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柱智 等】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等等。

我们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挑战杯”课题组过去几年在全国十多个省的田野调研发现，互助养老正在全国各地试点探索，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村社会老年人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的能力。但只有在很少的地方，才形成乡镇层面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其经验特别值得总结和借鉴。

过去一年，在武汉大学驻恩施市定点帮扶工作队的支持下，课题组多次来到距离恩施市30公里的山区乡镇白果乡。这个乡镇在2012年就开始试点建立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互助养老是其核心理念。

这和2011年的一份文件有关。2011年，国务院公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首次提出要探索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后来，该乡镇不断扩大互助养老范围，有力地提升了本地区的养老服务水平。

农村老人不孤单

白果乡位于恩施市西南部，山高路远，地少物薄。这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成为主要留守人群。

自创办以来，白果乡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已在白果乡共支持建立了6个老年人协会、23个老年之家，老年服务中心和老年人协会在册会员达132人，老年之家在册成员达244人，辐射农村人口12271人，其中老年人口2246人。该地建立的互助养老服务组织，对提升老年人福利有着巨大的效应，尤其表现在2022年年底疫情期间。

“基础病多，知识水平不高，又不会用手机，‘阳’了以后自己管自己有困难。”谈到疫情期间村里老人的状况，中心创办者、已退休10多年的乡镇干部张必斗老人叹道。

张必斗接受调研采访

据他估算，2022年12月疫情高峰期，白果乡感染过新冠的老人占70%，去医院的少，在家吃药的多。

“在家怎么治？得有人告诉，病倒了也得有人照顾。”张必斗解释，“子女在身边还好一点，怕就怕老人一个人住，没人管。”

但白果乡的老人“没有一个是没人管的”，大家并不孤单。

疫情高峰期的这个月，张必斗等人主持建立的老年服务中心和各村的老年人协会做了不少事：号召乡里老人不聚集、戴口罩，介绍败火出汗的土方法；听说有老人“活怕死”，派有知识的老年之家家长去宽心；借中心原先形成的“一对一”模式，定期探望高龄老人、独居老人，送药送吃喝；前不久，村里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过世，中心还出面举办了追悼会。

退休干部“斗书记”

75岁的张必斗被白果乡村民亲切地称为“斗书记”。

年轻时，张必斗修过电站、当过教师、做过小队队长，1984年到白果乡政府工作。张必斗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在白果乡各个村当支部书记，于是“斗书记”这称呼一路被叫到了现在。2008年退休后，张必斗回到老家两河口村，“人熟地方熟，做完工作好养老。”

张必斗年轻时照片（后排左一）

在村生活期间，张必斗发现村里老人总是形单影只，没个去处；生活水平不低，精神状况却差。自此，他开始关注在村的老人群体。

最初只是定期把附近的老人聚起来聊聊家常，2010年的两件事使张必斗下定决心做大改变——那年，见天坝空巢老人方某去世两天后才在家中被人发现；紧接着中秋，60多岁的王某因难以承受孤独而上吊自杀。

“活着或死了都没人挂念。”张必斗深受触动。子女外出打工，在家的老人怎么过得平安、开心？张必斗想到，“老人要组织起来，才能相互帮助、相互挂念”。

2012年，他对其他地方的老年人协会有所耳闻，于是决定也在两河口村成立老年人协会，2013年改称“老年服务中心”。

台搭好，之后就是组建班子。张必斗最先动员的是乡政府老同事姚祖林。“退休之后也没意思，当时一听可以组织起来互助学习、锻炼身体，我马上就答应了。”姚祖林回忆说。

两个老同事一拍即合，随后就开始物色班子成员。最初的成员选择大有讲究，标准被定为有经济条件、有闲暇时间、有组织能力、有公益热情、有文艺技能。选来选去，选出村里五个退休教师、三个退休干部，还有退休兽医、经济能人、小队队长。“起初什么都没有”，姚祖林说，“协会要办就得靠这些人组织、出主意、捐钱、排节目。”

一个个动员起来，事情比想象中的顺利。在与老党员、老干部等人接触后，张必斗发现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本来就有发挥余热的心，却缺少平台。这些老人把加入老年协会戏称为“自己给自己找个官做”，对他们而言，操心村里老人的事不仅不影响正常生活，反而能实现价值。抓住这个心理，张必斗成功动员了18位老人作为两河口老年人协会的初始成员，平均年龄65岁。

把老年人组织起来

老年人协会最初只有18个人，怎样让其他老人也参加并受益？初创成员们一合计，决定先办一场文艺活动吸引人，时间定在老年节。

要搭台、排演节目，要请村干部、通知村民，还要准备茶水，这是老协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据姚祖林回忆，大家“刚开始都不会搞，能出钱的出钱，会宣传的搞宣传，排节目就看着手机学。”

而在节日当天，张必斗做了演讲，村支书也到现场参观，成员们登台演群口快板、传统戏曲。“精气神就是专门做给村里人看的，让他们见识老人的风采。”台下人越聚越多，还不断叫好鼓掌，张必斗知道——这事成了。

老年人协会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两河口村有不少需要帮助的老人，张必斗于是号召老年人协会所有成员，找相熟且有困难的老人“结对”建立互助关系，至少结一对，有能力的可以结多对。

经济能人吴永奉结了两对：一个孩子残疾、家里条件不好，吴永奉教她养羊挣钱，还给她不少钱；一个有智力缺陷，吴永奉带他办银行卡、存钱，“怕他把钱给别人”。小队队长闫顺义结了一对，70多岁的独居老人，闫顺义帮他种菜砍柴，还送去几件衣服，出钱又出力。

一对又一对，成立不久的协会在村里得了好名声。“给老人做实事比什么都重要，周边亲戚邻居看了心里有数，口耳相传。”

半年内，老年人协会成员从18人增加到了30多人。2013年，两河口老年人协会正式注册为“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场子也建起来了。两年内，周边另外五个行政村分别成立老年人协会，共同接受老年服务中心的指导。

协会实行同样的规定：“凡是60岁以上、全年在村的村民，都具有加入老年人协会的资格。”“凡是加入老年人协会的会员，需要先找到结对对象，每一组对子都需经过老年人协会会长及其他会员审核，并记录到结对档案。”

会员入会时还要宣读入会承诺：“我志愿成为XXX的一员，感恩党，献余热，尽己所能，温暖他人，践行志愿精神，弘扬互助风尚，做好老有所为，求得老有所乐，争做文明白果人，共舞最美夕阳红”，并签署承诺书。

此外，老协会员每年要缴纳100元会费，相当于公益事业捐款，以维持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最低程度的运转。

乌池坝老年人协会，老人可以到协会打牌聊天

“老年之家”：把组织延伸到自然村

老年人协会的名声越来越大，想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山区村山大人稀，居住分散，一村设置一个活动场所难以覆盖所有老人。基于此，协会商议以小组或地理小区域为单位成立“老年之家”。“有的地方离老年协会太远、不方便，建个灵活的、规模小的组织，能让周边老人近距离参与。”张必斗解释。

2016年，老年之家最早在两河口的秀水塘小组建立，老年人协会的初始会员闫东玉是家长。闫东玉在家里挂上牌子，买了一台音响、几把秧歌扇子就算开张。

老年之家同样是唱歌跳舞、互助帮扶，从前去不了老协的老人也有了去处。到目前为止，附近6个行政村陆续建起23个老年之家。老年人协会的互助范围就此扩展开来。

油竹坪姜家坡的老年之家年年被评先进。2017年重阳节，临时替人上场的胡光英因为表演得好，被张必斗和油竹坪老协会长记下了。“转头斗书记和会长就要在姜家坡设一个老年之家，让我当家长。”那时胡光英54岁，谈到同意当家长的原因，胡光英说：“我母亲那年去世。她住院的时候我去看，常常看到她一个人哭，从此我就明白老人的心理，他们不缺吃穿，就是要有人陪有人关心。”

当家长后，胡光英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村里的老人。老年之家组了个舞蹈队，一有空闲就送戏下乡，为的是“给老人们演节目，送热闹”；胡光英心细，知道老人牙齿不好，手脚不方便，逢年过节又给姜家坡的老人人人送牛奶糕点、送棉鞋。姜家坡有个五保户，子女不在跟前，又有风湿。每到冬天一身衣服穿得黢黑。“洗了衣服拧不干，衣服一重又晾不上。我就带回来帮他洗。”胡光英说，“这些事老协管不了，只有住在一片的，天天看见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胡光英给姜家坡老人送棉鞋

“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

多年探索，白果乡老年人协会探索确立了“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的互助养老实践模式。

“一学”是学政策、学法律、学技术。

以前白果乡出现过一些装扮成民政局、林业站干部的不法分子，以申请补助、代办证件为名骗村里老人的钱。因此老年人协会成立后，组织老人共同学习法律知识，提高反诈意识。以例会的形式，各个老年人协会每月还会组织会员集中学习，内容主要围绕政策宣传和村内近期工作。

2014年，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又组织协会会员参加茶园管理、桂花树栽培和茯苓等中药材栽培技术培训。

“二帮”是一对一结对帮扶，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活动。

从2013年成立以来，老协一直坚持组织会员与弱势老人“结对子”，开展一对一的帮扶。

金龙坝老年人协会的会员肖先奉，帮扶对象是居住较为偏远，且体弱多病的空巢老人肖先海。为了及时掌握肖先海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他自掏腰包为其安装了电话。

油竹坪的周元锡已经八十多岁。从司法所退休之后，周元锡就自购理发工具，常年为村里老弱病残的五保户、低保户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入户义务理发。周元锡说，他理发“三个不要”，“一不要请吃饭，二不要收东西，三不要钱。”

周元锡无偿帮人理发

“三娱乐”指的是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的文娱活动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依托于活动场所：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都设定了固定的活动时间，老人可以在活动中心打牌、下棋、读书看报、排练文艺节目。

第二类，依托于兴趣爱好：每个老年人协会都组建有自己的文艺队伍，比如广场舞队、采莲船队、花锣鼓队、莲香舞队、腰鼓队等等。老人们聚在一起，自编自演、自娱自乐，逢年过节还能上台表演一番。

此外，颇具特色的是，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还组织老人走出家门，感受自然风光。截至目前，老年服务中心共组织了8次自费观光旅游活动，最近的去到恩施州麻柳溪、女儿城、腾龙洞，远的还到过宝岛台湾、首都北京。

老年人协会办活动

“四结合”指的是老年人协会的工作要结合村庄各类工作，做到老有所为。

“老人不仅要娱乐休闲，也要实现价值。”张必斗说，老人组织起来应当为社会作贡献。“我们不是社会的负担，我们也有能力做事。”

基于此，白果乡老年人协会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见天坝村老年人协会会长姚祖林，配合见天坝村村委会，积极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集资7万余元，修通了4公里多的村组公路。借重阳节、丰收节活动，老年人协会常年宣传孝文化，评选好婆媳、好夫妻、好子女、好家庭。

“跳跳舞唱唱歌，村里才有起色，不然总是死气沉沉的。”“老年协会一办，老人总算找到了组织。”“从前是我们羡慕年轻人，现在是年轻人羡慕我们。”……这些都是老人对老年人协会的评价。

“将军消费”

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而当前，张必斗等老年服务中心的组织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日常活动经费缺乏。

张必斗用“将军消费”来形容政府的经济支持，讲的是对于必须的活动支出，先支付后拿票据到政府，“逼”政府报账。2018年前的几年，民政部门有比较稳定的经费，此后则是靠“讨”，“没有钱，我们这批人讲奉献。”副会长罗锦富也说，“现在运转的钱主要是靠斗书记的人脉，下一任会长怎么办呢？斗书记一退，有可能就后继无人了。”

水田坝老协会长杨天胜算了一笔账：每次办活动要接送演员、要包一顿饭；协会需要一些办公费；老人重病在床得去慰问，老人过世，老协得出面帮忙、买花圈。“这都是我们自己出的钱（会员费、会员捐资），为了答谢演员我自己掏钱发红包。”长此以往，杨天胜担心难以持续。

杨天胜告诉我们，实际上一个老年人协会的运转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一年一两万块的运转经费足矣。“农村的闲置房屋一挂牌就是老年人协会，买点桌椅板凳，最多搞个电视，就有模有样了；有点钱交电费，办活动的时候有经费布置一下买点礼品，就差不多了。”

老年人协会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在政府看来，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属于民间社会组织范畴，政府并不必然负有经济支持义务，或许个别村庄可以支持，但是普遍的支持并不现实。

我们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可拓展民间捐资，动员各类乡贤捐款。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些乡贤，他们在外有较高的收入，也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他们的父母在农村生活、死后也葬在村里，他们大多愿意捐款。

另外，随着国家转移支付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不断增加，政府没有必要全部用于硬件建设，可以划出一部分采用奖补的方式支持这些积极落实互助养老政策精神的村社集体，帮助互助养老良性运行。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挑战杯”课题组成员：郑昌怡、林丽清、胡灿、佘光源、李春阳、陈鸿怡、赵晓林、周奕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指导老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夏柱智副教授，黄佳琦、肖琳两位博士生亦有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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