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自今年以来，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在2013年教皇方济各上台以来总体向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8月6日，天主教香港教区《公教报》披露中国和梵蒂冈在神职人员任命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同这条爆炸性的消息相呼应，9月3日，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表示愿进一步发展梵中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而就在10月，教皇破天荒地公开会见了由中国大陆合法主教担任领队的中国朝圣团，并准备承认四位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中国大陆合法主教的地位。而据观察者网11月1日的报道，中梵双方已经准备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仅在刚刚过去的10月，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成果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几年成果的总和。

不过“萝卜快了不洗泥”，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从改革开放后开始至今已将近40年。由于双方的分歧巨大，且分歧的内容涉及双方的基本内外政策乃至国本，因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异常缓慢，其中之曲折反复在现代国际关系当中也属罕见，是一块很不好洗的“萝卜”。因此在笔者看来，考虑到中梵关系不同于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特殊性，中梵关系正常化越是看似进展顺利，越应当被严肃而冷静地对待，以保持我们对中梵关系的清醒认识。

中国大陆苏州教区徐宏根主教（前左）与教皇方济各（前右）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

中梵之间的分歧不一揽子解决，中梵建交无积极意义

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梵蒂冈为了向中国“套近乎”，召回了驻台湾的“圣座大使”。而改革开放后，梵蒂冈方面更是多次做出诸如“圣座大使馆当天即可迁到北京”，“与台湾断交，明天即可执行”这样的表态，对同中国建交一直抱着极大的热情。上一个如此上赶子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恐怕就是1949年就已承认我国，而直到1956年我国才与之建交的南斯拉夫了。而梵蒂冈自1971年召回驻台“圣座大使”至今，其所展现的所谓“诚意”都已经远远超过南斯拉夫这个当年有点特立独行的同志。要是按照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建交标准，我国与梵蒂冈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建交了。

但是，梵蒂冈不是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靠着全世界十几亿天主教信徒，教皇的政治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了习主席，而天主教作为我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也涉及到了约1200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系统管理的信徒有500万左右，地下教会的信徒数目不详，据外国统计有700-1000万左右）信徒。无论在哪里，1200万人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依法对这1200万信徒进行管理，使他们忠于祖国，拥护政府的领导毫无疑问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不容外部势力干涉。而梵蒂冈教廷则一直视掌控中国天主教事务，控制中国天主教徒为其“属灵领域内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世俗政权“无权干涉”。因此，中梵关系不仅仅像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双边关系那样涉及到台湾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了1200万中国天主教徒的政治归属问题。通俗地说，梵蒂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天主教的“国中之国”，而中国坚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在中国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点。而这个分歧无疑牵涉到了双方立国的根本，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双方关系的复杂程度和双方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艰巨性。

在如此尖锐的分歧之下，双方要实现关系正常化，必须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或基本达成一致，否则就会为梵蒂冈借助天主教干涉中国内政打开缝隙。实际上，梵蒂冈在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直企图采取“先建交，后解决问题”的策略，就是看中了一旦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梵蒂冈将会获得一个直接影响中国教会的支点，进而在今后中梵关系的博弈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一点。而中国与梵蒂冈实现关系正常化，最重要目的是理顺政府与天主教徒的关系，巩固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而非使政府与天主教徒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因此中梵关系正常化切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中国而言只有中梵两国之间的所有重大分歧得到了一揽子解决而不留后遗症，中梵建交才是有积极意义的。

教皇方济各

中梵关系的坎还多的是

虽然主教任命问题是中梵关系正常化当中最大的问题，但它也只是中梵关系正常化当中的一个问题。目前中梵关系还面临着其它问题，而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不简单。

仅次于主教任命问题的大问题就是爱国会的地位问题。作为爱国天主教徒成立的群众组织，爱国会在密切信徒与政府联系，加强政府与信徒沟通，团结爱国爱教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秉承爱国爱教，不盲从于梵蒂冈的原则，梵蒂冈教廷自爱国会成立伊始就没有停止过对爱国会的攻击和诽谤。而在目前的各种公开报道中也没有提及中梵双方在爱国会地位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可以分析出目前教廷对爱国会的态度没有重大转变。梵蒂冈很可能至今还没有放弃通过打压乃至取消爱国会来加强对中国天主教会控制的企图。而作为团结爱国爱教群众，密切信教群众与政府联系的组织，爱国会被打压，打压的是爱国爱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权威。

教区的划分，地下教徒的消化也是一个大问题。1946年，教廷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将全国划分为21个总教区，100个教区和30个监牧区。随着中国天主教会三自运动的开展，中国根据行政区的变化，教徒数量的增减对教区区划进行了调整，并合并、废止了一些教区。但教廷仍然认定1946年的教区划分并以此任命地下神职人员，导致教区划分混乱，人为地扩大了合法教会和地下教会的矛盾。然而教区划分从技术上讲也是个复杂的工程，以目前教区划分的混乱状态，想要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绝非易事。而且教区的划分必然会触及到大批神职人员，特别是地下神职人员的利益，很可能进一步激化已有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极有可能为梵蒂冈在中国教会中施加影响，削弱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提供方便。

历史问题同样是中梵关系正常化当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0年梵蒂冈把120名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死于非命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列为“殉道圣人”，其中不乏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和侵略者的帮凶。如果此类问题不解决，信教群众的思想难免会产生混乱，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此外，还有香港、台湾问题、教廷内部反华势力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多涉及重大原则分歧，对双方而言几乎难以退让，但中梵关系迥异于中国于其它国家的关系特殊性，决定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梵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前提，无论如何，要想继续推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

保持冷静，进一步保持中梵关系主动权

由此看来，虽然中梵关系进来一路向好，但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要被中国掌握主动权而冲昏头脑，而应当继续保持冷静的心态。

目前中梵关系的形势是梵方全方位有求于中方，而中方对梵方全无依赖。在我方已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应当警惕轻敌和沽名钓誉的心态，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和底线不动摇，继续稳扎稳打，务使教廷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立场与我方一致，使影响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得到一揽子解决，捍卫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而笔者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原则，保持冷静，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毕竟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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