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期媒体引用林毅夫“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投资”的观点，到底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持久争论又被搬到台前。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也产生了许多由于体制、政策或市场局限等原因导致的投资问题，以致“中国投资过度”成为舆论的多数共识。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进行了过多的投资，而是如何进行更合理的投资。

如果只是简单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投资率做一个比较，会很容易得出中国投资率过高的结论。中国的投资率自80年代以来，基本一直处于35%以上。最近十余年更是一直处于飞速增长状态，2011年最高时，投资率曾接近50%，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最高位。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中国社会正处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拥有的“高投资率”其实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当前最大的发展潜力仍然蕴藏在城镇化转型之中，而这一转型离不开投资的大力支持。中国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共374675.7亿元，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到34.3%，房地产业占到25.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8%，交通运输业占7.4%。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2年的52.57%，也就是刚刚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率由于是根据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统计的，实际上大量涌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要高于这个水平。而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源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管理等关系到城镇化质量的方面都还远未达到能够满足实际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口数量的水平，这些市政设施上的缺口都还需要靠投资去弥补。

有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偏好修路建楼而不愿投资产业发展，是因为看到了修路建楼中有更多的GDP政绩，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失公允的。城镇化议题并不单单只是人口身份的转变，实际上还涉及各种资源的系统配置的调整与发展，比如能源、原材料、土地和人力资源等等。就我国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光谈发展产业，而不谈交通运输、水利、住房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那么产业发展也就只能是一场空谈。

我国曾经经历过一段将城市发展看作是工业发展的依附的时期，当时从政策和财政融资上都更为偏重工业化，追求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及城市发展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整体、独立的面向来进行规划发展。但工业建设发展到一定时期，市场需求相对饱和，再进行发展就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而我国当前面临的城市化率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率的问题，实际上限制了市场需求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中国现在转变对城市化的态度和认识，将城市建设当作一个独立的面向进行考量的原因所在。因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者的落后最终都会拖累另一方的发展。

从局部上来讲，中国确实存在不合理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或“鬼城”之类的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中国并不存在投资过度的问题，问题只是如何通过合理的产业、城市和区域规划来协调投资，从而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