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观察者网发起组织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茅于轼教授在回答陈平教授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时，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说法：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是挑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主流论断，也是在挑战科学哲学关于“可证伪性”这一普遍接受的标准。作为学术讨论，当然无可非议，但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却没有看到茅于轼教授文章中具有充分的谨慎态度和严谨论证。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茅教授的论断是正确的，也要预设主流经济学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可是，主流经济学真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吗？

以一般均衡为例。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均衡实现的前提是需求曲线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同时，供给曲线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这样一来，相对而行的供需曲线终究会在某一个点相交，而这个相交点，即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点，就是主流经济学所标榜的均衡点。我们抛开供需曲线是否符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只讨论这一论断的逻辑一致性。

供求曲线的均衡，红线表示需求，蓝线表示供给，纵坐标为价格，横坐标为需求数量

先看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假定当价格降低时，需求量会相应增加，并且这一曲线具有无限延展性，即只要价格降得足够低，需求就会无限增长。可是这个描述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定——边际效用假定——相矛盾。边际效用假定告诉我们，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在达到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成为负数。这意味着消费达到一定数量后，需求会终止，而不是无限增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表述。一个是需求会随着价格的降低而无限增加，另一个是需求会随着效用的减少而终止，那么，到底哪一个假定正确呢？还是都不正确？

再看供给曲线。供给曲线假定随价格升高，供给也会随之增加。供给曲线描述的是产品价格，并没有告诉我们成本价格如何变动，如果成本曲线超越产品价格曲线，供给还会增加吗？主流经济学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方法来回避这一困境。但问题在于，假定成本不变，在价格高于成本的情况下，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即使价格不变，厂商也会无限增加供给。也就是说，厂商增加供给并不会以价格上升作为先决条件。如果增加供给，要以价格升高作为前提，那就说明厂商并不是按照最大化原则来行事的。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

边际效用曲线，蓝色表示边际效用，红色表示总效用，过某临界点后，边际效用变为负值，总效用下降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如果有哪一个原理可以称之为经济学核心的话，那么一定非最大化原则莫属了。最大化原则在主流经济学中，不仅是交易当事人个人行为的准则，同时也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依据和实现均衡的前提，可以这么说，如果最大化原则不成立，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但通过深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将最大化原则普遍化会导致一系列的悖论产生。

我们先来看短期最大化引起的悖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短期内产品价格p和要素价格w1、w2都保持不变，生产要素x2的数量也不变，只有要素x1的数量是可变的。这时，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就演变成如何使生产要素x1的边际产品价值与价格w1相等。但是，按照新古典的需求假定，需求是价格的函数，当价格上升时，需求会下降；当价格下降时，需求会上升；而当价格停留在某一点不变时，需求也应该不变。这是由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的需求模式。可是在短期利润最大化中，经济学家又假定在w1不变的情况下，x1可以任意地变化。这等于说，需求不受价格的影响。而如果需求不受价格的影响，则等同于说，最大化原则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再来看长期生产过程中的利润最大化引起的悖论。在长时期中，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都是可变的，同时产量和生产要素的量也是可变的。这时，利润最大化与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紧密联系。假定A生产者和B生产者相互以对方的产品为生产要素，为了实现最大化，A生产者以最低的价格买入B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又以最高的价格卖出自己的产品给B生产者。从A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但对B生产者来说，却是利润（如果还有的话）的最小化。

同样的事情放在资本市场上就更加清楚。资本市场中的最大化，要求投资者在最低价买入（相当于要素价格），并在最高价卖出（相当于产品价格）。先不管这是否可以实现，假定有人真能做到这一点，则他在最低价买入时，一定要有哪个倒霉蛋在最低点卖给他。如果他又能在最高点卖出，则必须有个傻瓜在那里接住他的抛盘。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上一个投资者的收益最大化的实现，至少要有两个投资者的亏损最大化为前提。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即利润的最大化的实现要以它的反面——亏损最大化为前提。它即使能实现（当然不可能）也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原则。

理性原则是最大化原则的先决条件，而完全信息和未来可预期又是理性原则的充分必要条件。不管这些假定是否具有现实性，他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那些收益低的间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建立在风险偏好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不同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悖论可以说俯拾即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例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经济学的内在逻辑矛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其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以个体的经济人为基本分析单元，将个人追逐私利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原生动力。经济学从这种个人自利的行为进一步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行为，比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但是，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而要完成交换，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生产者，两种不同的商品，以及两种不同商品的价格。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二元的分析范式，以及由这种分析范式产生的新的理论架构。主流经济学以单个厂商作为行为主体，分析单个产品的供求，这种分析方法，明显与商品经济的现实不符。出现一系列的逻辑悖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即使我们接受茅于轼教授衡量真理的标准，主流经济学也与真理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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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永谊先生简历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后师从经济学家朱绍文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

先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参加中国外贸经济体制改革、中国2000年国际经济环境等重大课题研究，并获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一等奖。发表过“中国外贸经济效益研究”、“社会经济领域的测不准效应”、“人类重新寻找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文章。

出版《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互利：经济的逻辑》，《互利：政治的智慧》等专著。曾任深圳国际经营战略研究中心证券咨询部主任、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培训中心主任、深圳巨澜投资分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全天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分析师，现为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