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是进入新世纪第一件大事，之后的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加速，也是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农民非农就业的现金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中国成为连续20年的世界第一就业大国。不过事物总是有两面的，在入世带领中国进入高增长发展轨道的同时，也带给中国政府不少现实挑战。

首先，不要忘记10年前中国入世的背景，是恰逢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全球500强趁中国入世的东风涌入中国，而且都是大型的重工、化工等产业向中国转移，拉动过剩产业向中国布局，同时造成中国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惯性，怎么也停不下来。这些都可以看作入世伴生的输入型“制度成本”。

对中央政府而言，经济外向度过高和外汇占款过高都属于典型的经济主权掣肘于外的“被动行为”；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资本日益过剩条件下还对外资一直延续优惠政策，属于追逐短视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被动局面急需改变。

其二，从中国入世助推新世纪高增长开始，西方舆论迅即改变了此前的“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致使中国的地缘关系趋向恶化。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过去当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时候，对他们自己显然是有好处的———转移产业的资本收入促进了结构升级，但没有人说对欧美是有好处，却都一致默认为是“美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上符合投资国的要求，甚至重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今天，当美欧作为债务国向发展中国家借钱却变成了“你给我钱是对你有好处”，美欧尽管是负债国，发展中国家作为债权国却没有要求美欧做任何制度改变的权利，对西方债务国没有话语影响。

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入世十年，中国与西方之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债务国的关系被颠倒，但我国没有话语能力建立所谓定价权和定制权，中国思想界一些精英也流于东施效颦而放弃中国自身的话语权。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原材料、能源大规模进口的国家，占世界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却没有任何定价权和定制权，我们只是一个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在客观上导致海外市场价格波动占中国国内价格指数的影响权重越来越高，越是物价指数高企之时，海外市场影响的权重越大，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发挥效用。

其三，入世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面，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外资进入的时候，占有产业收益高端的部分往往仍留在本国或者其同盟国，入世以后，海外对中国贸易和投资带来的便利，是沿海地区更多更多地按照“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追求短期利益———地方得到的只不过是“微笑曲线”的尖下巴颏，平均收益率低于10%；宏观上却是一种普遍击垮其他具有完整经济结构地区的以邻为壑的牟利方式。如果目光短浅地只听任占有最终产品的环节盲目发展，那么，整个产业不仅是不完全的，国家经济结构也是不完整的。

同理，由于长期不支付资源环境的代价，我们的出口收益至少有一部分应视作欠缴的“资源环境租”。

总之，中国入世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这个时刻，更应该本着科学的精神从历史角度思考尚存的问题，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国能够在世贸大家庭中，拥有更加长期的发展战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