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13日凌晨，以色列以“崛起雄狮”（Operation Rising Lion）为名对伊朗境内数十个核计划及军事设施目标实施持续空袭，德黑兰周边军事基地及多处指挥官住宅区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等多名高官及核科学家在袭击中身亡。伊朗方面表示，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和“严厉惩罚”。这一行动揭露了伊朗地区战略的现实困境：西方世界持续以意识形态驱动定义伊朗时，这个国家的所有战略抉择，从根本上看都是生存逻辑下所做出的务实回应。

西方为何对伊朗存在深刻误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理念是什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学院的前任院长纳斯尔在其著作《伊朗的大战略：政治历史》中揭示了另一种真相：伊朗选择了一种由战争、孤立和生存恐惧所塑造的冷酷务实的策略，即前沿防御战略。德黑兰的外交政策——追求核能力、前沿防御、对美国力量的蔑视——并非受教条主义的驱动，而是由生存的逻辑和历史的创伤所决定的。在伊拉克战争后获得一定成功的“前沿防御”战略，从一开始也只是伊朗的应急之举，而远非经过深思熟虑后发展的地区战略。

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同时管控以色列和伊朗核谈判的能力也在下降，以色列的打击必然进一步强化伊朗的生存危机。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再次走向十字路口。

本文摘编自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对谈节目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人们和急救人员聚集在一处被以色列袭击的建筑物外。当日，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约100个目标，包括核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并击毙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顶级核科学家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

伊朗战略的生存逻辑与西方认知偏差

帕西：欢迎参加昆西研究所网络研讨会。本期我们将与瓦利·纳斯尔（Vali Nasr）一起讨论其新书《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我是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该智库位于华盛顿，致力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严谨外交，主张以“外交与军事克制”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伊朗为何采取这样的行为？西方对伊朗外交政策还存在哪些误解？这是本书探讨的重要问题。瓦利·纳斯尔打破了“伊朗是一个非理性意识形态驱动型国家”的迷思。他通过对罕见的伊朗内部人士采访揭示：伊朗的外交政策、核能力追求、前沿防御策略及对美国力量的“蔑视”，并非源于教条，而是由战争创伤、国际孤立与生存恐惧塑造的冷酷务实逻辑。

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后果，书中全面重新解读了伊朗的长期战略博弈，以及其对美国在中东政策的启示。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本书对理解伊朗行为的深层动机、纠正华盛顿的误判至关重要。若以正确外交方式推进，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仍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纳斯尔本人，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您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什么，以及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纳斯尔：这本书我写了约10年，这期间美伊关系经历了从首个核协议到美国撤军、美国“极限制裁”政策、阿拉伯之春的冲击直至当下局势的复杂演变。每当局势紧张，总有人将伊朗简化为一个“毛拉领导的神权国家”，认为其行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即便部分政策制定者观点更复杂，也未必承认伊朗与其他美国对手一样，有着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逻辑，包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知，以及利益计算。若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真正解读伊朗的行动，比如其坚持铀浓缩的权利，本质是国家安全考量而非单纯造核弹。

颇具讽刺的是，伊朗其实对信息持开放态度。大量关于其外交政策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被公开，涵盖革命初期、两伊战争及前沿防御等关键时期。这些资料揭示，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虽重要，但反美主义有更深历史根源，且并非宗教派别的垄断——世俗共产主义左翼的反美倾向更加强烈，或者说在使伊朗革命反美方面的影响与宗教势力相当。同时，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朗独立。

从19世纪被英俄殖民、二战被占领，到美国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伊朗将革命前的历史视为殖民史，因此革命的首要成就并非伊斯兰化，而是摆脱美国控制。这种对独立的执念贯穿至今，使伊朗在制裁与冲突中持续维护主权，国家战略始终围绕反殖民依赖和为独立的斗争而展开。

伊朗伊斯兰革命

首先，伊朗的核心诉求是让美国撤出伊朗、退出中东，本质上就是别干涉其事务，从而使自身实现独立自主。我在书中开篇讲述了一则轶事：在第一次核协议前后，一位伊朗高级领导人与基辛格会面，基辛格曾在专栏中质疑伊朗何时能以一个“国家”而非一场“运动”的姿态行事，以及何时会停止在中东与美国对抗；而伊朗方面则回应，他们更希望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干涉。这一互动凸显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并非谋求征服世界，而是争取独立发展的权利，这种对主权独立的渴望，正是驱动伊朗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

此外，我在这本书中还追溯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伊朗战略思维的历史事件。两伊战争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堪称伊朗的变革性事件，八年残酷的两伊战争塑造了伊朗领导层的认知，例如苏莱曼尼将军和其他伊朗革命卫队（IRGC）指挥官们的认知，他们亲历伊朗孤立无援、艰难求生并收复领土的过程，这深刻塑造了他们对联合国、阿拉伯邻国及美国的看法；而美国单方面撕毁核协议、威胁发动战争，更被伊朗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经历被伊朗领导层深度解读、内化，最终融入其对外策略之中。简而言之，美国始终被伊朗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野心与恐惧、谈判与对抗，都需要从这一核心认知出发进行理解，这才是把握伊朗战略行为逻辑的关键所在。

帕西：正如您所指出的，伊朗对独立的坚持，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而且还体现在对相关合作形式，诸如地区核工业联盟的态度上——只要可以在伊朗土地上继续浓缩铀，让伊朗保持核浓缩的独立权利。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沙阿时期（注：即卡扎尔王朝）的“绿色战略”，而且存在内在连续性，尽管两个政权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什么是前沿防御战略？它如何运作？又与沙阿时期在伊斯兰革命前所推行的战略有哪些相似之处？

纳斯尔：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沙阿是美国傀儡，但事实上，沙阿同样将伊朗定位为地区大国，且在战略层面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相似的现实处境。伊朗国土广袤、民族自豪感强烈，拥有悠久文明，但地缘政治上相对孤立：伊朗的语言为波斯语，区别于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宗教以什叶派为主，与逊尼派主导的周边国家形成差异；虽地处中东核心，却难以融入地区环境。

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

这种地缘与文化的特殊性，是沙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安全威胁认知上，二者也有共通逻辑。沙阿时期，伊朗将苏联视为最大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伊苏边境，还通过苏联支持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渗透。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头号威胁，且同样借由伊拉克对伊朗形成压力。1980年两伊战争时期，伊朗认为背后有美、以、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入侵；接着2003年美国直接军事占领伊拉克，更让伊朗感到威胁迫在眉睫。

因此，伊朗认定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或阿塞拜疆。真正的威胁来自两伊边境，那里容易受到阿拉伯世界影响。阿拉伯势力被视为核心安全威胁。这一认知在沙阿时代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一脉相承，沙阿政权因此与以色列结盟，伊斯兰共和国亦然。但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意识到，在阿拉伯世界自保的关键是构建区域存在，沙阿政权通过与库尔德人结盟、扶持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甚至承担波斯湾安全责任，比如1973年应阿曼苏丹请求出兵，协助平定佐法尔地区分裂主义叛乱，从而扩大地区影响力。这与伊斯兰共和国从黎巴嫩起步的策略路径一致。沙阿时期负责阿拉伯事务的萨瓦克官员曾称“若不想在地中海流血，就必须应对境内敌人”，此理念与苏莱曼尼将军如出一辙。

所以战略现实是，伊斯兰共和国早期对阿拉伯世界抱有敌意，如今转向主动接触，这一转变重现了沙阿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战略困境。因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复兴党势力及伊拉克威胁，沙阿政权最终选择与萨达姆和解、接纳萨达特。伊朗边界太脆弱了，前沿防御实质上是伊朗对自身防御弱点的承认，即伊朗胡泽斯坦边境（注：与伊拉克接壤的伊朗省份，两伊战争期间的主要战场）易受阿拉伯军队威胁，边界防御薄弱迫使伊朗必须介入阿拉伯事务以保障国家安全。尽管这种介入存在风险，比如叙利亚危机的反噬，但对伊朗而言，置身事外更不可行。沙阿与伊斯兰共和国均未能找到规避此类风险的完美方案。

帕西：您提到2003年叙利亚与伊朗的一次关键会晤推动了该战略的重大升级，并使其成为了过去20年的形态。事实上，20世纪80和90年代这种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度介入战略尚未成型，伊朗人彼时的尝试甚至引发了伊拉克入侵。能否介绍这次会议的背景与具体内容？

纳斯尔：我们必须承认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存在本是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管理，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朗与叙利亚都清楚美国的目标不止于伊拉克——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仅进行了有限的行动，把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主权，但并没有重塑中东的野心。而小布什政府则更雄心勃勃地旨在重塑中东，在伊拉克之后处理叙利亚、伊朗等被其列为的所谓“流氓国家”。再次，伊朗高层回忆录，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首任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记载明确地指出，伊朗坚信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伊朗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曾试图接触美国，在一份文件中提议就核问题与真主党议题谈判（注：指2003年由伊朗驻瑞士大使馆传递的寻求与美国谈判的备忘录），但美方假装从未收到这份信息，并采取了与今天类似的态度——以“伊朗弱势论”拒绝回应。特朗普政府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尽管以色列告诉美国不要与伊朗谈判，应该直接攻击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赞成哈塔米总统与美接触，转而将防务任务交给苏莱曼尼将军。同期哈梅内伊与阿萨德在伊拉克战争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即“抵抗是减缓美国速度的唯一途径”。伊拉克军队迅速溃败后，叙利亚支持逊尼派叛乱，苏莱曼尼则在伊拉克南部组建什叶派武装。双方未料抵抗运动如此成功，甚至被伊朗多年后视为迫使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关键。尽管这一认知或有夸大，但对伊朗而言极具象征意义。由于在伊拉克的行动，苏莱曼尼成为了革命卫队的一位伟大英雄。

一名伊朗人手持国旗站在苏莱曼尼巨型广告牌前

伊朗由此强调建立民兵组织并进行非对称战争来作为安全策略的核心，这一模式实则源于应急。2003年美军快速攻占巴格达后，伊朗清楚用坦克、飞机和大炮等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抗衡，转而借鉴两伊战争中的游击战经验与真主党对以作战模式，以非对称手段构建防御。这种策略本是应对美军入侵威胁的无奈之举，却因在伊拉克等地的成功实践，逐步成为其地区战略的支柱。

帕西：您的观点是认为伊朗的战略最初是防御性的。毕竟美国入侵伊拉克，而伊朗此前也遭过伊拉克入侵，其安全威胁感极强。该战略旨在尽可能地阻止美军从巴格达或大马士革进一步向德黑兰推进。但中东一些国家认为，伊朗试图在整个地区建立霸权，且这种野心并非出于防御或生存焦虑，而是源于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来主宰地区的渴望。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估？这一战略是否从防御起步，却因意外成功而转向地区霸权扩张？

纳斯尔：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方的防御可能被视为另一方的进攻，如俄罗斯以抵御北约威胁来解释对乌克兰的行动。也有可能战争或战略一开始是防御性的，然后在某个时候执行它的人会看到其中的野心。伊朗战略是否如此呢？我们需要从事实出发：没有任何回忆录或历史记载能证明其存在一个主宰中东的宏伟计划。当美国进驻伊拉克时，伊朗的恐慌是真实的；而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伊朗的危机感同样强烈。哈梅内伊曾对他派往叙利亚的指挥官有过如此训示：当指挥官们抱怨阿萨德不听他们的话、伊朗无法拯救此地而应该撤离时，哈梅内伊告诉他们“阿萨德就像一个病人，必须强制医治”。

当地时间2024年5月30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右)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谈。

换句话说，这清晰反映出伊朗当时的核心诉求是防止叙利亚沦陷引发连锁危机，而非主动扩张。直到2016年击败伊斯兰国（ISIS）后，伊朗才开始在叙利亚谋划反以色列基地，显露出了区域野心。但并不是他们2011年介入时的初衷，而属于防御成功后的策略延伸。2011年人们担心一旦阿萨德失败，巴格达将无法维持下去，伊朗将会陷入困境。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联合将像海啸一样袭击伊朗。所以伊朗为支持叙利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尽管外界视为“浪费”，但对伊朗而言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挽救了那个时刻并击败了伊斯兰国。

所以我认为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历史认知存在偏差。但这并非否认伊朗在阿拉伯领土的地缘扩张现实和其行为对地区国家构成的安全压力，更不是否定伊朗可能存在的中东帝国想象。关键在于，伊朗的战略实践中并未形成系统性的霸权扩张计划，其国家行为始终交织着双重逻辑：既有区域影响力诉求，更面临切实的战略安全困境。这种困境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加剧，随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危机而深化，至今仍是伊朗战略决策的核心变量。梳理伊朗内部文献与政治精英回忆录可见，其战略思维始终围绕捍卫革命、维护共和国政权和保障国家主权展开。对伊朗而言，国家、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国三者是一体的，其政策话语中鲜见扩张的思想，更多聚焦于防御和保护的逻辑。

革命卫队的权力扩张与国家治理转型

帕西：前沿防御听起来很像美国的“首要”大战略（Strategy of primacy），也即认定美国需要在几乎全世界都占据支配地位，否则动荡最终将波及美国本身，并构成威胁。当然，美伊两国战略的规模有明显的差距：美国正在跨越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实施其战略，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地方起到了反效果。相比之下，伊朗的战略更加专注于其所在地区。但伊朗和美国的战略都在各自国内产生了国家安全化的影响。您在书中写道，此时的革命已经不再基于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Velayat-e Faqih）的理论和概念，而是变成了抵抗（resistance）。而抵抗意味着彻底的安全化。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以及它对当下的意义。

纳斯尔：伊朗自革命后第二年其就处于持续战争状态：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认为自己处于与美国的对抗中。从德黑兰的角度，美国首先用经济制裁在伊朗周围筑起高墙，然后试图将伊朗排除在中东之外。特朗普可能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希望伊朗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美国总统。

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安全部队会借保卫国家的名义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这意味着他们能获得更大份额的预算、在外交政策决策中占有更大影响，同时他们也开始渗透到经济中。具体到伊朗，这意味着革命力量已经从两伊战争结束时的一支相对的专业军事力量，逐渐成为伊朗的“国中之国”。换言之，现在的革命卫队与巴基斯坦或埃及军队非常相似，它能广泛影响经济领域，许多省长由前革命卫队指挥官担任，议会中亦有其成员，在政治进程中拥有盟友，且与宗教机构高度融合。

一如其他国家的将领，卫队指挥官的安全观念也在影响着国家。伊朗的行动就好像国家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一样。他们环顾四周，发现周边国家内有数十个有能力打击伊朗的美国基地，与此同时他们的实际职责是保卫伊朗。所以这种认知驱动其采取一系列行动：接管电信部门、控制银行体系、掌控交通要道、主导航运管理、参与石油资源分配乃至介入政府治理……情报机构的规模因此不断膨胀。

因此，某种程度上伊朗现在是一个像巴基斯坦或埃及一样由军方管理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国家的一大支柱，而且我还认为，将哈梅内伊视为神职人员是错误的，他深刻影响着伊朗的军事决策，并任命所有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后者直接向他汇报。哈梅内伊对是战是和拥有最终决定权，在伊朗革命卫队各部门间分配资金，决定指挥官去留。

帕西：在阿萨德倒台和黎以停火之后，似乎可以说这种前沿防御战略现在已经失败了，伊朗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你说伊朗一开始的防御性战略恰是由于它的成功，而最终演变为成本高昂的进攻性战略并且变得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可以逆转吗？或者只有当伊朗面临重大军事失败时才能逆转？

纳斯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沿防御已经失败了。2003年后，圣城旅（译者注：Quds Force，革命卫队中负责对外特种作战以及支持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部门）从伊朗革命卫队最小的一个部门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地区影响、庞大预算和政治影响力的帝国。现在，无论是苏莱曼尼还是卡尼（译者注：Esmail Qaani，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接任圣城旅指挥官），那些圣城旅的成员显然都会保卫自己的地盘免遭伊朗革命卫队内部其他部门的攻击。我认为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的袭击已经证明了前沿防御是行不通的，它不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慑，因为10月7日袭击后的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不同的对手。伊朗从其领土发射导弹进行回击的决定，实际上表明伊朗国防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圣城旅，而取决于伊朗革命卫队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

所以对于前沿防御来说，按照其以往的状态进行重建并不合逻辑，因为它已经不再发挥其原有功能了。首先，伊朗已经失去了叙利亚，因此即使可能，在黎巴嫩重建真主党也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而且，鉴于以色列在加沙作战的方式，把钱投入黎巴嫩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些人在伊朗的辩论中所说的那样，这在当时是一个精妙的战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时代已经改变，旧的策略不能被用来应对未来。

当我们回顾伊朗的历史时会发现，他们处理问题是一个“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伊拉克对伊朗领土的占领持续了两年，直到伊朗人推出了不对称战争的概念，并用这种战法夺回了领土。当美国的威胁在伊拉克出现时，他们产生了创造抵抗运动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风暴眼中：伊朗正处于一个对其未来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激烈辩论的过渡时期。

我认为伊朗的安全核心问题并未改变：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害，周边地区对其充满敌意，因而伊朗必须保持警惕。但前沿防御在为伊朗提供其需要的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小得多。特别是我们在10月7日之后看到，对伊朗的地区威胁不会只来自阿拉伯国家。相应地，伊朗需要一项能够威慑以色列的战略，而前沿防御并不在此列。

帕西：这是否有助于将伊朗内部的争论从核谈判转向核武器化？

纳斯尔：我认为当前伊朗实际上已经转向达成核协议，因为伊朗首先需要这项协议才能与美国达成停火并使美国摆脱与伊朗的可能战争情境。其次，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无论以色列人是否愿意，这将意味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事实上的停火。伊朗将保证不会以导致对抗的方式挑衅以色列。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但意味着事实上的停火。

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他们同意达成某种形式的冷停火，所以核协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核协议还将允许伊朗深化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这将为伊朗提供一种不同的战略资产。现在出于经济原因，核协议现在是保卫伊朗的战略考量的一部分：保卫伊朗的方法不是与美国开战，不是陷入孤立，而是给伊朗时间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至于核协议的内容以及它是否真的会给伊朗人带来经济利益，如果伊朗对核协议建立了信任，那么这也将成为未来辩论的一部分。

伊朗德黑兰，广告牌上展示着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的伊朗高级指挥官和科学家。

帕西：但是，如果没有核协议，您是否认为由于伊朗的前沿防御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核威慑对伊朗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

纳斯尔：确实如此。然而，从伊朗核计划当前的进度到真正拥有核威慑的距离还相当漫长，非常危险且成本高昂。假定伊朗在短期内有两种可选策略，那么比起追求核武，达成核协议是稳定局势的更优方式。因为正如我所说，通过与美国和以色列停火、稳定经济、深化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核协议减少了伊朗面临的威胁，毕竟正如我提到的，伊朗的战略思考本质上都是威胁管理，所以达成协议是更容易且成本更低的方式。而假如伊朗选择了这条道路，它就有自己的演进逻辑——我没法说达成核协议五年之后伊朗还会像现在这样或者像现在这样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选项，而是只剩下开发核武器并将其作为威慑的选项，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这样做。但这不是第一选择。

我认为，外界那些持续宣称伊朗想要核武的人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朗人明白拥核实际上会增加其面临的威胁。或者说伊朗对于从获得第一枚核弹到形成实际核威慑的这个阶段并没有解决方案，更不要说这条路径并不会降低伊朗的外部威胁。

人口断层与区域博弈

帕西：您也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我想问俄罗斯等大国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前沿防御失败之后，大国在伊朗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纳斯尔：向前回溯五年，伊朗内部有一个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能够提供全部解决方案的派系，并且具有非常强的影响。他们认为两国会在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上帮助伊朗。特别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内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亲俄派，他们与俄罗斯的“深层国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我认为伊朗现在对此更加清醒，这也是它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部分原因。它现在明白外部大国没有能力或能力为伊朗提供它需要的经济援助，在联合国捍卫伊朗的能力也很有限。此外，他们无法解决伊朗的安全威胁，无法填补伊朗的国家安全漏洞，阻止以色列轰炸伊朗或进行破坏活动。相应地，它们为伊朗提供的战略纵深有限。

帕西：您提到的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伊朗社会当前的平均年龄。您写到现在伊朗社会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而也门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进一步计算的话，伊朗领导层的平均年龄可能远超70岁，而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则在40岁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存在类似的局限性，表明革命的主题已经过时，并已被该地区其他更年轻、更富有革命热情的力量所取代？在伊朗似乎越发疲惫的情况下，对伊朗继续实施前沿防御或其他战略的能力有何影响？

纳斯尔：当然有影响。首先，我认为前沿防御是一种军事战略，抵抗则是一种理念。伊朗的抵抗显然是在前沿防御的支撑下进行的，但前沿防御是圣城旅及其所属的革命卫队的一项战略。抵抗是一种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政策的观点，在这方面，伊朗认为它与阿拉伯民众以及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杰哈德组织（PIJ,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有着共同的理念。因此，伊朗人认为即使他们退出前沿防御，他们也能够基于抵抗的理念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力量维系纽带。事实上，在10月7日之后，他们相信，他们也会与所有人建立起这种纽带，从格蕾塔·通贝里（译者注：著名的瑞典气候少女，其乘坐的帆船“玛德琳”号于当地时间6月10日在试图向加沙运输物资时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到欧美的其他民众。所以，抵抗运动更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但这一次伊朗处于中心地位，并且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伊朗将其与以前沿防御形式开展实际军事行动的想法区分开来。

现在，人口统计非常重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时，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19岁，并在两伊战争期间维持了这一水平。因此，伊朗可以为了收复失地和攻入伊拉克而承受在战争中损失30万名年轻男子的代价。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伊朗现在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短缺。它的问题与欧洲国家或日本的问题相同，因为它们的生育率相近，都是1.7或1.6。这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朗面临类似美国、法国或德国面临的移民问题。

阿富汗人涌入伊朗并造成了类似的反移民情绪。阿富汗现在基本上正在生产伊朗所缺乏的年轻劳动力。此外，正如你提到的，伊朗位于一个比它年轻得多的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平均年龄比伊朗低得多，这在军事上意味着伊朗无法拥有一支能够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但它或许可以利用该地区内年轻的阿拉伯军队在也门、伊拉克等地执行其命令。

同时，但这也意味着伊朗未来将更多地依赖技术而不是士兵来进行国防建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在未来必然比现有的部队更重要。

但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伊朗有一个遗留问题。从911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来看，中东地区确实非常年轻。年轻人都渴望改变，因此这些社会正处于变革的边缘。诚然，伊朗领导人年事已高，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等人都要大得多，但伊朗的人口结构也与阿拉伯世界不同。伊朗的年轻人是绝对的少数。伊朗的主流人口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这意味着他们即便心怀不满，也不会轻易冒险。

伊朗并不具备发生政权更迭的人口基础，四年后伊朗人的平均年龄将是37岁：一个37岁及以上的社会不是一个革命社会。这样的社会或许会发生变革，但绝不是1979年在伊朗的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式的剧变。当前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龄意味着伊朗外交政策上的务实主义。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的谈判态度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大部分民众在经济问题上的不满。

帕西：最后一个问题，尽管在当下看似非常困难，但如果伊朗真的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意承认以色列，这在当前情况下显然很困难，但这是否能消除伊朗威胁感和脆弱感的根源呢？

纳斯尔：绝对可以。举例而言，如果伊朗和以色列能够首先实现缓和，我认为这将同时改变两国，因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伊朗建立的，阿拉伯世界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无论是哈马斯、真主党等武装行为体还是阿拉伯国家都无法对以色列造成根本威胁。能够正当化以色列当前军事态势的地区威胁只有伊朗。如果伊朗不构成威胁或者被安抚，以色列也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不幸的是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

我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还没有意识到，它无法将美国和以色列分开。伊朗目前推行的政策是在试图与美国达成和平的同时，对以色列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总统目前推行政策如此艰难的原因，因为这种政策导致伊朗制造的问题只能由他来解决。但我同时也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中，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对峙将是地区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注：文章编译自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6月10日的对谈节目“Book Talk | 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本文略有删改，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