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云裳、孙哲、米尔斯海默 译/常宜】

董云裳：中美爆发战争可能性很低

我不能同意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即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在冷战期间，这一政策成功地促使中国停止支持东亚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帮助美国对抗了苏联。冷战结束后，这一政策还参与促进了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增长，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2%，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是人类的一项重大成就。

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失误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这些失误都将是战略错误。米尔斯海默认为，结构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种冲突。但他对局势的现实主义观点实际上无视了现代国际现实。

为了维持和平，美国采取了许多强力的限制措施。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建立这些壁垒，这往往是米尔斯海默批评的接触战略的一部分。在过去70年里，这些堡垒帮助维护了和平，促进了繁荣，这些堡垒仍然足够强大，足以防止中美冲突。尽管还是有可能发生与军事边缘政策有关的事故或事件，但它们几乎肯定不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战争。广泛战争的爆发需要一种基本不可能的条件：即每一种约束都同时失效。

首先，双边外交必须破裂。接触是隔离的反面，隔离就是1949年至1972年间中美外交关系中断。接触的目的是防止误解，提供保证，防止冲突。诚然，过去五年来，中美之间的外交和沟通一直乏力。在当前推特和其他网站上不和谐的外交姿态中，很难辨别何为外交权威性政策，这为混乱和过度反应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环境。但这些缺陷不是结构性的；它们是可以补救的。如果两国高层坚持沟通，并努力减少公开的外交强硬姿态（他们应该这样做），那么，发动战争就会有更多的外交阻碍。

其次，要想发动战争，相关国际体系也必须失效。中国和美国与一个由国家和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相连，这些国家和机构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利害关系，即在防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方面存在利害关系。几乎全球所有的政府和机构都会受到两国战争的严重破坏，因此它们都会通过外交压力、调解或抵抗行动来阻止迫在眉睫的冲突发生，比如禁止越界飞行和建设军事基地的权利。批评者可能会很快提出，其他组织在阻止重大权力冲突方面缺乏影响力。但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战争会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将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三，全球化也带来了限制。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帮助中国富裕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为中国由此产生的实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它指向美国。但同样合理的是，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经济密不可分的一体化性质，使得任何战争都无法取胜，从而对冲突起到威慑作用。诚然，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上的依赖性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在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战争一定会造成双方的经济破坏。

2020年1月马斯克在上海庆祝特斯拉新车投产（来源：路透社）

第四个制约因素是公众舆论，至少在美国方面如此。美国政界人士可能对战争有各种动机，但他们不能忽视选民的情绪。经过20年的反恐斗争，美国公众对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海外冲突十分警惕。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显示出它准备好了与中国开战，那么也可以预见，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媒体也将履行监督职能，质疑官方的说法，并由此引发公众关注。

所有这些障碍都应该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但如果最终这些障碍不知何故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显而易见还有一个有效的最终保护：军事威慑。台湾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战争的问题。但双方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性损失，这将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威慑力。由于台湾冲突的破坏性有可能迅速失控，因此不能排除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尽管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是个好消息：正如核时代40多年来阻止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一样，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应该如此，这两个国家都是拥有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幸存并进行第二次打击的核武装大国。尽管中国的导弹和弹头比美国少得多，但中国正在努力赶上。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则仍然有效。恐怖的制衡仍然存在。

纵观这份阻止战争的潜在因素的清单，人们可能会发现为什么许多人态度悲观，因为近年来每一种限制措施都有被削弱的情况。但中国和美国不是历史的囚徒。这两个国家将发现他们无法逃避彼此，最终，他们将不得不寻求合作交流。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考虑到力量相互抵消这一趋势，和平交流是比世界末日战争更可能出现的结果。

孙哲：中美应寻找新的合作策略

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一心想主宰美国，因此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论点的基础是对中国政府诉求的误读。事实上，中国正处于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着多种看法。中国的思维并非铁板一块，其战略方向也并非确定了的。

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有很多看法。一是由于国内的限制，两国将不可避免地分离和脱钩，至少在科技等关键领域是如此。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决心遏制中国，削弱其实力，使中美之间的妥协和合作都变得徒劳。还有一种观点强调了两国互动的对抗性，认为中国必须准备一场大决战，这将包括与伊朗、朝鲜、俄罗斯，甚至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些互相重叠的观点有一种悲观和敌意。它们都反映了一种零和心态。

米尔斯海默认为正是这种类型的思维正在指导中国政策。但事实上，他忽略了另一个相反的观点。这一立场仍然对与华盛顿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抱有希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所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2021年7月表示，中美合作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意愿”。他补充说，“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的相处之道。”在这种乐观的观点之中，中美双边关系是可以维持的，即使在中美最敌对之时也是如此。

2021年9月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和基辛格会晤（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

关于中国对美国战略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一些中国媒体人士和政界人士主张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但大多数战略顾问仍坚持采取更宽容的政策。事实上，中国现任领导层都非常谨慎。他们一般不开批评美国领导人，尤其是总统。（2020年8月，中国政府确实制裁了11名谴责中国的美国政客和“民主组织”的领导人，但这一批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是在美国政府对同等数量的中国官员施加限制之后才进行的制裁。）中国领导人明白，如果中美两国的良好关系恶化，如果两国双赢让位于相互破坏，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在中国外交界，这种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政策甚至有一个口号：“批评美国，但不要疏远；为中国核心利益而战，但不要破坏中美关系。”

米尔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批评的接触战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这种和平主义思想的成果。他可能会称之为“冒险政策”，但这一赌注得到了回报。接触战略使中国现代化达到了非凡的程度，这项政策减少了中国的贫穷，并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思想日益自由的中产阶级。在国内，这一中产阶级极为珍视自由和财产权等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上，中产阶级更喜欢和平与谈判。虽然这个群体没有权力指导中国的未来，但中国的领导层不能完全忽视它。如果中美关系越来越敌对，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只会减弱。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就像被程序设定了一样，注定要发动战争：一旦你给它上了发条，它就会走向权力扩张。他说，中国的实力、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世界上缺乏可能限制它的盟友这一现状，这些都将导致中国尝试改变国际秩序。但这种对中国意图的描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接触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鉴于中国重视主权和谈判，称中国为保守的、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更为准确。相比之下，反而美国表现出了修正主义的姿态，试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在亚洲，美国现在正试图通过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安全协议，并重启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会谈”，以此来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崛起的霸主，它的唯一目标是挑战美国。相反，中国则认为自己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但尚未完全崛起的大国，它绝没有放弃在当前国际体系内与美国共存甚至合作的希望。

米尔斯海默的处方和他的诊断一样，都是错误的。他说，由于美中竞争的根源是“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巧妙的政策制定来消除。”所以，他的结论是，“充其量，我们只能对这种竞争进行一定的管理，以期避免战争。”然后，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条建议：“在东亚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使中国政府意识到，武装冲突充其量只能带来一场无关紧要的胜利，”以及“努力为发动这场安全竞赛制定明确的路径规则——例如，避免海上军事冲突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第一项建议假设美国可以阻止中国发动战争；第二项建议则假设中国有足够的理性来遵循明确的行为准则。如果米尔斯海默相信这些政策为中美竞争提供了最好的出路，那么他实质上是在主张，只要双方有明智的领导和理性的决策，最坏的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与他所说的相反，结构本身并不能决定未来，相关机构的行为也很重要。

美国政府不应该同意米尔斯海默对中美关系的悲观看法，而应该认识到两国关系可以变得体面、理解和务实。拜登政府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一点。正如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当是竞争的时候便会是竞争的，可能是合作的时候便会是合作的，只有在必须的时候才应当是对抗性的。”米尔斯海默可能会批评这项政策是幼稚和软弱的，就像他也认为接触战略是如此。但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两国领导人并不一定被结构性力量所束缚。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在压力之下，他们都可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

米尔斯海默：中美关系趋于长期竞争

董云裳不同意我将冷战后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战略看作为美国严重的“战略失误”，她认为，这项政策“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一点我同意，但这一成就和美国的安全没什么关系，美国的安全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加速了一个强大同类竞争对手的出现，而董云裳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这个政策不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董云裳承认，中国和美国现在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国家安全竞争——而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她完全赞成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接触战略？这可能是因为她并不担心这场制衡与反制衡的竞争会导致战争，她认为“有许多强有利的限制来阻止战争的爆发”。她坚持认为，相比之下，我认为这种竞争正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末日战争”的爆发。但我没有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强调了战争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描述了战争爆发的几种可能后，我写道，“这并不是说这些有限战争的情景有可能会发生。”更准确地说，我承认，中美爆发武装冲突存在巨大限制因素。然而，逻辑和历史表明了，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

孙哲和董云裳一样，也歪曲了我的论点，他声称我认为中国“注定要发动战争”，使中美战争“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中美进行安全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孙哲原本应当知道这点，因为他都引用我的话说“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管理这种竞争”。

孙哲似乎认为即使是激烈的安全竞争，中美两国也可以避免，可惜他错了。在他看来，中国是“保守的、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正在使对华政策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转变。这两种描述都不准确。中国明确地承诺说它要将从根本上改变东海、南海、台湾地区及其与印度边界的政治现状。与此同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拜登政府会回到原先失败的接触战略上。美方愿意与中方对话并管理好双边关系，但现有的证据——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仍在继续，以及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坚定地保卫台湾的信号——表明，拜登及其政府班子打算维持强硬的遏制战略。

孙哲还强调，虽然很多中国人并不看好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但也有许多人对此持乐观态度，希望两国关系可以改善。美国国内也是如此。然而，归根到底，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都终将被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竞争压力所掩盖，每个国家最终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这种国与国互相竞争的压力将推动中国争取亚洲霸权，并导致美国试图阻止它——即使两国国内都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孙哲写道，“接触战略使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现代化成就。”当然，他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它错误地帮助创造了一个最终可能无法遏制的强大竞争对手。

（本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3月-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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