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世纯】

本周最重要的军事新闻，无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代表我军下一代勋表体系的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包括“八一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平勋章等，也同步亮相并启用。

作为一份关于军人荣誉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条例，正如《解放军报》在专题社论中解读的那样，《条例》的颁布施行，对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教育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励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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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个人观感，红旗勋章和四等功勋章之间差别较小 图源：中国军网

勋奖体系细分化、条例化是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对于我军而言，经历过数次改革，尤其是经历过“军改”重塑后的我军，已经是世界正规化制度建设最完善、最彻底的军队之一，但在勋奖制度上，尤其是在平时着装中反映军人荣誉功绩的勋表制度上，我军出于历史原因则长期存在着不足。

我军是一支讲究历史传承的部队，我军勋奖体系的形成需要追溯到我军建军之初。和其他军队不同，我军是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建立的并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人民军队，是一支进步的军队。由于自身的进步属性，我们军队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符合斗争需求、切实可用的勋奖制度。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就开始向有功的部队授予荣誉番号，例如，在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红军第一方面军3军9师27团1连在团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邝文龙的带领下，攻入敌18师指挥所并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为了纪念这次战斗，毛泽东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支“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连队，当时就被第一方面军3军授予“战斗英雄连”称号，开创了我军给有功部队颁发功勋称号的先河。

这一惯例随后伴随我军渡过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并延续至今，创造出我们熟悉的一个个英雄集体，活捉张辉瓒的“战斗英雄连”目前仍在我军战斗序列内，为83集团军某合成旅3连。

83集团军红军老部队较多，除了战斗英雄连以外还有“红一连” 图源：中国军网

在集体荣誉番号以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也注重个人勋奖，建立了以“一、二、三等奖”为划分的个人荣誉勋奖体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军军事家开始翻译学习苏联正规化建军成果，我党我军进一步制定了最初的勋表制度：1933年 7月9日，时任中央军委代主席的项英签发《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仿照规定了颁发一、二、三级红星奖章的功绩标准，这也是今日“红星勋章”的前身。不过，由于革命形势恶化，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长征，这一命令随即未能被贯彻执行。初步建立的勋表制度未能得到彻底实施，但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为之后抗战时期乃至后来的《纪律条令》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军的荣誉奖赏细分制度因为长征的缘故被迫中断，但由于我军“政治建军、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我军的荣誉奖赏尽管之后很久都没有进一步细分，这一套初步建立的勋奖体系依旧在日后具有较好的权威性和激励性。

自古田会议后，我军对立功官兵授奖的实施流程主要有民主推荐、支部会议研究、上一级组织审定等多个民主流程。其中，支部会议研究立功对象，从源头上对荣誉授予对象进行一次筛选，不会出现同时期中国各路军阀出现的“滥赏滥发”情况。对于三等功以上的奖励，政治机关还需要进行审查核实，保证了党组织的公正、权威。

这样的荣誉奖赏制度拥有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助于提高我军革命斗争的士气和能动性，我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董存瑞等特技战斗英雄，都是这套制度下筛选出来的英雄模范，并授予了相应的革命英雄称号。

政治建军，军事民主保障了勋奖制度的公正权威性，发挥出勋奖制度的激励性 图源：社交媒体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满足斗争需求，我军的勋奖制度进一步制度化，但由于斗争条件的局限性，我军未作进一步的细化，包括勋表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勋奖制度都是缺位的。

1939年，我军第一部《纪律条令》颁布，初步细化了荣誉奖赏制度，各个根据地随后将原来的“规矩习惯”落实为制度，开始依照规章制度奖赏有功人员。与此同时，我军也初步建立了勋表制度，1940年，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奖励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和部队给部队予以明确的奖赏。

由于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条件有限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各部队和根据地自己制作了各种奖状、勋章，这些勋奖制度未能统一。鉴于国民党军队有滥发勋章奖章的恶习，有些部队干脆用更加贴合斗争需要的实物奖励——比如一头牛、一支钢笔等替代了相关勋章奖章，即便发放的奖章与相关的荣誉，不少也未能延续到建国的勋章制度上，没有发挥勋表制度的荣誉延续性，实属可惜，但“有功必奖”的勋表奖赏习惯则延续了下来。

各地建立的不成体系的勋奖系统，虽然未能延续到后世，但“有功必奖”的勋表奖赏习惯延续了下来 图源：社交媒体

经历了抗战血与火的历练后，我军在抗战时期建立的荣誉奖赏制度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我军相继颁布《部队立功运动概则》、《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和《立功运动条例草案》等规章制度 ，对部队立功的组织、方式、定义和相关制度进行了规定。1948年，我军对火线记功进行了规范。解放战争时期的立功标准，为后续我军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制度性勋奖体系建立了框架。

随后在抗美援朝时期，我军进一步细分了解放战争时期确立的立功体系，设立了《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我们熟悉的各个英雄连也是这一条例草案制度性执行的结果。随着革命斗争的胜利，这一时期的制度证实了其有效性：在这样的制度运行下，虽然我军荣誉奖赏细分建设虽然不够细分，但部队立功受奖的公正权威性却得到了贯彻，极大地调动了指战员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了革命战士们“立大功”的战斗热情。

70周年阅兵的百面战旗，就是我军荣誉体系延续至今，部队红色基因延续至今的证明

虽然注重集体和个人荣誉，但在勋表体系上，各个野战军、解放区自行设置的勋表未能延续下来，实属可惜 图源：社交媒体

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一不够完善的制度为日后勋奖制度的正规化带去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我军的勋表奖赏习惯未能上升到制度性建设这个层面上，勋表建设也仅仅停留在“有功必奖”阶段。对于广大指战员而言，勋表制度重要的是建立功勋后受奖的过程，而不是勋章本身，因此勋章奖章承载了较少的荣誉。我们熟悉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功奖章”、“勇敢奖章”和“毛泽东勋章”等一系列勋表就是这一时期勋奖制度的产物，而和抗战的勋章一样，这些勋章也并未延续到建国以后。这些勋表建设上的习惯延续，也为建国后我军在勋表制度建设上的反复，乃至军内不少团体轻视、反对军人勋表制度性建设埋下了一定的伏笔。

建国后，我国开始着手进行正规化建设，但是出于革命斗争历史惯性和正规化建设相对停滞等一系列原因，功勋荣誉体系的制度建设长期缺位，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过的倒退。在50年代中期“以苏为师”的正规化建设时期，我军在1955年《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同年我们对全军有功人士进行的大规模的授勋。平心而论，“55条例”中的勋表条例有很多不足，未对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乃至1952年解放西藏等革命斗争中颁发的奖章勋章进行延续，不过在这次授勋中，我们熟悉的“三大奖章”对参与过革命斗争的官兵大量颁发，也部分弥补了革命斗争时期的老荣誉未能延续到“55条例”上的遗憾。

宁波抗战老兵的三大奖章 图源：宁波晚报

不过，“55条例”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很快就被军队内部否定了，这也导致了我军几十年内的勋表建设混乱，其影响延续至今。回到50年代，苏联历史上就延续了沙俄的勋章文化，在经历过二战的战火后，又设立了一套完善的勋章体系，是我军可以学习的对象。但苏军体系在中国天生“水土不服”，虽然苏军在技术和正规化建设上优于当时的的我军，但由于苏联军队政治体系和建军思想和我军截然不同，尤其是中苏两军在“官兵一致”等要害政治问题上的巨大不同，片面照搬苏军条例引发我军内部上下较为强烈的反对。

50年代中后期，我军出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呼声，并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将这一声音“政治化”、“上纲上线”。对于“教条主义”政治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冲击了我国刚刚建立的以55式军服条例为主的勋奖体系。我军“55条例”的勋表体系随后并未延续到后世的军服上，1955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授勋也未能延续到后世的勋表上。随后进入65式军服时代以后，特殊历史时期带来的政治争论让我军的勋表体系建设趋于停滞。

60年代，我军各项正规化进程遭受冲击，但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稳定以及对苏对美战备带来的军事需求，我军正规化建设虽然开始逐步恢复正常。不过，涉及建军训练备战打仗的正规化条例恢复迅速，但在“勋表制度”这样的事情上，出于种种反对声音，我军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恢复。

不过，实战的需求导致我军在80年代初期开始重新考虑建立勋奖制度。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后，实战带来的勋奖需求让我军重新制定了一系列勋章规章制度，1979年，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颁发战时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的通知》，这一通知基本延续1964年我总政治组织部颁发的《关于授予单位和个人荣誉称号的规定》，可以视作是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的规定的延续。为了应对对越实战带来的需求，我军设立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共两类五个等级，统一为立功受奖人员制作颁发奖章。1981年华北大演习以后，我军向参演官兵颁发“实兵演习纪念章”，标志着我军的勋表制度在停滞近20年以后重新步入规范化。

延续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传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连”和“模范连”，基本满足了授勋需求 图源：社交媒体

80年代正规化的复苏，让我军重新建立了一套符合现代作战要求的军衔制度，同时勋章奖章等军功章条例的起草也拉开了序幕。我军在1988年以后终于复兴重新建立了一套堪用的勋章勋表体系，也就是《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同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我们开始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授勋。

不过，87式服装条例对于勋章的佩戴等基本勋表体系仍然不够明确，88年授勋之时，不少老军官甚至是身穿55式军装来授勋的，日后在正式场合，官兵们也很少身穿佩戴勋章的87式服装。就这样，在80年代，我军在荣誉体系建设上虽然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但一些不成文的“习惯”则影响了后世的勋表发展。

1955年大校、1964年晋升少将的莫春和将军在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后，身穿55式礼服 图源：社交媒体

勋表体系恢复的同时，和平年代的建设要求对我军勋奖体系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出于我军革命斗争的进步性，我军的勋奖也仅仅粗分为“集体”和“个人”、“一二三等功”、平时作战的“英雄”和后方保障训练的“模范”，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这一点在革命斗争时期起到了较好的激励集体，培养标兵的鼓动作用，对于62年、79年的两场自卫反击战的参战官兵集体也基本满足了勋奖需求。

但这套制度在和平年代的军事建设上暴露出不少不足，我军长期缺乏对于军事科技、军事训练的物质奖励制度和荣誉制度，缺乏对有关官兵进行引导，制度性地缺乏对“搞好军事训练建设”的激励手段。而由于我军表彰体系不细分，在基层日常活动中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手段，直到1979年我军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随后历次对《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和《纪律条令》做出了修订。

时至今日，尽管勋奖制度对于军事建设的需求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例如今日的三等功物质奖励和荣誉程度较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却仍然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军事建设工作需要。

当前部队内部的勋奖体系对于基层士兵的激励较好，但社会上对于相关勋奖体系的认知较差，时代呼唤一种顶层设计的勋奖制度 图源：解放军报

在奖赏制度出现空缺以外，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勋表制度长达60年的缺位。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军在勋表系统上进行过多次修订，但整体上缺乏国家和军队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这一点带来的缺陷在07式军装上暴露出来：07式服装虽然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可用的勋略框架，但在勋略、全章的佩戴上长期没有统一的规定以及广泛的执行。我军此前《内务条令》的规定中对于勋章、奖章佩戴的具体位置、排列顺序、方式方法，都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尤其是我军的勋章、奖章和纪念章均设有略章，略章在级别资历架上如何排列、如何显示，也缺乏具体的明确和规范。07式服装级别资历章最终只有“工资条”的作用。

这样的规章制度让军人同志们不知道“何时穿礼服，何时带勋章，何时挂勋略”，进一步降低了荣誉勋章制度的社会传播效应和激励效能。最近几年，甚至出现了“因为独立、自由、解放三大章勋略不符合佩戴要求，所以有关报道员给三大章略章打上马赛克”这样的报道事故。此外，由于勋表系统的缺位，很大重大军事任务，包括重大演习、“98抗洪08抗震”等重要的非军事战争行动勋章奖章，虽然具有较强的荣誉纪念意义，但并没有相关的佩戴规定，成为了“报道专用章”。此外“卫国戍边”、“参军报国”等需要凸显军人荣誉的服役经历，也缺乏相应的荣誉引导。

并非完全是报道员的失误，而是体系建设数十年缺位的结果 图源：中国军网

人民军队几十年来初心未改，但时代需要一种顶层设计的勋奖体系。新时代的勋表体系大约仅有50种勋章，保持了我军原有的简洁朴实作风，体现了我军的历史传承性和先进性。新勋表体系在保持原有的简洁明确荣誉称号的基础上，首先加强了军队荣誉的历史传承性，让之前历次斗争中的勋表得以延续，传承历史作风，同时做到让新时代军人、退伍老兵“有制度可依”地在各大场合佩戴勋章奖章，以提升勋章荣誉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和知名度。

此外，在具体的细分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勋奖体系有助于细分平时建设训练和战时作战之间的荣誉区别。新的荣誉体系可以让军人对和平时期获得勋奖有更强的荣誉感，有助于激励各军兵种在和平时期提高训练水平，狠抓军事斗争建设成果。随着重大斗争时间节点的来临，新的顶层设计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于功勋的认知、在全社会制造崇尚军人荣誉的浓厚氛围。

新时代军队勋章公开亮相自然会引发争论，不过，当前的争论主要来自于对于当前式样勋章的功能性、识别性的讨论，以及更加主观的“美丑”争论。但这些勋章还没有“转正”，未来设计可能存在修改，也不能就以现在的情况进行讨论。而且纵观解放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正规化历史而言，对于新的勋奖体系的讨论肯定不能仅限于个人审美决定的“美丑”争论，而是要关注其背后较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章的设计目前最大的讨论点是大功勋章“红旗”、“红星”等缺乏识别度

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迫在眉睫，新的勋奖体系非常重要

在“军改”以后，军队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和军事力量运用深化、军队职能使命拓展对军人荣誉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体系设计要求。如今，争议多年的军队功勋体系最终成体系、以“条例”的形式颁布实施，确实也解决了一件几代人惦记几十年的大事，也为人民军队在“正规化建设”上补足了最后一块拼图。在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建立一套合理的功勋荣誉体系，也符合人民军队下一阶段的斗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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