成了名著。但这是编辑的事情，不是制约作者的。有适合儿童的“四大名著”改编本，也可以有适合儿童的鲁迅作品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没有定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对经典作品的编选、翻译，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本就该与时俱进。

至于原著，作者一旦完成，就已经成了开放的作品。“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像这位北大考试院院长，他是看见淫的，当然也不能阻拦他。但低龄儿童能读的肯定是白话改编本，恐怕难以理解和领悟到那个层次。

有志于写作的人，完全不必理会这些意见。即便是专注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假如他们的写作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没有一点点社会性和现实性，又怎么可能诞生经典的作品？

可惜许多作者已经成了“紧箍咒”的受害者。不要说孩子书架上没有现当代中文经典名著，成年人的书架上也没有，电影院里没有，网上也没有。

给成年人讲一个好故事，如今成了很稀缺、很奢侈的事情。

真的，我一点也不担心“四大名著”，我小时候喜欢读，现在还是只想读它们。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