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2%。

这是联合国给中国开出的最新会费分摊比例。在这之前，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由3.19%上升到5.15%。与此同时，英法德的分摊比例逐年下降，日本则重回个位数时代，只有9.68%。

面对这样的高比例，中国当然是拒绝的，网友们也愤愤不平：“联合国这个7.92%是怎么算出来的？”“把美国欠的追回来，就不用年年增加预算了”。看起来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

联合国是怎么摊派预算的

首先要介绍一下联合国的“份子”是怎么收的。联合国预算分为两大项，一是经常性预算（也就是俗称的会费）；一是维持和平行动经费。前者主要用于支付联合国总部及各处分支机构的人工费用和活动经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由各成员国按联合国大会制定的分配限额缴纳。负责行政和预算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和会费委员会，每三年对各国会费负担比例进行一次核查和调整，提报大会审查决议。

各成员国负担的会费比例，原则上是依据各国的GDP、人口（人均GDP）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确定的。也就是除了依据其GDP占所有成员国GDP总和的比例，计算基本的会费份额比例之外，还要根据该国发展水平，决定是给予一定减免还是要求更多贡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财政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显然这是维持实质公平的必要。例如从2000年起，最近连续五次的联合国会费分摊，都坚持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份额封顶（目前的封顶比例为0.01%），并对其它低人均收入国家的会费份额予以折扣宽减和债务调整。

此外，自1974年开始，会费委员会为所有成员国的会费份额制定了上下限。几经调整后，从2000年至今，会费份额上限维持在22%，下限则为0.001%，即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会费份额不会高于经常性总预算的22%，也不能低于经常预算的0.001%。最近的一次会费分配是在2012年，制订了2013-2015年（与一般国家预算不同，联合国是以两周年为一个预算周期）联合国成员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其中，中国的会费份额从原来的3.19%一下提高到了5.15%。如果以2001年的1.541%为起点，中国的分摊比例仅在十多年里就猛增了三倍有余。

至于维持和平行动预算，这其实是比经常性预算大得多的支出。联合国2014-2015年度经常性预算为55亿美元，而最近一个预算年度（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维和行动经费就高达82.7亿美元。

而维和行动的经济摊派虽然也以会费份额为初始基础，但却将所有成员国以“人均国民总收入平均数和其它因素”分成多达十个摊款等级，从加付、全额到折扣，有高达90%的不同标准分别予以摊派。其中以中美俄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的A级组义务最重，理由则是“在关于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分摊和平与安全行动经费的问题上，应铭记这些国家对维持和平与安全负有特别责任。”

自然，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近年在维和经费的贡献同样也是急剧增长，其速度甚至远高于对经常性预算的贡献增长。2000年中国摊派的份额还只有0.999%，而现在已经达到了6.46%，增长了5倍多。

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图，来源：新快报

中国贡献究竟有几何

在此要提到，之前有关联合国会费的报道中，对于中国过去数年间的具体贡献，媒体的引用几乎完全相同，都使用了“从2013年至2015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例约为5.15%，约为2.78亿美元”的数字。然而遗憾的是，这套数据其实并不完全准确，也不够全面。

笔者查询了联合国官方公开的正式文件，依据这些权威资料统计得出：在2013-2015年间，中国向联合国经常性预算缴纳了443,304,530美元（含员工薪酬税抵扣），仅此一项就高出流传的金额数字约六成。

更重要的是，原先的报道里完全忽略了中国对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的捐资及其它支持。而中国是维和行动的第六大捐资国，捐资占全部维和经费的6.64%，还高于在经常预算下的份额比例。仅在最近的一个维和行动预算年度内，中国摊派的经费就达5.27亿美元，是出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中国不但出钱还出人。现下有多达3079名中国军警人员，正在世界各地的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执行任务。这个规模不仅大于其它任何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比其它四国维和人员的总计两倍还多。更不用说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携带的装备都是当今维和行动中的佼佼者。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这在各大国中至今独一无二。

相较之下，联合国系统对中国的反哺则少得可怜。以2013年为例，联合国系统采购了总价值为16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但只从中国这个世界贸易大国采购了合计1.78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仅占总量的1.1%。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反对联合国提升中国会费分摊比例

多收中国三五斗，不如多清几笔旧账

再让我们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到的7.92%。虽然目前维和经费分配计划尚不详，但如果沿用上一期的经验和公式——维和经费摊分的计算基础与经常预算份额直接挂钩。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高比例的加付（上一期是29%）——中国需要承担的维和经费份额很可能将超过日本，直接上升为维和经费的第二大捐资国。

对此，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在联合国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由此可以推断，此番预计的中国会费份额大幅上升，不光是由于历年积累下的经济增长因素（联合国会费分摊计算主要依据三年和六年统计基期的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有被针对性以不同标准区别对待的问题，核心争议很可能是会费委员会取消或是削减了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理应享有的宽减折扣。

其实，考虑到中国近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版图地位的大幅抬升，大多数中国人其实也能理解中国的会费和维和经费份额必然会进一步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笔者也能够“理解”会费委员会的念头——中国如今在整体经济规模上，已是美国之外唯一突破10万亿美元级的国家，“稍微多榨一点油”就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善总是紧巴巴的联合国财政状况。

然而这不代表中国就应该乐意接受缺少合理理由、或者带有歧视性的高摊派份额。根据联合国会费分摊的规则，成员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所有成员国总的人均国民收入就属于低收入国家，而无论是按IMF、世行还是联合国统计司的统计报告，中国的人均收入都还远低于世界平均线，仍然属于无可争议的低收入国家。该是应有的权利，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坚持。再坦率地说，在联合国会费分摊标准上让步，本身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然而这却有可能造成中国提前“被脱离”低收入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不能不防微杜渐。

其实联合国要改善和加强财政状况，除了挖空心思开源之外，节流可能是更加实际与有效的方法。联合国被拖欠的会费超过9.5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拖欠了约8亿美元，超过了其一年的会费总额。

说起拖欠联合国会费，美国可谓经验丰富。为了向联合国施压，从上世纪开始它就没有缴清过会费，有一段时间甚至拖得联合国财政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由于《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拖欠会费超过前两年应缴纳数，即丧失大会投票权，于是美国一面声称由于国会阻挠，才导致无法缴清会费，一面又总能保持不超过两年累计失去投票权的这条红线。在长期这种近于无赖的手段下，联合国不得不在预算分配上对美国做出很大让步。实际上，制订单一会员国会费上限就是为满足美国的要求而为它量身打造，即使如此，美国仍然长期拖欠着巨额会费。

另外，多个会员国还拖欠着约26亿美元的维和经费未缴。欠款最多的是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分别欠了约3.56亿、3.37亿和2.5亿美元。这些巨额欠款才是联合国财政上的最大溃疡，而这些欠款国其实大都是财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联合国会费委员会的格雷贝尔、巴希欧塔斯等诸位先生，最应该去“化缘”的，难道不应该是这些欠债不还的财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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