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雷】

我今天讲一个开脑洞的题目。

首先要说，我接下来所讲的，准备并不充分，思考很不成熟，充满着个人趣味，而且非常不法学。如题所示，我想从这一系列“冒名顶替”事件出发，做一场主要是时间的穿越，回到案发现场，就是“九十年代”，这至少是我接到会议通知、必须要讲点东西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其实，任何事件，不光有时间背景，还有空间背景，目前媒体所关注的，重点在山东一省，但是否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山东，恐怕并不是，只是这次是在山东揭开了盖子，很有可能，许多省份也曾流行过类似的问题。但我今天的发言不涉及地域，因为真的谈不上充分准备，谈地域容易引发争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何以“九十年代”会成为一个法学问题，我必须做些交待，不能只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个人兴趣，断断续续积累了一星半点的思考。针对这个问题，我做个简单的回答，因为上世纪的90年代，是中国法制建设之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新世纪之前的这10年里，先是1992年—1993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当化以及入宪，其次是1997年至1999年的依法治国的正当化以及入宪，可以说是90年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呼应某本近期热销的法学新著《想点大事》，我们在此也“想点大事”。而在此期间，法学学术界也有很多大讨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法制（rule by law）还是法治（rule of law），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普世主义还是本土资源，那个时代的法学也是大开大合的。不过落实在法学界的主流论述中，“九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法治实践和话语的一个原初场景，一个根，一个胜利的起点。故此，“九十年代”可以作为一个命题而提出。

刘晗新书《想点大事：法律是种思维方式》

接下来，我主要谈五点，每一点都只能简单做些阐释，不是篇幅所限，而是我自己的思考并不充分。

第一，“九十年代”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是在法制建设的意义上。最简单的，当然是指从1990年到1999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从法制大事记上有什么大事？前面已经说了，地标性的两个里程碑就是上半段的“市场经济”和下半段的“依法治国”，这是所有法律人都悲欢与共的事件。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感受未必是均匀的，比如说我就特别关注香港回归，“1997快些到吧”，而我最近也会在空余时间读一些小说，主要是双雪涛的（注意，他是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我觉得他小说里所不断重返的九十年代东北社会，也是不可忘却的，虽然我的社会经验很不一样，但却非常有感触。

这么看来，似乎一南一北，悲欢并不相通，但历史进程却交汇在一处。当然，这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第二个十年，同之前和之后相比较，这十年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整个社会无比相信改革的力量，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相信把蛋糕做大后就会有“涓滴”效应。对我来说，赵本山在世纪末春晚上小品里的那句经典“改革春风吹满地”，就是九十年代最强烈的心声，那是1999年的春晚，我刚上大学一年级，在南京读法学院。总结一下，那是改革突飞猛进的时代，官方意识形态也讲的很清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多时候，兼顾变成了不顾。

第二，“九十年代”的特点是什么？我只讲一点，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能逐渐忘记了，一个没有网络的社会曾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在座许多同学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无网的生活，你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生来就有网，但我们至少曾经经历过，我第一次介入“因特网”是1998年国庆节假期，拨号联通后，记忆犹新，我相信自己也是上网较早的那一批人。换言之，整个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慢，信息传播尤其之慢，一方面，信息传播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阻断信息传播的代价非常低。

举个例子，在我高三那年（1997-1998年），同学中间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台湾歌星张雨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消息就是这么流传着，我们没有任何途径能判断它的来源，以及它的真假。这种“慢”，也就意味着信息传播往往是以某个县为单位的，有个不那么容易突破的“细胞壁”，小地方也因此很多时候显得“天高皇帝远”，当发生什么事件/冤屈时，当事人很难有手段制造“舆情”，吸引眼球，这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的许多法制事件必须要记住的一个背景，包括“冒名顶替”事件，也包括去年我们都很关注的湖南某县中学的操场埋尸案，发生在2003年，但也是一个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

我在美国读法学院时，曾在一门课上交过一篇论文，我在论文里造了一个词“trans-provincial muckraking”，“muckraking”的意思是耙粪，揭黑，新闻调查监督，但重要的是“trans-provincial”，我是想通过这个概念告诉当时的美国学者，你们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我们事实上有，我们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跨省监督”，而互联网事实上改变了我们之前以地方为壁垒的信息传播机制，这对中国其后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极重要的事。

第三，苟晶在1997年初次高考，这么说来，她大概出生在1978年前后，那个时代的小镇或县城青年是种什么状态，他们怎么理解外面的世界、生活的未来，我觉得这是法学者也不能完全忽视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理解苟晶及其所代表的一代学生，更具体地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比较贫寒的女生，是一个法学问题。我大致看了一下苟晶的情况，六神磊磊有个分析，很有启发，也就是苟晶是被选出来的，根据是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反咬，因此作恶者会更安全。

如此的角色描绘，让我想起了“秋菊”，“秋菊”早已成为一个法学界分析的经典文本，但苟晶显然不是秋菊，从现在能看到的事实来说，她没有秋菊那股子劲，学习很努力，想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命运真降临时，或者说当她发现命运真相时，她也不争，无讼。某种意义上，“苟晶”，也是一个经典的文本，甚至可能更有代表性，在她这种类型下覆盖着更多的个人，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出身普通乃至比较贫寒的农村女孩子。我们往往认为，曾经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保持着比较高度的流动性，高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这个流动性，近年来开始慢慢在闭合。

前几年有本翻译出版的美国著作《我们的孩子》，很多同龄人读完后都觉得心有戚戚，心底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可以通过学习/考试改变命运的年代，但“苟晶”们的存在让我有所反思，这在何种程度上是我们的一种幸存者或成功者偏差，只是我们走了出来，包括没有碰上或被选中成为那个备胎。无论如何，现实中的苟晶撞上的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但背后是否还是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回忆起来，作为一个90年代苏北县城的一个中学生，至少在我的初中时代，没少见有些女同学某个学期开学后就没有再出现，也在自己初三那年班上突然来了几个据说是要考中专的复读女生，她们的成绩高于我们，只是没有走上高中这条路，她们都去哪儿了，当家庭出生的贫富以及父母受教育并没有成为一种显著因素的年代，是不是性别扮演着某种筛选机制，这公平吗，又有多么普遍，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但这构成了思考中国法治变革的社会背景。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 田雷 宋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第四，法学研究者应当真正关注社会事实，包括在案件中所呈现的极细致的事实，尤其是在面对这种直击正义感之最底线的事件争议中，我们越要冷静下来，不轻易下道德判断，论是非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是非常廉价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学者所做的。

谈到这里，我还是要说自己非常喜欢读苏力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是他对2002年夏天发生在陕西延安某城乡结合部的夫妻看黄碟案的分析，大背景当然是几乎所有的法学者都义愤填膺，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怎么猖狂到这种地步，要干预夫妻卧室里的那些事，但苏力却冷静细致地唱了一个反调——我不是说完全认同苏力的观点，但其中有些事实，比如当警察接到报案时就意味着看黄碟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他人，显然被大多数法学家无视了。

到目前为止，苟晶这个事件的事实并不复杂，看起来很清楚——当然，不排除反转的可能，在当前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事实有时候总是一波接着一波地到来，冒名顶替如果坐实，那相关人员都要面对党纪国法的惩处，这也正是部门法同事们所讨论的问题。但作为苟晶的大致同龄人，至少我和她一样参加了1998年的高考，当冒名顶替事件成为热议后，我也打开自己的记忆阀门，在高考中的舞弊绝非只有这种恶性的冒名顶替，我们那时候能听说，有种操作是让成绩拔尖的高二学生代替高三学生考试，上了考场，准考证上是被代考者高三学生的名字，但照片是代考者的照片，也有操作是已经考入大学的回来代考，操作类似，这都是我们当年曾听说过的。那时大概还流行着一种协议顶替，起因也许是考生对自己的成绩不满，他原本应当考取更好的大学，所以他可以复读，然后把自己今年的名额卖给另一位高三生。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还能记得的曾经历的事情，放在一代人中间，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但希望借此说明，我们必须高度关心事件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尤其对法律人来说更是如此。

第五，以中国人口之多，每年某个省高考人数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基数，故而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可能所影响以及波及的人口和家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在此意义上，在法律的天平上，是否存在什么社会性的考虑，要同个案正义之间有所平衡，恐怕也不是一个伪问题。被偷走的人生无法回来，侵权法以及刑法的救济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历史遗留问题”，恐怕恰恰不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思考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简单一句“恢复原状”就能实现正义的，仔细思考，到底什么是“原状”，被夺走的到底又是什么，谁是案件争议的相关方……这些法治问题的解答最终都要求我们超越法律，至少是超越法条。某种意义上，苟晶事件以及更多的冒名顶替案件，对中国法制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当下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在于通过这些事件重返“九十年代”，从中发现某个在主流法学中被隐藏起来的角落。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研讨未必全都要抓眼球，某种方法要求我们让子弹飞会，等它凝固成型后，我们再来。

说到这里，似乎显得我对“九十年代”有一种价值上的批评，似乎那个历史时期因为种种原因存在很多社会阴暗面，曾经一度它们被视而不见，而现如今则一一被翻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给你们这个印象，那大概是因为今天所讨论的是冒名顶替事件，我们是经由这些呈现出来的恶劣事实来进入“九十年代”。严格说，我认为，“九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不是学者可以下论断的，我们可以讨论，可以有个人态度，但关键在于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去记取其中的某个阶段、领域、或人群，没有人可以拥有全能全知的视角，更不必说我在这里通过对社会热点的一知半解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非要我说，在我看来，“九十年代”是一个生机勃勃、也野蛮生长的年代，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头脑中都相信某些今天看上去的天方夜谭，因此它也埋藏着很多恶的因素，但问题在于，每次记忆起那个阶段，我总觉得身体里有些东西被唤起，就好像我现在读双雪涛的小说，我当年的生活，完全不是东北沈阳铁西区的艳粉街的场景，但读到小说里的很多描写，我依然我觉得很熟悉。更何况，非要说起剥削、压制、凌霸、欺骗、侮辱这些“隐藏的角落”，哪个时代又没有呢？

写于2020年7月3号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