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2021年特区政府《施政报告》发布，几多“惊艳”，有亮点、有魄力，同时以更长的“附篇”对过去四年“施政”总体情况进行检讨和评估，试图向香港社会解释清楚这几年香港变乱和变制的来龙去脉，对“一国两制”新路向予以政策说明。这是特首林郑月娥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具有政治总结和框架规划的双重意义。

10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闻发布会上。图自新华社

林郑月娥自称担任特首是“人生最大挑战”，并引述社会意见认为“一国两制”转入了下半场，需要有新的认知和作为。这份“施政报告”相对淡化了“民主发展”议题，凸显了国安法制的体系化、民生议题的中心化与融合发展的战略化。      

无论是以“爱国者治港”重构香港民主，还是聚焦民生回应社会长期痛点，乃至尝试战略性思考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特首及其团队一定都感受到了来自“一国”范畴的政治精神、政治伦理和政治方法的强大理性和影响力。

香港“一国两制”正在经历“下半场”关键性的内在结构转型，“一国”凸显，“民生”凸显，“融合”凸显。这些转变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点，正是香港社会对真正的“国家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提及进一步加强宪法与基本法教育，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厚植“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文化土壤。她甚至提及今年9月对新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观课经验，计划亲自给“有兴趣”的香港教师讲解一堂有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中行政长官宪制地位和角色的示范课程。

“特首讲课”，这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属于首次，折射了特首在思考和承担《基本法》实施责任方面的新思考。

认真检讨回归以来特首在基本法上的“全面责任”，尤其与以特首为核心的特区政治体制的规范预期相比较，既往作为过于自我节制以及受困于“四座大山”（立法会拉布、公务员抵制、司法复核压制和社会运动夹击）的制度性围困，难有主动、自觉和突破性的政治承担。

如今，制度性梗阻已然消除，社会民心转型在即，转型发展责任压实，特首积极能动发挥关键治理领域的角色，正当其时。《施政报告》多次提及在国安、民生、融合发展中的特首责任及特首督导角色，更加凸显真正的“行政主导”宪制自觉及其作为。这不只是林郑个人的见解和责任，应当理解为“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新制度条件下，特区政府形成的新的“施政伦理”。

推动“一国两制”结构性转型发展，并始终承担对香港的最终保护和促进责任的，正是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的“中央”，即“一国两制”中的“一国”。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因其属于新事物，经历了复杂转型的探索过程，逐步从“井水不犯河水”式的放任治理变为“全面管治权”下的积极治理，以及在制度体系上寻求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两权”正向有机结合并突出中央管治权的主导性和监督性，而不是“国防、外交”之外中央完全无权，放任香港以接近“完全自治”的方式自我治理，这是2012年以来中央治港方略的关键转变。

这一结构性调整的法理准备现于2014年的治港白皮书，融合政策展现于2019年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而制度体系的应急式立法和中央管治权的决定性进场则肇始于2019年年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框架构想并迅速转化为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和2021年的《新选举法》，中央治港的体系化和组合拳思维正式形成。                        

新制度的引入，不再是基本法“释法”形式的小修小补，也不是简单寄希望于香港高度自治的放任治理，而是由中央新时代国家体制改革、战略调整与香港角色再定位而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自主性垂直立法，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结构性扩展。

这一扩展是新时代整体国家精神与民族复兴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实际超出了香港社会的既有理解和习惯认知，超出了有关工作部门的固化政策思维和工作习惯，造成一种重新理解和适应的强大压力。

事实上，这正是“一国两制”下半场或2.0版的本质所在，是国家崛起、香港融入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有机统一的合理化进程。

无论是香港本地，还是有关工作部门，留恋“过去”并在熟悉和习惯的政策思路和工作方法中“周旋”是一种极其舒适的行为模式，甚至是政治经济利益思考的惯常依赖，但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必须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安全、选举安全、融合发展以及国家角色的主导性，并只有在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制度保障的条件下，香港才能获得国家持续性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以及在应对内外挑战，尤其是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破坏时有足够的制度力量自我保护。

走出既往的“舒适区”，香港再出发不是原地打转，而是脱胎换骨，力争在21世纪新全球化的大洗牌过程中不掉队、有角色、有前途。

《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是大手笔，深港融合的政策导向是大战略，深港联合打造中国“技术主权”体系和先进生产力、先进制度文明的结构取向是大智慧，特首对此已有敏感领悟。但香港社会的精神转型，包括产业思维转型与青年价值观转型，仍有待时日。              

《施政报告》展现了特首历经“人生最大挑战”之后的完整思考和表达，有团队智慧，有中央政策启发，也有个性化的发挥。政治人格与风格从来都是制度与个体复杂互动的产物，既需要作为制度人格的规范与专业化，也需要作为个体人格的血肉感和同情心。

特首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中起着沟通连接香港民众和国家的关键枢纽作用。这不是林郑的孤立角色，而是真正立足“一国两制”完整架构和发展需求的香港公务员尤其是问责官员的共通角色。

夏宝龙主任多次提出的“坚定的爱国者”，其本质内涵不仅仅是要求“忠诚”上的坚定，更是要求服务人民上的“贤能”。《施政报告》中提出特区管治团队的建设原则是“能者居之”，属于理解和领会了“贤能政治”的要义。        

宏图既展，行胜于言，现任特首任期有限，下一任花落谁家仍在竞争博弈之中，需按照制度规范和民主程序产出，需中央信任和香港社会认受。《施政报告》展现的“宏图”不限于特首个人，而应当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全社会的共识与目标，这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一种正确理解和展开，也是中央制度与政策改革的合理指向与期待。

香港社会能否真正理解和适应这一“宏图”并致力其中？抑或继续从本土主义逻辑抵制这一转型过程而蹉跎岁月，误己误人？这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大问题。

为这一问题寻求解法，是香港管治的真正难题。而理解和适应这一结构变化的关键正在于完整准确理解国家精神。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大问题”或前提性问题在《基本法》范畴内无法充分求解，基本法也不具有所谓的“自足性”。

求解的路径必须深入《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之中，甚至需要深入新中国史、党史和中国文明史脉络中。

香港要想从“漂浮”和左右为难的西式全球化城市转变为立足中国文明和体制的、真正可持续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文明和政治的根脉就必须深植于中国自身，其从中国自身汲取文明和制度的养分越合理，其面向西方世界的底气和优势就会越大。

这是香港全球化角色的辩证法，智慧地依凭“一国”的基础，不只是市场，还有文明和体制，香港的发展前景将是星辰大海。

《施政报告》中涉及“中央”和“国家”的频率与篇幅明显增多，对国家角色的有关表述也不再是简单“恭维”和客套辞令，而是透出一种由衷的理解、感激、信任和向往。这或许只是香港“高层官员”在风险斗争与政治考验过程中的觉醒成果，未必可以乐观地代表香港整体社会的意见转型。

《施政报告》并不乐观假定香港社会已适应了新制度和新战略，而是提出了在国安法制、民生政策、融入发展、青年支持以及教育、社会、文化领域的诸多具体制度议题和政策构想。

这些不是特首个人的“任务”，而是特首向全社会甚至下一任特首提出的积极倡议。社会的精神转型与适应，关键在于理解真正的“国家精神”。而就国家精神的理解方式而言，既有的本地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显然需要进行持续性的改革和调整。

就国家精神的文化产品载体而言，近些年制作的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可圈可点。今年是建党百年，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社会一大热点，但未必透彻、深入和入脑入心。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社会确实正在经历“脱敏化”和“社会化”过程，这是理解国家精神的最重要的前提，2018年修宪之后，宪法第1条明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成了国家宪法上国体构成的法权元素。

但香港社会理解国家精神还需要更加具体生动的文艺作品和沟通形式，需要适度的历史化、事件化、故事化、偶像化和人格化，需要激活香港社会人心的历史记忆和重新理解，需要打动青年人心的底层硬核而促其转变。

我曾在多次涉港座谈会和讲座的过程中提出“国家精神”教育上最适合的三部电视剧，与内地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相比，香港社会的实际需求更为迫切：        

其一，《觉醒年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青春史，是科学民主精神的青年诠释，是爱国进步的政治基因展现，也是中国现代性文化与政治品格形成的历史里程碑。

《觉醒年代》。资料图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中华民族复兴的集体责任，青年群体的时代参与，以及美德与牺牲的规范品格，在其中丰沛、充盈及具有线条流动感。

1919年的中国，是巴黎和会上“最虚弱”的战胜国，是列强俱乐部“秘密交易”的牺牲对象，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例证。

但“觉醒年代”的斗争使得中国人民就此觉醒，先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启了“新文化”启蒙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进程，并寻求与工农群众的权利和解放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的理想性与扎根中国大地及服务中国人民的责任伦理做了有效的历史奠基。由此，新文化扩展开来，青年群体行动起来，人民“觉醒”了。          

其二，《跨过鸭绿江》。这是新中国的国家精神奠基史。面对来自外部“第一强权”的主权和安全威胁，面对新中国政权的生死考验，“跨过”的战略决断与战争经历显示了一种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勇于承担及奋斗牺牲的政治精神。

《跨过鸭绿江》。资料图

这是立国精神，也是新中国坚定打破美国的“东亚大空间”，在二战后国际体系间寻求最佳国家利益与安全保障的超强集体意志和坚定实践行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人民信心和发展机遇期由此获得。

而在象征意义上，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也是一次“跨过”行为，民族复兴就是在一次次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的“跨过”行为中稳健前行并光亮日显的。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1950年在《大地的法》中曾悲叹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秩序的崩塌和美帝国式的自由国际法秩序的霸权降临。施米特是代表德国的悲叹，而新中国则选择了正义斗争。

1950年的美国霸权登峰造极，联合国体制初生无力，被美国操控，国际正义无从维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现了新中国为民族复兴长期利益计以及为区域和平长期利益计而进行的国际法斗争。

《板门店停战协定》既是志愿军战斗牺牲的直接成果，也是这一斗争的国际法成果，但更关键的是新中国由此奠定国际地位和政治正当性，赢得人民更深切的支持，造成内外敌人的战略恐惧，为后续的长期和平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地缘和国际政治条件。

由此，畏惧西方列强的“长期自卑感”消失了，新中国“立住”了，真正站起来了。

其三，《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是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转型史，也是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建设史。这是国家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政治结构转型，是国家精神重心的内在调整，但不属于“另起炉灶”的断裂式革命。

对“前三十年”而言，内部反复辟和外部反干预是新生政权的生死命题，是无法回避的极端挑战，在体制和斗争方法上有诸多的应变思维和特殊管理机制，但也兼顾了国家常态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资料图

“前三十年”打下的国家制度基础、外部和平环境以及内部工业条件，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前提。1970年代初，中国开始考虑战略性地重构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并争取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立场和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政治路线和经济战略面临结构性检讨和调整，邓小平以其对新中国国家精神的透彻理解以及民族复兴的方法路径的独立思考，推动国家转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和新秩序。改革开放也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一国两制”的制度实现提供了最有利的政治条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式治理弊端丛生，民主法治需要规范建立，人的权利和发展需要制度保护，因而需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是“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精神及其路线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性逻辑，它与“前三十年”在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层面并无差异，但在如何实现具体路径和方法上存在重要的调整甚至创新，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以“前三十年”为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又构成2012年以来，新时代一切改革及民族复兴全盘事业的关键前提和基础，前后相续，始终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健性和制度改革、经济发展的创新性的有机结合，坚决拒斥了苏联式的“颜色革命”崩溃之路，也遏制了回到之前体制的“老路”，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向前探索。

香港“一国两制”的战略谋划来自“前三十年”，但其具体成形和结出硕果是邓小平时代的独特政治成果，并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改革开放有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一面，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规范发展的一面，但这一切改革元素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范畴内有序、理性展开的。

对邓小平路线的理解必须结合“前后三十年”的连续性逻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化发展进行，任何简单向左或向右的片面化解读和扭曲都是有悖于改革开放精神及其民族复兴完整逻辑的，也不能在当代事业中取得共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助于香港社会完整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则和限度，以及背后的国家精神的完整谱系与核心元素。经由改革开放，中国稳住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具备了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真正自信和实力。

香港特区政府因应国家精神理解的强烈需求，已将《觉醒年代》和《跨过鸭绿江》引入香港电台及公共文化空间，实际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可做相应引入。但仅仅引入传播是不够的，还需要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讨论、观影分享、课堂教学、课题研究以及学术评析，使之成为香港公共文化的有机的新元素，将国家精神和国家角色深刻植入香港文化生态之中，以弥补“一国两制”在香港长期以来的“国家”角色缺失。

新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重新划分了学习板块和内容，确定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及“互联互依的当代世界”，更新调整了课程指引，提供了示范性教学课件，并规定了内地考察教育环节，其与上述经典历史剧及新时代精神切合攸关之处极为繁密，正可转化运用。

在此长时段历史叙事与社会教育的基础上，“一国两制”的话语权和社会认同才能稳固建立，而新时代“一国两制”的制度精神和发展逻辑才不是“突兀”的，而是其来有自，是中国文明与现代历史合逻辑的当代发展。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而对“序章”的准确理解和运用，是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擅长”所在，也是智慧所在，“一国两制”的转型发展不可能脱离这一“大逻辑”。

总之，香港“一国两制”合乎时代和理性要求地转向了下半场，面对巨变时刻的一切乡愁、幽怨或喜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呈现，但“一国两制”朝向“国家”、“民生”、“融合发展”方向的决定性转型不可逆转，而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也将因为上述转型的有效完成而更加完备。

2021年的《施政报告》可以是香港“一国两制”的一份历史性文件，因为它承载了中央的政策启发、特区政府的转型思考和香港社会的再出发构想，虽在一时之间未必构成香港全社会心悦诚服的整体共识，但其强大的历史叙事、政治判断、政策自觉和国家精神理解，以及对民生与发展的透彻思考，却是香港回归以来前所未有的。

香港“一国两制”正在深化转型，国家精神的完整理解和转化仍需深入，并构成“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和实践新路向的基本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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