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电视主持人袁岳做客观察者网，畅谈如何通过民意调查与社会研究调查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究竟有多难，深入基层会经历多少挫折，袁岳教授先从一个边缘群体讲起……

民意调查在中国方兴未艾，但严格地说，我国与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相关的民意调查中，问卷或问答式的经典民调（Polling）所占的比重很小，只占1/4或1/5。我们更多做的是社会调查研究。

因为中国与西方有个很重要的区别，大部分研究对象对我们研究的事情并不了解。中国民意调查如果像西方那样只是打电话问意见，价值就很有限。需要结合基础性研究和对行为的深入观察，再加上意见研究，总和在一起才有价值。

举个例子，我们曾做过中国规模最大的“小姐”与嫖客研究。但用最简单的Polling方法，得不到真数据。

首先就是调查对象的认识水平问题。我们的调查员如果按Polling的方式，径直去问“小姐”：“你觉得要不要防范艾滋病？”有很多人会反过来问你：“啥叫艾滋病？”必须先讲解，她才能了解艾滋病。

其次是调查者回答的真实性。如果简单地问一个意见，对方往往会按社会流行意识回答，并不真实。

在这个研究中，从公共政策角度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性交易时安全套的使用情况。我们直接问“小姐”，她们大多会说都用的。测试下来，78%的“小姐”说她的性交易是用安全套的。然而，当我们与“小姐”探讨过去一个月中的每一单生意后，发现只有16%的性交易才用安全套。

这个方法不是Polling，是Participatory Interview，即参与式访问，真实性远远高于Polling。我们能够获得基本数据（Fundamental Data）和信息（Information）。

参与式访问固然更真实，但对互动性的要求也更高，因此自然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必须让对象相信你。与“小姐”达成一个互信的基础后再互动，访问效果要好很多。

例如，我们调查时会说：浪费你的每分钟我都会付费的，按你的级别付费。“小姐”分7个级别，最贵的一小时3000元，最低一小时15元。我们付费调查，就相当于她做了一单生意。“小姐”说，这活不错，动动嘴就好。

当然，取得信赖不是给钱那么简单的。调查的每个方面我们都要测试。

样样都要测试，研究周期当然是个问题。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调查周期不可控。同样一个研究，调查“小姐”患艾滋病的比率，社科院某教授提出要三年，某大学的教授要两年半，我们最开始提出三个半月，他们说太快了，跟假的一样，后来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七个月。

在我们公司里用七个月做研究，从管理学角度效率太低，都这么干公司就破产了。他们不能想象的是你们怎么可能用那么短的时间？今天很多人的研究方法还太农民化，自己玩自留地。

而我们先用半个月时间，研究怎样接近“小姐”。我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走近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其中花了很大篇幅讲“小姐”调查是怎么做的。

袁岳著《走近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

调查时间要不要测试？看上去什么时候最适合与“小姐”接触是很显然的问题，但以前就有人犯过错。

有些卫生部门曾希望向“小姐”们发材料，宣传艾滋病的威胁，鼓励使用安全套。但第一，“小姐”们不知道有这个材料；第二，知道了也不会来参加活动、拿材料。为什么呢？因为卫生部门的工作时间都是白天，那时“小姐”都在睡觉；而“小姐”晚上9点后才上班，卫生部门的人早下班了。两拨人遇不上，材料也只能乱发一气。（全场听众大笑）

所准备的材料，其样式也要测试。“小姐”们认为卫生部门人员审美档次太低，红红绿绿的宣传单她们根本看不上。她们说：“这帮吃饱了撑的人不懂怎么与我们交往。”复印、打印制品要精美，“小姐”们才会去接触。

光知道时间，揣上精美材料，就万事大吉了？照样吃闭门羹。我们后来发现任何情况下，直接找“小姐”是不能访问的。因为“小姐”是有组织的，由“妈咪”管理。“妈咪”负有“安全管理”的责任，她们决定“小姐”是否能接受访问。

那就先找“妈咪”吧。我们要用各种身份来测试人们对我们的反应。接触“妈咪”时，如果以记者、公共卫生部门人员等身份为“掩护”，“妈咪”都不会合作。最后我们侨装成安全套公司的市场研究员，“妈咪”能接受这个，还觉得我们很好，很为她们着想。

我们进去时不能戴眼镜，不能跨书包，如果那样，“妈咪”和“小姐”就会想：“这些人不是记者就是学者，是来研究我们的，研究完了就拿去发表，我们麻烦就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夹一个手包，后来发现，行头统一成这样非常有效。

我们对接触他们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研究。比如与“小姐”讨论性交易细节时，我们最初觉得是不是女生比较合适。但做试验后，发现女生一进去，人家什么话都不跟你说。因为在她们眼中，只要女性出现，不是女警察就是女记者。

我们确定完各种细节后，就用17个男调查员，花一个半月时间，在12个城市把800名“小姐”调查完了。

我们有个小伙子很帅，访问了一个漂亮“小姐”，看着她说：“我觉得你可惜了。”“小姐”从容地回答：“我觉得你可惜了。你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初中毕业；你月收入7000多，我月收入2万多，投入产出比比你高多了。”我们那哥们儿回来后受了严重刺激。

其实，上述有冒犯之嫌的对话是取得互信后才可能说的。我们做任何访问都非常尊敬对方。我们对“小姐”都用“请问”、“请教”等。很多“小姐”觉得不自然，说：“你们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我们说：“在这个领域我们真的是小学生。”（观众笑）

一些“小姐”最后甚至会说，你们钱也给我了，我也帮了你们忙，但我还是过意不去，要不行免费服务一次吧。

调查结果中，还有些有意思的细节。中国的“小姐”一般17岁上班，24岁“转业”。正常情况下，收入是同龄女工的20倍。因此大部分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

在国际范围内比较，美国一个应召女郎，每月工作4次，一周一次，就可以保证她的基本生活了。中国“小姐”要一个月工作20天，每天平均接客3.5个，能达到同等的收入水平。孟加拉国“小姐”，每月工作28天，每天接客要达到15个，连干5年，才可以开一个小篷子让人帮她干活。这就是全世界劳动力成本的对比。

当然这是题外话。举这个“小姐”的调查实例是要说明，中国社会与美国大有不同，必须采取更适合本土的调查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更多创新。下面我将会具体分析这些问题，还将探讨最受外界关注的“政治性”议题——中国百姓对政府有什么看法，中国政府如何运用民调，以及我们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轶事。

观察者网注：后续内容将另行刊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