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国模式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话题，而不只是一个本土话题。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一个热点，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的重大转折。

我们可以从总体和要素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要素同时具备，尤其像中国这样古老的东方大国同时具备，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是极其特殊的，就其中包括的每个要素来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可比性，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复兴或者民族独立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发展轨迹可以从别国的民族复兴当中找到借鉴，别国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启发。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还可从中国发展的术与道来理解。我们要对中国发展的目标领域和阶段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做把握，体现在这些领域目标当中的中国发展之术和贯穿在这些目标领域和阶段当中的中国发展之道的辩证关系。

系统地看，中国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价值观念的引导、资源条件的支撑、纵向的权力控制和横向的利益驱动。

要研究贯穿在中国发展之术当中一以贯之的东西，那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想主义、纵情的团体制度，研究今后如何更有效地把发展之道落实于发展之术当中，及时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作者现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房宁：中国模式的特色与共性

在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它的权力的集中并不是简单的等于专制，而恰恰是它在工业化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集中国家权力用于战略性发展，所谓战略性发展就是集聚资源，设计路径，提供初始资本和一些软环境，包括法制等等，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超越或者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集中权力和专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们实际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的功能。这两点是我们观察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很大的特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而这两种模式还有一个关系。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它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一方面开放权力，一方面集中权力，形成了一种对冲而不是像一般的西方教科书上讲的那样，一定是保障权力和开放权力是同步的，这里面和工业化阶段性有关系。工业化阶段保障权力和集中权力的这样一种模式，可以避免社会走向分配性的激励而形成生产性的激励，这是对它工业化时代的上层建筑或者政治模式的一种保护，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多东亚国家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解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黄平：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将来

中国要活得天经地义，我们自己认为理所当然，这一定要把它从经验层面概括到道路层面和道理层面，再到道德层面。毛主席革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革命解决挨饿的问题，下一步解决挨骂的问题，这个挨骂不是放弃不是投降不是缴械不是说我们一切都错了，而是把这样一个过程道路经验乃至于正在型构当中的特色、模式讲清楚，梳理明白。还有一个是未来，未来变成一种模式或者已经型构的模式，是不是所谓完美的，对别人有没有启示。中国至少以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对外战略，我们第一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从50年代讲和平共处，小平同志讲和平共处，现在讲和谐世界，不是通过掠夺战争去解决国与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民主国家利益关系，我们主张合作共赢共享，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当然对世界有影响有借鉴有参考，我们不愿意强加给别人模式，不愿意输出一个发展道路，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实体，如果有一个东西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很可能包含的普遍性越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