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采用各种欺骗和胁迫手段试图影响国际信息环境”，“北京的信息操纵涉及宣传、虚假信息和审查制度”，中国“每年在操纵外国信息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

这是近日美国国务院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重塑全球信息环境》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最新指责。尽管报告一开始就声称每个国家都有权“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表示“一个国家的叙述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但这篇报告的作者显然没有自知之明，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虚假宣传机器”。它用自己编造的谎言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越南战争前的北部湾事件，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洗衣粉”等，已经充分说明了美国虚假宣传的威力。

抛开意图不谈，中国影响全球舆论环境的能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中国缺乏美国独享的一些优势，包括对英语舆论界的掌控，对文化、文学、音乐、新闻媒体和电影领域的渗透等。中国从来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影响西方国家的内部舆论。在这方面，美国才是当之无愧的“信息霸主”。

美国凭借其政府管控机制与“激励媒体”的强大组织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掌握了全球话语权和叙事权，从而创建了一个反映其国家意志的新闻矩阵。美国所有的主要新闻机构，无论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N等，都遵循并认可国家的外交政策。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制造同意》一文中所称的那样，如果美国关心目标国家的某个特定的“人权问题”，它就会投入资源将该问题置于关注的最前沿。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资助的智库、媒体将跟踪该问题，并提出甚至凭空捏造相关议题，具有某些“特定观点”的“专家”则获得了平台和媒体的资源，增加了曝光度。

通过这种做法，美国创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宣传激励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专家”和媒体将自己的职业、商业利益与既定的宣传口径联系在一起。如果主流媒体的口径一致，较小的媒体就会因为从众心理而跟进报道，从而形成了宣传效果。

在这个激励体系中，美国的宣传工作者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当他们发现把目光转向中国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时，美国的媒体就不会有动力去做其他事。加入对中国的虚假宣传队列，你就拥有了一个美国官方支持的，由政府、智库、情报机关组成的宣传网络，你能够获得更多“机密信息”和内部渠道，你的报道会因为这些“信息”而变得更加吸引人。

因此，在巨大的利益导向下，大量的美国媒体关注“中国的事情”，跟随美国官方的口径决定自己的立场，故意对新闻进行戏剧化处理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使问题的讨论两极分化，并且完全挤压了客观讨论的空间。美国的宣传工作是高度组织化的，美国可以随时开始这种虚假宣传的议程，也可以根据利益随时终止对某个问题的“特别关注”。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做同样的事情就不太可行了，因为中国并不具备语言上的先发优势。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的社交媒体广度也比中文大得多。在互联网平台上，58.8%的内容是英语材料，只有1.7%是中文内容，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观点都是由英语母语者自行产生和阅读的。对于中国来说，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美国已经建设并完善了通过代理控制国际企业媒体的激励制度，而中国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没有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官方媒体尽管在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上有充分的保证，却在“吸引眼球”上略输一筹，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缺乏美国媒体凭空制造议题的“传统”，也不懂如何利用媒体机制作为竞争性工具。

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国务院在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恰恰相反，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擅长虚假宣传，是全球舆论真正的“黑暗力量”。例如美国这几年曾投入数亿美元用于报道负面新闻以此来抹黑“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所指责别人做的事，其实都是自己做过的。”

事实上，美国这份指责中国“虚假”宣传的文件，其编造的每一个要点，都是对自己的“回旋镖”。

一、这份报告在“执行摘要”部分结束后的第一条，就指责中国“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外国信息操纵活动，利用虚假或有导向的信息来宣传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看法。与此同时，中国在台湾、南海、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和人权实践等问题上，压制与其所希望的叙述相矛盾的关键信息。”

事实是美国每年都会针对中国进行虚假宣传并巨额拨款。其中仅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拨款就有数次。

2022年2月，美国国会就审议了一个5亿美元的款项，以让各国媒体为中国以外的海外受众进行批评中国的新闻报道。

该法案旨在“打击中国的虚假信息”，并直接向在美运营的外国媒体、美国本土媒体以及培训外国编辑的项目提供资金。

这个被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宣传法案”，是美国参议院2021年6月通过的针对中国进行竞争的鹰派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ICA）的姊妹篇。这两个法案的标题由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拟定，两者都包含一个名为“支持独立媒体和反击虚假信息”的部分。

这两项法案都强调美国资助的媒体报道应该是“独立媒体”，称其目的是为那些被中国和其他美国的竞争对手所“操纵了媒体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独立信息”。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资助这些“独立信息”，从PBS的儿童教育节目到庞大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政府的身影无处不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政府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RFA）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媒体。如古巴广播办公室曾因在2018年播出一段称慈善家乔治·索罗斯为“道德灵活、不信教的犹太人”而受到批评，随后它进行了一次内部审查，彻底清除了其内部的“不和谐因素”，统一了针对“美国敌人”的口径。

此外，该机构对英国媒体也保持着卓越的影响力。美国近期出台的这份报告也解释说：“成功的政治信息和现代营销的基本规则是：要影响人们，必须与他们建立同理心。”

近期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阻止联合国谴责缅甸政治动乱。文章作者似乎对中国长期以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谨慎态度有不同的解读。她认为，中国的决定是为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缅甸进行“威胁性投资”。

先不谈所谓的“威胁性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造概念，作者对一国尊重另一国处理其政治事务的权利的偏见理解，明显表明了其对基本国际原则的歪曲。更荒谬的是，作者公然声称“既然中国将政变视为‘内部事务’，抗议者讽刺地指出，破坏其资产和政治性经济项目也将纯粹是内部事务。”

这篇文章偷换概念的手法相当高超且隐蔽。很难想象，如此公然支持损害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言论，会出现在西方主要媒体之一的网站上。如果西方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外国受到威胁，西方媒体毫无疑问会谴责这些行为为恐怖主义。然而主体换成中国的话，他们就是另一种说辞了。

多年来，西方媒体对崛起的中国一直存在偏见。上述例子表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西方媒体担心的从来只是要用什么来谴责、污蔑中国，制造当地居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仇恨情绪。而对于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是否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他们并不关心。

二、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作者又指称中国使“全球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作者写道：“在其认为敏感的问题上，中国利用网络和现实的恐吓手段来压制异议。中国还对那些挑战其理想叙述的媒体采取了措施。在许多与其相邻的民主国家内，中国利用开放社会的优势，建立了‘宣传矩阵’去压制批评的声音。”

很显然，这段话是在指责我们利用“信息优势”去“对冲”谣言。笔者认为，这一段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新疆及其周边的中亚地区。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事实上，美国才是“虚假宣传”的最大幕后黑手，亲西方媒体在中亚国家反华情绪的形成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炮制出所谓的人权问题，并将这些内容发布在纯粹的美国宣传喉舌——自由亚洲电台及其子公司旗下的传媒平台上，同样参与的还有英国战争与和平研究所（iwpr.net）和“欧亚大陆网”（Eurasia.net），它们是在著名的索罗斯基金会的帮助下创建的。

上述的所有宣传媒体不仅与中国作对，而且致力于减少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他们的活动往往旨在使中亚的舆论场完全形成亲西方的立场，也就是说，任何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都不是为了“拯救”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经济，而是为了给自己扫清道路。

这些炮制出来的信息来自于西方国家，由驻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制作出来，然后通过当地媒体传播，美国为此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要拨款500万美元，用于炮制此类新闻以及对“当地媒体施加影响力”。

美国非政府组织Internews在资金流的形成中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Kloop”（在荷兰“Hivos”基金会的帮助下成立）、“Kaktus-media”等媒体都受益于这个资金链。2018年，美国宣布启动一项与中亚国家媒体合作的新资助计划，总金额为1500万美元，但该计划的细节至今尚未公布。

知道了这些，就不难解释2019—2022年中亚反华风潮是从何而来了。2021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掌控下，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新闻报道总体比例仅为8%，而60%的报道具有明显的负面内容。

各类反华非政府组织在塑造中国的“恶霸”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美国自由之家和亲美的哈萨克斯坦非政府组织“祖国志愿者”（Atajurt Eriktileri）制作了许多有关新疆的虚假图片。

该组织是一个长期受英美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其成立宗旨是推动并传播中国“压迫”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议题。该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由时任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丽丝·威尔斯（Alice Wells）亲自监督。

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本身则积极协助该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创建工作。“祖国志愿者”的负责人艾曼·乌玛洛娃（Aiman Umarova）长期得到美国大使馆的财政支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梅拉尼娅在2018年曾为她颁发了“国际妇女勇气奖”。

美国人吉恩·布宁（Gene Bunin）与“祖国志愿者”和国际法律倡议组织长期合作，他是提出新疆“人权问题”的始作俑者之一。在比什凯克，他亲自参与组建“中国吉尔吉斯族保护委员会”，这是一个为炮制反华新闻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曾声称“中国的5万吉尔吉斯族人遭遇了不公正待遇”。

另一个典型是埃迪尔·贝斯洛夫（Edil Bayslov），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索罗斯基金会的协助下创建的非政府组织“民主与民权”的前负责人，他呼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行动起来”，对中国实施制裁。

可见，美国针对中国的所谓“创建媒体矩阵”“利用信息优势”进行虚假宣传的指责，实际上都是自己干过的事。自“一带一路”倡议生根发芽以来，中国借助经济实力积极在中亚各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树立正面的形象，而美国的目的正是竭尽全力阻止中国。

在列举的中国种种“罪行”中，笔者认为最可笑当属第三条。

作者在第三条里宣称：“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新兴的数字独裁者社区。中国推行数字威权主义，涉及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压制言论自由、审查独立新闻、传播虚假信息并否认其他人权。”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中国在建立“数字霸权”，利用强制手段压制一切异见者的声音。毫不意外，这又是美西方自己干过的事。而这一次甚至都不需要翻陈年旧事去反驳，只需要看西方媒体在此次巴以冲突中的做法就可以了：迄今为止，巴以冲突已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然而，西方媒体对以色列死难者表现出了比巴勒斯坦死者更多的同情，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偏袒令世界都为之震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斩首40婴儿事件”。据西方媒体称，在此次巴以冲突期间，哈马斯武装分子捕杀了40名以色列婴儿，将他们斩首并留下了尸体。

这一非同寻常的说法，最初是由以色列i24新闻频道报道的，该报道的消息来源是“匿名的以色列军方人士”。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表明哈马斯真的做了此事，以色列一方提出的这种具有高度煽动性的说法，还是被许多西方媒体转载，例如福克斯新闻、CNN、MSN、美国商业频道和纽约邮报等著名美国媒体，都转发并追加报道了此则消息。

与此同时，英国最大纸质媒体《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个报道。西方媒体纷纷表达了对这一“暴行”的愤怒情绪，并要求读者也与其感同身受。

“谁主张、谁举证”是新闻报道的一项铁则。考虑“斩首婴儿”的说法首先由哈马斯的敌人以色列所提出，这样的说法理应先被怀疑再进一步取证证实。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真正公正的编辑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证据在哪里？

以色列一方率先提出了这种说法，但后续却对提供证据一事遮遮掩掩。尽管如此，这个故事的确非常吸引人的眼球，也使得西方媒体纷纷跟进，以塑造哈马斯一方“灭绝人性”的形象。

“斩首婴儿”的故事如此绘声绘色，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总统也在公众场合提到了这个故事。他声称看到了哈马斯杀害儿童的“证实”图像。然而，拜登的言论很快被白宫工作人员所否认，他们解释道拜登只是引用了以色列一方的说法。

这个说法的主要来源是以色列士兵戴维·本·锡安（David Ben Zion），他是一名极端复国主义者，今年早些时候曾煽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仇杀活动，并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动物”。巴以冲突爆发后，他抛出了这个故事，试图让人们相信巴勒斯坦人真的是灭绝人性的“屠夫”。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通过向美国公众灌输残害婴儿的暴行宣传，以操纵美国公众的情绪并支持战争，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例如，1990年，一名自称伊拉克护士的女性被带到美国国会，她在国会作证说，萨达姆的手下将数百名科威特婴儿从保温箱中夺走，并放任他们死去。这个故事唤起了美国公众支持海湾战争的激烈情绪。后来经事实核查人员证实，这完全是一家美国媒体公关公司编造的骗局。

另一条新闻是沙尼·卢克（Shani Louk）事件。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媒体称一名德国-以色列混血纹身艺术家沙尼·洛克在参加音乐节期间，遭到哈马斯伏击并绑架。西方媒体报道称哈马斯谋杀了她，《每日邮报》、《马卡报》、日本雅虎新闻、TMZ、《商业内幕》等媒体都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哈马斯人员剥光了她的衣服，并将她赤裸捆绑押送进卡车后面，像战利品一样在街上游行。卢克事件在西方舆论界激起了西方公众的愤怒情绪，他们纷纷呼吁本国政府支持以色列采取更激烈的军事措施，“给哈马斯颜色看看”。

但两天后事情就出现了反转：卢克被其家人证实还活着，并在加沙的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那个视频的实际内容是哈马斯武装人员带她去寻求医护，并非存心虐待她。尽管最终卢克还是被证实死亡，但有关她新闻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在事件反转后，西方媒体纷纷默默将之前编造的极具煽动性的报道撤稿，但鲜少有人发表道歉声明。当然也有“嘴硬到底”的，比如曾报道过沙克事件的《洛杉矶时报》在事件反转后还发表了一篇声称巴勒斯坦人强奸以色列平民的报道，其所做的弥补仅仅是在之前的虚假报道里添加了“此类报道尚未得到证实”的字样。

然而，后果已经酿下。西方公众受此影响已经对哈马斯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愤怒和厌恶，这促使他们支持西方挺以反巴的政治立场。

西方媒体甚至还在强化这种固有认知与立场，其主要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和社论都在反复向民众灌输这种论调。如《华尔街日报》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摧毁哈马斯的道义责任》的专栏文章，其中他们向读者强调“以色列有权不惜一切代价根除与其毗邻的这种邪恶、堕落的文化。”

这些报道或含蓄或直白地在给以色列非人道主义的行为进行洗白，完全无视了以色列对平民实施的战争罪行，以及其使用违禁化学武器、切断电力和水源，针对医院、救护车或联合国官员进行“肉体消灭”等种种行为。

在西方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以色列的偏袒尤其有代表性。

英国广播公司在其报道中，只要笔至以色列人则必称“杀害”，而遇到加沙人民遭到轰炸的情况只用了“死亡”等平铺直叙的词。这种春秋笔法实际上是在淡化以色列在其中的作用，以塑造一种加沙人的死亡是“自然死亡”的既视感。

著名的美国政治期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也有类似的言论。该期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以色列需要西方给予其足够的时间才能彻底摧毁哈马斯”。随后这篇文章还解释说，西方的耐心意味着给以色列更多的时间来摧毁加沙，西方领导人现在要做的是避免出现批评以色列或呼吁冷静与和平的言论。

尽管以色列及其人民在西方社会的舆论中受到了特殊的同情，例如《华盛顿邮报》在10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以色列有亲人，而我只是其中之一》的文章，将以色列塑造成了完全无辜的被侵略者的形象，但另一方却被视为“嗜血的激进分子”。虽然“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一词在各种西方媒体中随处可见（例如《福克斯新闻》《纽约邮报》《纽约时报》都使用了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巴勒斯坦人），但与之相反的“以色列恐怖分子”一词却完全没有出现在西方媒体的叙事中。尽管巴勒斯坦方面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以色列人，但西方媒体选择视而不见。

大多数西方媒体的报道都忽略了这次冲突的基本事实背景，却很少有文章提到以色列是占据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才得以建立的事实，而加沙的大多数居民都是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被驱赶的南部巴勒斯坦难民的后裔。他们的流离失所是以色列建国、扩张的结果。

西方媒体更没有提到的是，以色列几乎控制着加沙地带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包括人员的进出、食品、药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进出口等。相关援助组织称加沙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联合国也已宣布加沙的情况非常恶劣，不适合居住。

西方媒体不愿点出这一关键背景的主要原因，是这可能会使西方民众同情巴勒斯坦人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诉求。显然，西方世界的国家政府目前站在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西方媒体受其政府的控制极深，媒体作为其喉舌，自然要与背后的操盘者在立场上保持一致。

西方媒体在此次冲突的相关报道中所展现的春秋笔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比如，照片出现的儿童实际上是巴以冲突中的巴勒斯坦儿童幸存者：

但你绝不可能从《泰晤士报》的标题中看出这是哪一方的受害者。

除了这种阴阳怪气的春秋笔法外，部分西方媒体甚至要求员工“公开站队”。旗下拥有美国著名政论网站“政客新闻网”（Politico）的德国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广播公司要求其员工签署一份支持“跨大西洋联盟和以色列”的声明，并要求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员工立即辞职。

其他西方媒体可能做的没有这么明目张胆，但反对以色列仍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红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周（CNN）解雇了主播马克·拉蒙特·希尔（Marc Lamont Hill），因为他公开在社交平台上呼吁建立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国”。著名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凯蒂·哈珀（Katherine Rose Halper）因称以色列为种族隔离国家而被《国会山报》开除。

诸如此类的美式“言论自由”的案例早已屡见不鲜。早在2021年6月，入职仅16天的艾米丽·怀尔德就因发表力挺巴勒斯坦的推文而遭到右翼媒体的攻击，随后她被美联社以“违反社交媒体政策”为由解雇了。2021年2月10日，因为嘲笑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英国《卫报》解雇了著名左翼编辑内森·J·罗宾逊（Nathan J. Robinson）。

这些案例为编辑们树立了“榜样”。西方媒体杀鸡儆猴的做法无非是警告编辑们，不要继续冒失去生计的险情去批评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或对巴勒斯坦表示声援，以统一支持以色列的媒体口径。

西方媒体在通过操纵公众舆论来压制反对者的声音已经是“传统艺能”。很显然，TikTok等能使信息原子化的app，让美国人开始了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真实历史和现实情况，西方媒体的洗脑已经难以为继。

也难怪西方对TikTok如此害怕甚至要斩尽杀绝。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言论自由”，更不存在“真实宣传”。在他们眼里，笔和剑一样重要。指责中国“操纵媒体”进行“虚假宣传”，美国还是先自己照照镜子的好。

结语：

近几十年来，信息领域已成为大国的主要“战场”之一。如今，信息资源也许是最有效的非军事武器，因为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在大国对抗的背景下已经有些失去意义。美国和中俄等国家不太可能相互发动热战。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对抗，核武器只是一种可靠的威慑力量，而难以成为可以使用的打击力量。

在这方面，在所谓“灰色地带”开展的“信息战争”就变得尤为重要。“灰色地带”是“国际体系在除战争之外发挥作用的战略空间。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介于“黑”与“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环境。“灰色地带”允许国家在不发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这种对抗是当前两个最强国家——中美之间双边关系的特点。

美国针对中国的抹黑宣传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引起笔者思考的是恰恰是这种“美式宣传”的固有缺陷。“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句西方社会自己的箴言，恰恰是如今西方式宣传的困境所在。

西式宣传已经证明了其不可持续性，尽管谎言拥有极大的魅惑力，但终将会在某个交汇点里暴露出骨子里的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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