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2014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据报道，今年沪上出版界精心准备了15000种图书，其中新书4000余种。新书中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2月出版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文译本。去年是斯大林逝世60周年，该书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解密，力求客观全面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大林。本文为《斯大林传》书评。】

言说者提及自己，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直呼其名，犹如在对倾听者谈论一个第三人称的他者。这种修辞策略，是为了使说者与听众之间产生距离感，营造陌生化效果。

萨达姆在演说时，就经常有“萨达姆认为……”之类的表达。比他走得更远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就曾说过：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注意，斯大林这次谈话的对象是他的儿子瓦西里。因为这句话，斯大林在他儿子心目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这句话传播开来，作为抽象存在的斯大林又转换为另一款形象——他把所有苏联人都当成了自己的子女。事实上，在斯大林晚年，尤其是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他正是以“各族人民的父亲”形象出现的。

在新近出版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里，作者雷巴斯父女将“斯大林就是苏联”当作了评价传主的最主要线索。这是传记文学的叙述技巧，也是解读苏联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苏联是一栋过于恢弘森严以至于让人望而生畏的历史建筑，那么斯大林就是一张足够显赫的通行证。比起早先的各种斯大林传记，将斯大林与苏联捆绑在一起的手法无疑要高明一些。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吴昊、张彬/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在这本《斯大林传》出版以前，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比较深刻的同类作品是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斯大林秘闻》是一本典型的“情绪饱满地妖魔化”斯大林的传记，在拉津斯基眼中，斯大林是一个“凭个人力量压倒时代”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让同时代的人窒息。譬如，该书引文部分说了一个故事：在伏尔加-顿河运河旁，耸立着一尊斯大林铜像。但人们发现，候鸟迁徙时喜欢在铜像头顶栖息，“斯大林同志”的脸被搞得一塌糊涂。吓得要死的州领导无奈想了一个办法，叫人把铜像头部通了高压电流。于是，鸟的尸骨沤肥了铜像四周的土地——铜像清除了鸟群的骚扰，俯视着鲜花盛开的原野……

应该说，铜像的故事及其隐喻是极其精彩的。但问题是拉津斯基只是在描述这尊铜像，却没能找到这尊铜像铸就的动机，他甚至没有这种企图。这样一来，整本传记成了解密档案（算得上丰富）的堆砌。有史料而无史观，生动的文字无非成就了一本高段位的历史八卦。

拉津斯基未能完成的任务，交到了雷巴斯父女手中。雷巴斯父女这本《斯大林传》的俄文版，比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晚出版11年。足够的时间间隔，使得对文献史料的梳理、甄别有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已然定型的当代俄罗斯政治构架，令妖魔化或是神化斯大林都失去了象征意义。所以，雷巴斯父女没有拘泥于如何将史料变着花样排列组合，他们写作的着力点是探究斯大林现象的生成机理，将目光投向了斯大林生活的时代以及绵延千年的俄罗斯文化传统。

一、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

一个优秀的传主有许多属性，排第一位的永远是他得是个大人物，大到所有的大词垒在一起都到不了其脚面。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而且褒义词和贬义词一肩挑。扁担的一头是“导师、领袖、大元帅、各族人民的父亲”，另一头是“魔头、屠夫、独裁者、变态的阴谋分子”。而斯大林毕生的对手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称作“最杰出的庸才”。

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是庸才，因为红军缔造者认为（其实也是公认）斯大林不具备自己的非凡才智和个人魅力。但庸才何以杰出？一般认为，斯大林要比托洛茨基更现实。那什么是斯大林必须面对的现实呢？《斯大林传》有了一个未必清晰却反复在暗示的答案：斯大林是一个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少数族裔——格鲁吉亚人。为此，作者甚至不厌其烦地查阅了斯大林出生地哥里地区的民族成分。有趣之处，即便在哥里，最大的族群也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亚美尼亚人。

他是格鲁吉亚人，他要征服和统治的国家叫俄罗斯。这就是转投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门下的神学院学生朱加施维里所要解答的课题。他的方法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那就把自己当成直至变成一个俄罗斯人。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位于1904年，即他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之后，他称自己是“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在去往西伯利亚的路途中，“透过囚车的窗户，约瑟夫第一次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由此，对俄罗斯的文化认同置换了对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后者只有生理学的意义，而前者是精神、灵魂和归属。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流放中，朱加施维里在党内的绰号“柯巴”（难以驯服之意）为人所熟悉，而这个绰号已无限接近于被历史刻录的名字斯大林。

其实，十月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根正苗红”的俄罗斯人并不多。列宁是俄罗斯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加米涅夫是幼年迁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因此，斯大林所要解答的课题，很多人一样要面对。而在所有人中，斯大林的回答最坚定。他毫不掩饰地赞美、讴歌俄罗斯人，他甚至要求其他人也接受这样的概念：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家、文化、语言，其次才是你们个人的爱好和特性。

 

 

事实上，正是在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身上所体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与列宁不可化解的分歧。在苏联成立时，列宁提出的方案是各共和国之间平等并拥有自由退出权，而斯大林设计的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换言之就是所有少数民族服从于俄罗斯。为了这种服从，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提出了要“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

斯大林对俄罗斯属性的维护，自觉而持之以恒。因为唯有成为俄罗斯的斯大林，才可能成为苏联的斯大林。而实现了这一重转换，政治钟面上的时针调拨才顺理成章——从马恩列斯的意识形态排序转拨为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的沙俄帝王传承。《斯大林传》实际考察的正是这根时针，作者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俄国帝国主义的第三次显现，前两次分别是莫斯科公国和彼得大帝的帝国。

二、用电话的成吉思汗

欧洲人对地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人，素来有一种颇为不敬的说法：剥开一个俄罗斯人，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鞑靼人（蒙古人）。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沙俄帝王的身上，或多或少会带有鞑靼可汗的某种性格基因。而沙俄帝王的极致，自是某某版本的成吉思汗。

林语堂在其历史小说《武则天正传》里，为形容武则天的残暴嗜杀，曾将她比作“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媲美的大刽子手”。林语堂这个比喻的前设命题是，斯大林和成吉思汗早就是等量齐观的人物。而在苏联，关于斯大林统治风格最精妙的比喻仍是出自托洛茨基之口，他称斯大林是“用电话的成吉思汗”。这个比喻套用了赫尔岑对尼古拉一世的嘲讽，他称尼古拉一世是“用电报的成吉思汗”。将苏共领袖与蒙古可汗作类比，理由充分。因为在两者都拥有超群的意志、勇气、残酷和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等特质，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展现了对权力的冷血攫取和放肆使用。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品质，斯大林才能像成吉思汗那样战胜一切内外之敌。托洛茨基本人就是斯大林权杖下最著名的牺牲品，而肃反运动、古拉格、契卡等词汇则沤肥了斯大林威严铜像下的土地。

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口号的政权领导人，何以会有如此阴森可怖的“东方暴君式的性格”？《斯大林传》给出的解释是，在俄罗斯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每年只有五个月，在欧洲这个周期要长一倍多，因而产量要高得多。俄罗斯居民自古就生活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而西欧人则住在阳光明媚的高楼大厦里。因为资源贫乏，人们必须为之争斗，使得血腥复仇和无休止的威胁成为必然。俄罗斯虽大，但土地所供给的物资严重不足，远未到可以让人们相互宽容彼此和解的地步。

审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其知识分子群体自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起便分化为西方派和本土派（斯拉夫派）两大阵营。斯拉夫派所宣扬的自主意识和“第三罗马”概念在俄罗斯思想史中往往处于上风，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危机或后发诉求成为历史第一课题，斯拉夫派对西方派便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浪漫驱逐理性的历史桥段，中国近现代史也反复上演。因为在救急时，运用权力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永远比谈判与妥协效率更高。“东方暴君式的性格”，即是如此。而历代沙俄帝王，但凡有所作为者，又有谁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行事？

时至日久，“白壳黄心”的沙俄帝王不但令身边的臣属噤若寒蝉，甚至使西方政治家也产生了刻板印象。丘吉尔在回忆中写道：在雅尔塔会议时，当斯大林走进大厅，大家就会像听了口令般全都站了起来。有一天，丘吉尔打定主意，尊严一点，决不起立。遗憾的是，当斯大林一进门，丘吉尔还是如着了魔一样恭敬地站了起来。丘吉尔的这段叙述，貌似同样适用于未来奥巴马写普京的回忆。

所谓历史宿命，就是人们越是刻意去回避便越是容易落入其窠臼。尽管有人当面喊“主人”时，斯大林曾予以怒斥：“我是什么主人？我又不是中亚地区的巴依老爷！”但无论是治下的百姓还是身边的同僚，乃至自许清高的一众文化人，谁不是把斯大林当作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而有人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也“饱含着一位仆人对旧日主人的怨恨”。

三、人民需要沙皇

1935年4月22日，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保姆贝奇科娃过生日，同时这一天苏联新宪法草案起草工作完成。斯大林心血来潮，率全家去乘坐刚竣工的莫斯科地铁。地铁管理方和警卫人员没有作任何准备，导致斯大林出现在“文化公园地铁站”时，被公众认出，人们喜悦和欢呼的程度超出所有人为组织的程度，“乌拉”声响彻地铁站。这一幕，令斯大林的孩子们万分惊恐，号啕大哭。但斯大林却因此坚定一种日后再也不会放弃的想法：人民需要沙皇。

或许可以这么说，从莫斯科地铁站的那一刻起，国际共运史的主角斯大林终于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露出人们所熟悉的沙俄帝王史的底色——那是大国的传统、霸主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而这也正是雷巴斯父女的《斯大林传》所要真正表达的命题：斯大林首先是一个地缘决定论的产物，其次才是苏共总书记。

在俄罗斯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同他们所艳羡的西欧国家相比始终有着较大的差距。与之相应，俄罗斯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唯有这种承受力方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供给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结构，其体制是动员式的，为了是达到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所以，任何一个宏大的国家命题都必须经由自我牺牲之路来证明。

与这种气候与地理状况相适应的制度顶层设计是，稀缺的资源不可能在私有者之间合理分配，而只能归统治阶层的极少数人直至最高统治者所掌控。人民需要沙皇，需要专制，因为没了那个最高统治者，国将不国。

《斯大林传》提出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说。若说这本传记有何理论发展，那就是作者把“人民需要沙皇”不但归结于现实诉求，还挖掘了其背后的精神线索，即俄罗斯民族的弥塞亚意识。

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法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提出，俄罗斯没有经历过西欧国家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洗礼，所以俄国各种社会思潮哪怕是无神论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成为一种特殊使命，它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强大密切相关，与俄罗斯沙皇的特殊地位相关。沙皇，就是弥塞亚的肉身，是被上帝选中来执行特殊使命的人。

作为梯弗利斯（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索索•朱加施维里，最终被选中来执行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莫非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当他摇身一变，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面目出现于俄罗斯人眼前时，人们除了爱戴和膜拜，还有什么姿态可选择？

《斯大林传》记载，二战中，参加德黑兰会议回国的斯大林，途径斯大林格勒。他看到了废墟和大量损坏的德军装备，大街上堆积成山的德式头盔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道：“无能的征服者，头上还戴着头盔呢！”斯大林决定，在废墟上建起一座比以前更漂亮的城市，他做到了。

大拆大建，大破大立，集毁灭者与再造者于一身，就是斯大林的气派。他个人的力量投射于时代，那就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这个民族总是在极盛时突然分崩离析，又总是在一切无可挽回时又突然重整旗鼓。也许，每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会经历此等起落，只是俄罗斯人的波幅比任何民族都要大。

在俄罗斯民族上一次以苏联的名义崛起时，斯大林是旗手，斯大林就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