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第三次历史决议，引来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法国舆论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法国媒体‘虚构的中国’，另一个才是真正的、现实中的中国。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现实。”

“我们党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为什么总是能够引领主流的意识形态？”

在东方卫视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27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共同解读国际社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高度关注。

张维为：

不久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引来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初步归纳了一下外部世界的一些主要关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和国内媒体一样，国际媒体都注意到，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用美联社的话，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对这项历史决议赋予多么重要的意义。

外媒几乎都提到中共之前的两个“历史决议”：一个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们都指出这两个决议都是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完成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指出，第一个决议实际上是确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第二个决议排除了“左”“右”思想的干扰，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铺平了道路，而今天第三个历史决议则确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决议》概述了中国从“饱受屈辱”的国家到现在“强起来”的历史，而且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驱动力。不少外媒也注意到这份《决议》显示了中共“谨慎对待历史”的态度，因为《决议》重申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定性，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份《决议》重申“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和“灾难”，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外媒也注意到在这个《决议》中，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述占总篇幅一半以上，这本身就凸显了《决议》重点所在。德国电视一台认为，随着历史性《决议》的出台和六中全会的闭幕，中共开启了为2022年二十大做准备的进程。埃菲社11月18日发文指出：这个《决议》发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的动员令。

几乎所有的外国媒体都转述了这个《决议》中提到的中共百年历程中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使将近8亿人脱贫，实现全面小康。在经济增长方面，《决议》再次表明将不拘泥于增长率的指标，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决议》还要求“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这是考虑到与美国的科技主导权之争可能会成为一场持久战。

不少西方媒体也注意到《决议》的表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还提到“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多次讲过的，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西方模式走下神坛，多数中国人获得了一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心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不少外媒也特别注意到，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节点。比如日本共同社指出，文件发布前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拜登任职后的首次视频会晤。《纽约时报》说，《决议》没有认可任何外国政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因为其中是这样写的，“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彭博社则注意到这份《决议》发表在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结束不久之时，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而是频繁使用“创新”“绿色”等概念。

此外，特别是港台媒体则高度关注《决议》中关于港台政策的论述。比如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7日报道，中共强调必须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决议》还提出，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在台湾问题上，《决议》指出，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有学者分析认为，“有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长篇内容表明，北京绝对不会放弃它的强硬立场，因为这些措施是有效的”。

对于其中提到的，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这位学者则指出：“这个《决议》的措辞表明，在习近平对香港局势的坚决处理赢得党内外支持后，其解决台湾问题的路线也得到了党内的支持。”

当然，外媒还普遍聚焦这个《决议》对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的高度的肯定。《纽约时报》11日专门报道《决议》中的这段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外媒普遍提到，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他们分析称，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中国人民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更加地团结一致。

路透社相当详细地报道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同志在六中全会结束后对中外记者所讲的这番话：坚定拥护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面对惊涛骇浪我们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英国资深学者罗思义也撰文写道：习近平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挫败了美国削弱中国的计划。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指望这种“又傻又天真”的领导人来破坏社会主义，削弱中国，听任美国给中国带来苏联解体似的毁灭性的打击。结果，美国人发现，习近平是一个既有远见又有能力的领导人，致力于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令美国削弱中国的意图落空了。

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赛奇表示，十九届六中全会关注中共过去百年的成就，但实际上它更关注的是中共未来。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1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从根本上说，这份《决议》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从而让这些成功能够持续下去？文章还指出，不应该低估这份《决议》的重要性，它印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回来了，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衰落的霸主——我想它这里指的是美国——再多的恐惧和憎恨，也无法改变中国人选择的这条道路。

智利的纪事数字网站11月16日刊文称，这个《决议》将对21世纪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好走上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创造新的形式。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韩博天认为：“新的历史决议旨在正式开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这一新阶段与西方秩序和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这些评论或多或少地捕捉到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这不禁使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关键时刻，从战略层面提出了“两种中国之命运”，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战略判断和抉择是极富远见的。我想，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我们正面临“两种世界之命运”。

这个《决议》特别指出， 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想，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两种世界之命运”，一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将导致世界无穷无尽的动荡、战乱，是一种暗淡的世界，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的世界。

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应该具备更多的全球意识，以中国今天的体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第三世界和西方社会内部的所有积极力量，为抵制黑暗的未来，为争取光明的世界而奋斗不已。

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考、我们的抉择、我们的行动，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未来。

谢谢大家！

郑若麟：

今年法国主流媒体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绝大多数媒体都发了报道和评论。从《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十字架报》、《回声报》等纸质媒体，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大电台和私营的电视一台、国家的电视二、三、五等大电视台都广泛报道了六中全会。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西方政党的概念、政治会议的含义，以及对国家和历史的影响，与中国政党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掉进他们的概念陷阱而产生误解，更要避免用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诠释中共历史和中共中央全会。

西方民众理解的“政党”，一方面是拥有某种共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联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代表了社会一部分阶层的利益。赢得选举就执政，失败了就在野做反对派。

问题恰恰在于，有的政党永远不可能赢得选举。最近在法国议会发言反对法国政府追随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不屈党”领袖让-吕克·梅朗雄就代表着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但问题是他的得票率永远在10%左右徘徊。换句话说，在法国现行的选举体制下，他永远不可能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被反映到执政行为中去。

西方的政党会议，则几乎永远都是围绕着选举而展开。政党会议核心永远是谁来参与总统大选？谁将作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最有当选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包括党的政纲、党的行动、党的经费、党与民众的关系，选民们毫不关心，媒体也基本不报道。

因此，西方政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政党的寿命非常短，只要无法赢得选举，就解散重组。明年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大多数参选的政党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党龄”。

为什么我要先介绍一下西方政党的情况？因为西方媒体往往会以己度人：用他们观察自家政党会议的心态，来关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他们无法理解中共这样一个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利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做出巨大贡献的政党的历史使命。这是认识和解读法国媒体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报道的一个前提条件。

法国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在接受法媒节目采访时称，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它不被联合国承认”。

今年法国媒体报道六中全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两个方面相对比较客观，一个是中国从百年前倍受西方欺辱的国家，到今天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共在这一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无可否认；比如法国《十字架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转述六中全会对中共历史，是“中共和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努力在中国千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等论述。

另一个相对客观的地方，则是对六中全会所描述的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所做出的乐观预测。比如《回声报》驻华记者就认为中国今后的“无比辉煌的”发展方向，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少法国媒体认为，这次全会对中共历史做出的第三个决议，与前两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两个都是在“危机中”做出的，而这次《决议》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虽然有一点“黯淡”，但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好得多，因此对中国未来构勒出一个更为美好、辉煌，甚至是“史诗般”的前景，无可厚非。

但我们千万不要因此以为法国媒体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做了一个正面报道，恰恰相反，总体而言，除了上述两方面法国媒体不得不相对客观地说了几句实在话以外，对六中全会本身，法国媒体依然一如既往——负面报道和评论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法国媒体来了解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法国民众大致处于一种“误解”的状态之中。

一是认为中共在总结历史时回避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是不利于中共形象的，都是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比如“大跃进”“文革”以及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等等。

第二，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非常主观地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专制、独裁”。

第三，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霸权方向在发展。法国舆论对中国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将无可争议地在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不仅将是世界新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也将是主导者。这使得法国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几乎一致怀有某种恐惧心态，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权国家，而六中全会则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过渡期。

这正是我参加法国新书《开眼看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法国媒体“虚构的中国”，另一个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中国；而西方民众认识的，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那个“虚构的中国”，令人不胜遗憾之至。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现实，将一个真正的中国带给世界！

谢谢大家。

《开眼看中国》一书作者、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两位的演讲。刚才张老师给我们综述了从国际社会方方面面来看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及《决议》。像CNN，它说中国历来注重总结历史，总结过去，说明它也看到了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总书记一直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过去能找到未来的答案。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人关注历史，很多外国人都注意到了，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读一点中国经典著作，就会了解这一点。比方基辛格的这本影响比较大的《论中国》，他开始就说了，毛泽东决定要向印度开打自卫反击战，招来些老将，然后就讨论，唐朝时跟印度打了一仗，结果反而中印关系好了几百年，然后元朝又打了一仗。中国会把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提起来，好像就昨天发生的一样。其它国家没有这个，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另外你提到CNN，很多美国学者或政治人物，往往有欧洲背景，最容易注意到中国的历史观，因为欧洲相对比美国更有历史。有点历史观的，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基辛格是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波兰人，保罗·肯尼迪是英国人。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读书时就说，在美国学者中讲英语带点德语口音的往往是学问比较深的，美国自己学政治学出来的一套很不靠谱，背后是有没有历史感。所以我觉得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好的。

主持人：您刚说这个历史感的重要性，有悠久历史的人能够读懂悠久历史。确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国际媒体它有一些些的客观观点，但就像郑老师说的，你也要注意到，在它们的客观观点背后经常也会拖很多酸溜溜的东西，或者就是对中国产生极严重误解的部分。

郑若麟：总体上，主流媒体应该说越来越负面，但是它的自媒体、舆论场在变，为什么？比方说《开眼看中国》这本书就是法国的总工会的前负责人和维瓦斯联合了17个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写。他就说摘掉“眼罩”来看中国，他们意识到西方主流媒体看中国一直有偏见。很多中国发生的东西，他们就是看不见。而他们“看见”的往往是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比如什么新疆“种族灭绝”，这明摆着是没有发生的事，但他们会“看见”。

这个世界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对中国的观点发生了多次变化，开始把中国想象得非常美好，像伏尔泰把中国想象成天堂一般；然后到了19世纪，从孟德斯鸠开始把中国想象成最专制、最独裁、最封建的国度；但后来又变了，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最近这一二十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欧洲、法国对中国的观点，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又在增多。

这次对六中全会的报道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但就像我在刚才在演讲里说的，有些正面的东西他们不得不说，因为西方的老百姓自己都看到了。

张维为：就是我讲的，你要说中国做得好，中国非常成功，我们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而且大量是西方学者或民调机构做的民调，我可以列出PEW（皮尤研究中心）、Ipsos(民调机构益普索)的、Asian Barometer（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都说明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远远高于他们对自己的认可度。

以法国为例，2019年Ipsos民调显示，91%的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英国21%，法国20%。所以我在12月2日“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上，我就问在场的英国和法国记者，我说你们国家这么差的数据记录，一定有很多人权问题，80%的人认为国家在错误道路上，但这些东西他们的主流媒体不会报道。

主持人：一些国际学者、思路比较清醒的媒体，他们在看十九届六中全会时，你还是可以从当中，读出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先生，他就说“中国的治理进入了成熟期”。张老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

张维为：马丁雅克我非常熟悉，我们经常通电话，总体上我觉得他是对中国真的比较了解的一个外国学者。他说中国的治理模式已经相当之成熟，是非常周密的考虑。过去西方说我们经过启蒙运动，你们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什么？科学、理性，再上升到所谓的现代性，而这次疫情防控看得出来，谁更讲科学，谁更有理性，谁更具有现代性；不光是在领导人决策的水平，乃至民间老百姓的水平，谁更理性、谁更科学，谁更具有现代性。我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了现场外国记者，他们没回答我的问题。

主持人：回答不了。

郑若麟：西方这个体制，我认为永远不会像中国这样走向一个成熟期。为什么？非常简单，就是它的选举体制所决定的。第一，它的一切就为了选举，选上了我就执政，选不上怎么办？政党解散。因为选民不喜欢，我要重新拿出一套能够让选民喜欢的东西；而选民喜欢什么？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不同喜好，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他们的各个党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你说它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治理经验，不可能的。

主持人：就好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词汇，发展、长期、规划、目标，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每个人个人生活当中都用，更不要说一个国家。但在西方，可能这些全都是短期的，没有长期的奋斗目标的指引，谈不上成熟。

郑若麟：对。

张维为：再看看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政客，就是为了选举而选举的，很少能有长期计划做事情的。某种意义上是它这个选举制度使然，因为它选举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你可以投出理性的一票。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钱的卷入。上次我们讨论到，一家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可以决定英国脱欧了。

郑若麟：对，选举的可控制性，西方说它是民主国家，我认为不是民主国家，是民选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什么叫民选体制？民主应该是……

张维为：人民是主人。

郑若麟：对，而他们把它简化成选举。

主持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际社会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观察，其实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西方的只是一部分。我们还要看到大量的声音，在认真学习，认真观察，包括国际政界的，来自于非洲的、东南亚等国家的领导，他们都说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所以我们在看国际社会的解读时，要注意到这种全面性和丰富性。

张维为：实际上现在非西方世界十分关注中国，我就在11月这段时间里面参加了好几个活动，一个是南非最高行政学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视频讲座，他们的问题问得很具体，比如“你们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怎么做的，我们很困扰”，他们希望借鉴这方面经验，但确实很难。

我还参加一个“南南人权论坛”，也是通过视频参加的，就是讲人权。我说人权一定要是每个国家有权利确定自己的优先顺序，这个顺序不能让其它国家、西方国家主导，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比方说你有一亿美元，是用在改善学校宿舍，还是修一条公路，还是给儿童发食物补贴？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不是西方说了算；西方强调政治公民权利放在优先地位，比如选举什么的。我说，这是大错特错，每个国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来决定，中国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把“扶贫”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这么做。这在非洲国家很受鼓舞。

问答环节

观众一：各位老师好，我叫刘海峰，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六中全会的《决议》，我通读了一遍，三万多字，原本我以为很难懂、很官方的一份文件，但是我读完之后发现很生动，很有韵味，它里边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而不是一些官方术语，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也正在改变，谢谢。

张维为：文风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看到有很多比较朗朗上口的金句，“我们办成了想办而办不到的大事”等等，读起来就是蛮令人鼓舞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风也在与时俱进，我们希望这个文风不仅是接地气，而且是代表时代的方向，有一种大气感，我觉得这是好事。

郑若麟：我也觉得非常好，这样不仅接近了老百姓，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字的魅力。我觉得以后还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的。

观众二：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研究生。我的问题是，我们党在这次历史决议中深刻总结了百年奋斗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一些规划，那么这次《决议》对于国际上其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越南、老挝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者说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越南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跟越南党校的学者交流过，他们私下跟我说，我们真的是跟在你们后边，一般比你们晚半年，觉得你们这半年下来不错的话，我们也提个类似口号，词不一样，但内容差不多。

但我想现在恐怕对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是如此，人家非常关心我们，巴西、印度都有，真的关心中国的成果。因为这些国家尝试了这么多年西方模式，最后是一地鸡毛，真的没有搞好。现在中国的成功给它们带来巨大希望。

遗憾的是，有时候我们中国故事还没有讲好，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表述，人家看不懂，我们自己也在做，包括学术沟通，就是少一点套话，少一点官话，有针对性地跟人家讲故事；你跟巴西讲，你就了解点巴西的情况，跟印度讲就了解点印度的情况，人家的问题非常具体。有时候我经常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眼睛里发着光，真的，就期望你给他一个答案，我们怎么就做不到，连你们十分之一也做不到，怎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讲，可以介绍，但要它做到是非常难的。

比方说我上次跟非洲讲基层组织讲，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把基层农民组织起来，这就等于把社会重构了。通过农民协会，把每一个农民都加入农会之后，可以实现现代化，或者叫数字化管理。即使在二十年前，党中央的声音第二天就可以传到基层农民了。这一点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但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努力，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作为软实力的部分，你该讲还是要讲，人家有个方向，有个参考。

郑若麟：实际上中国的经验也在影响着民主的发源地法国。法国说起来是最早提出民主理论的国家，比方说法国虽然现在左翼政党很弱、极右翼强势，最近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说，我们左翼来一个党内选举吧，所有左翼都联合起来，推出一个候选人来，但是不行，左翼全部加起来不到20%，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那些左翼，比如法共，首先就放弃所有中国现在坚持的一切，党的领导。

但是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理论往往先行。最近法国的一个理论学家，就是《新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他说了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救法国。他也看到了，按照目前法国的市场经济、法国的政党轮流执政，法国没有前途可言了。

下一张图托马斯·皮凯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专栏文章；上一张图为观网的编译报道。

观众三：三位老师好，我叫周开富，来自中铁大桥局集团。我的问题是，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转变，我们党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为什么总是能够引领主流的意识形态，谢谢。

张维为：这个判断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十年前的舆论生态，你如果回忆一下2011年“723动车事故”，您正好是做铁路系统的，那时候网上全是骂自己制度的。那时，西方话语占了主导，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那么国企生产的高铁、动车肯定也是坏的，就这么个逻辑下来的。而且当时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坚定，很多跟着社交媒体跑，所以我们那时都感觉到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一个礼拜，我在伦敦，BBC采访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您认为中共会有十九大吗”？当时他们真的可能被我们国内的“公知”给忽悠了，觉得“颜色革命”就要成功。

所以，十八大以后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西方真的没有料到。而且西方感到最恐惧的是，他们原来以为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是站在西方一边的，但没想到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90后”“95后”乃至“00后”，三观超级正。因为这一代人更了解外部世界，是移动互联网一代，也是中国最自信的一代。当然这和十八大以来“四个自信”的教育也有关系，也和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有关。

大家看到，特别这次疫情防控，今天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自由是美国的606倍，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或者安全感是美国1600多倍。我引用的是钟南山的数据，这是到11月23日的数据。这就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制度自信，而这是意识形态比较根本性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郑若麟：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个法国著名汉学家瓦蕾里•尼凯(Valérie Niquet)，她在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部主任。她曾经连续七年在这个学会的年刊上预测“中国明年将崩溃”。但那时候他们这么说，很多人相信的。但为什么他们最终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发展太快了。

张教授有一句名言，“一出国就爱国”。要知道，像过去1980年代我刚出国的时候，有些人一出国就放弃自己的国家了，就留在外面。我1985年到法国的时候，一路从机场到巴黎市，一路看到日本的广告，我说日本产品真厉害。到了市内，我说我去找找有没有中国商品，我找遍了巴黎春天、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各大商场，只找到一个上海产的玩具钢琴，40多法郎，正好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这是当时我在法国找到的唯一一件中国生产的东西。今天你看看，我2013年回来的时候，想给朋友们带点东西，我当然想带一些法国造的东西，但很困难，连奢侈品都只有两个品牌不是中国造的，别的实际上都是中国制造。这就是变化，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主持人：变化会给大家一种自信，变化也会给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认真地读一读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真的荡气回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回顾这么多年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真的就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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