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国内外发生了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第一件事。央视特别栏目“走基层•蹲点日记”记录了一个叫刁芊文的外地来沪女孩求学之路。由于缺乏相关证明，刁芊文始终无法办理入学。最后在央视的媒体话语协助之下，小芊文终被送进了小学校园。结局看似完美，但上海各个本地论坛和微博上却因此炸锅，“这打破了契约规则！”、“上海的教育资源正在被挤占！”，这种话变得随处可见。更有激进者喊出了这样的极端口号：“外地人滚出去”。

另一件事。9月9日，挪威举行了议会选举。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中右翼政党保守党赢得了大选，而同保守党结盟的挪威进步党也获得了相当的一些席位，极有可能进入新内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挪威进步党素以抵制外来移民著称。

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文化背景、政治背景迥然不同的上海网民和千里之外的部分挪威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居然取得了“共识”。

实事求是地说，上海人给全国人民的印象确实比较排外。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并不怎么在上海的公开场合听到“排外”言论，最多也就是大妈们会在私下场合“损”几句，指摘外地人并不符合工业社会公共道德的举止。但在一片和谐的背后，“排外”的话语确实正在网上迅速泛滥开来，甚至有甚嚣尘上的趋势。当同学、朋友在私人聚会的时候，也会时不时蹦出一些比较刺耳的排外词语。有外地的朋友看到或者听到自然会深受刺激，最轻微的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上海人的气度就这么小吗？”

个人有排外思想，不排除是素质问题；一座城市被认为排外，也不排除是“城市文化问题”；但当几个地方——不论国内外——都出现“排外”，那么，我们就得好好谈谈“排外”这个问题了，以上海为例。

一切得从90年代开始说起。

90年代的上海已经不再是80年代那个略显破落的老城，正处处焕发着生机。对此，上海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各类城建工程的飞速进展：旧区改造正一步步地推进，原来的小弄堂被拓宽成了大马路；今天上海城市交通大动脉内环高架、南北高架、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地铁1号和2号线、南浦和杨浦大桥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通车的。随着基础设施的进步，上海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90年代中期，上海中心城区的外延拓展到了今天的中环一线。

外来人口也在90年代开始渐渐涌入。但上海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为外来人口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也能保证本地居民的饭碗不至于都被“抢”掉，生活水平也不至于因此而下降，同时还能接纳相当多的“新上海人”子女入学。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同学来自外地，但和父辈年纪的上海人动辄对外地人冠以“乡下人”头衔不同，在我们80后、90后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同学间的友谊并没有因籍贯原因而受到太大影响。对于这个现象，我们普遍认为，早年物资匮乏引发了父辈对外来人口瓜分资源的忧虑和敌视，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基本上也没受到多少“抢资源”概念的影响，和外地的小伙伴们相处融洽——而且很多时候外地同学功课好求上进，还是我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轨迹基本上和上海90年代开发开放的进程相同步。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在石库门、小弄堂里的居民渐渐搬进了新房，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小轿车、宽带网络、数字电视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开始走进上海的千家万户，买房而不是租房也成为了市民的普遍选择。整个城市的面貌也明显不同：苏州河再也不发臭了，每年夏天上海也不再畏惧台风和暴雨；以环球金融中心为代表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在市内迅速铺开，不知不觉之中，上海居然拥有了世界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城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五角场、吴淞、吴泾、莘庄、南翔等曾经的卫星城已经变成了城区的一部分，更多的成就不胜枚举。

如果没有外来务工人员用汗水和心血参与城市建设，上海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一切繁华景象。

曾经看到过一组数据，如果以同类国际大城市人均用地占有量为参照标准，上海人口容量的极限约在2200万，而上海的常住人口早在2011年就突破了这个数字。在本地户籍居民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大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总人口已经超过本地户籍居民数量的外来流动人员。大家发现，新老上海人正在一起排队看病、买房；马路上的汽车不少正是“新上海人”在驾驶着；小学里已经很难再听到沪语；大学毕业生一进招聘会就会遇上外地的同学们……

而一度变得不那么常见的交通堵塞现象再次在上海蔓延开来。与工资上涨相对应，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在飞速提高，如何承担高额的房价、子女的教育也成为了居民们的心病。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更是中国第一批受到冲击的城市。

与此同时，在那些“新城市居民”当中，相当多来自农村的“新上海人”遇到了融入城市的困难：他们有着朴实、勤劳的优良品格，但从小在农业社会环境下长大的他们来到北京、上海、奥斯陆、柏林等大城市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发生各种碰撞、摩擦。在地铁上，这些人会用长期以来对付微弱直线电话信号而大声说话的习惯来打手机；农村生活中的随地小便的习惯也被带进了城市……这些习惯在农村没有多少人会说些什么，但在大城市就总是会引起纠纷。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人统一的文化背景下，还仅仅限于地域歧视一类言语争端，而在西方国家这就不再仅仅是引起不满的问题：在欧洲，多数外来移民来自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农村，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更容易被人贴上标签，文化、宗教的冲击又进一步刺激了本地民众的排外情绪。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新城市居民”背井离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本地居民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再赶回农村，这不仅仅是出于尊重他人梦想这一角度的考虑，“新上海人”、“新北京人”也和“老上海人”、“老北京人”一道，正在为这两座极限运转的城市付出着自己的力量；来自西亚、东欧的移民也在为挪威的奥斯陆提供着该国所紧缺的劳动力。某种程度上，驱逐外来人口是本地居民的一个本能反应，但如此的反应太过消极，也必然不是一条有前途的道路。

可悲的是，挪威人已经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了与进步党结盟的保守党，民粹派入阁也几乎成为定局。如今唯一的悬念，就是挪威新政府会不会采纳反移民这样的极端方案。

与其消极应对，还不如开拓一下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既然北京、上海的城市资源已经到了极限，那还不如开发有着较大发展前途的中小城镇，用中小城镇的城市资源来容纳打算前往和正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新工业人口。如果欧洲也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挪威等欧洲发达国家就应当在维持现有移民政策的同时，主动推进西亚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但是，欧洲推行这样的道路何其容易。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欧洲还来不及拯救“欧猪四国”的国民经济，哪来的闲钱去扶植宗教、文化，或许还有政治立场上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国家？更何况如今欧洲的企业也需要西亚国家作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销售市场，很难说服这些企业家同意将自己的税款用来扶植西亚国家社会的进步，从而给自己树立一个未来的商业对手。而伴随着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冲突，欧洲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文化多元”这一政治正确的掩护之中越陷越深。

或许，欧洲已经很难再去发现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案了。

而在中国，这样的思路变成了城镇化的构想。

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中小城镇的社会服务、基础设施水平依旧远远落后于京沪，很难说服这些“新城市人口”放弃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机会；现有的市场关系并不能够刺激新工业人口改变往北上广深跑的主意；至今政府也没有出台城镇化细则也足够说明推行这一政策的难度。但同把人单纯驱逐出城、出国，严管移民政策相比，这无疑是一条更有前途的道路。或许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城镇发展起来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也不会再有抱怨过多外来人口的机会，“排外”的情绪也不再会那么激烈；来城市打工的农村居民也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类似于刁芊文小朋友坎坷求学路的故事，也许也不会发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