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目前还处于强势地位，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打好国际传播的人民战争。”

“只有自信了，我们面对西方的压力才能够不卑不亢，从容不迫；面对自身问题才能够不怕敏感、不怕批评。”

“我们国家对外的形象比较单一，以后会不会鼓励国人去外网多介绍中国？”

在东方卫视5月3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45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起，总结了《这就是中国》开播三年来的重大议题和贡献。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从2019年1月7日在东方卫视开播以来，已经连续播出3年多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思想性的政论节目，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在海外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国内，举一个例子，仅以年轻人喜欢的B站为例，至2022年3月10日，《这就是中国》播放量达6144.8万次，订阅量为100.8万，点赞是78.1万。

同一时间段内，在海外平台《这就是中国》已上线正片135期，短视频2331条，覆盖了196个国家和地区，共计逾11.9亿人次，总观看次数超过6573万次，总观看长度超过2183万小时，总点赞数超过98.6万次，总分享数超过50万次，总评论超过16万条。

《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中国广播电视史上播出期数最多、收视率最高、对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传播最广的华语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

不久前，芒克论坛主持人格里菲斯和我进行了一次面向北美观众的高端对话，他一开始就说，我该怎样向北美观众介绍张维为教授？他说也许我可以这样介绍：张维为教授在中国有一台电视节目，很多中国公众通过他来了解外部世界，我喜欢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扎卡利亚。

说到这儿，我们两个都笑了。因为扎卡利亚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前主编，在CNN有一台他主讲的思想性时政节目，名字叫《环球公共广场》。这样的类比显然是不准确的。我看了这场对话播出以后的跟帖，一条跟帖是这样写的：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扎卡利亚思考问题摆脱不了西方教条，而张教授能更深入地探讨中西方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另一个跟帖说，张教授可以说流利的英文，但美国、加拿大能找出一个讲流利中文的政治观察家吗？这本身不就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和扎卡利亚先生在政治理念上差别是很大的。七年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曾经问过我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他说：张教授，你老讲西方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亚洲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几乎都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我说，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绩超过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特别在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经济增长这些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内，背后当然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

当然，我非常尊重扎卡利亚，他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思考者，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过他200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后美国世界》。其实像谁不重要，关键是《这就是中国》节目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YouTube上有大量的跟贴，90%以上都非常积极。一位叫做wildlife的观众写道：节目的质量很高，思维严谨，逻辑严密，有史实、有数据、有案例，每看一次都像上了一堂课。一位叫Sen的观众说：真棒，节目对理解当代中国很有价值，希望其它国家都能学习中国的成功之道。

另外一位叫做Jason Chng的观众，他这样说的，我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不知怎么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另外一位叫做Tom Shih的观众说：这个节目有深度，有洞察力，从不回避尖锐的问题。还有叫UFO的观众写道：我是美国人，回顾过去50年，美国军队杀害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美国人通过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美国人，我感到非常地内疚。

国外也有英文网站把我们节目内容翻译成英文发表，也研究我们的文章甚至论文，我们提出一些观点被广泛地引用或者讨论。比方说《南华早报》去年6月9日发文，说张维为过去20来年一直主张“中国自信”，一直认为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现在他通过《这就是中国》进一步传播他的观点。

阿尔及利亚资深学者法伊萨·卡卜博士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文稿《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他说张维为通过国际比较，向世界讲述中国，抽丝剥茧的方式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更容易地理解中国。

今年一月，欧洲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发了一篇文章，它这样说的：2019年，受到中国国家的支持，以“让中国话语能够被社会更广地接受”为主旨的《这就是中国》上线，每次张维为主讲一个话题，嘉宾发表观点，更多的时间是圆桌讨论，主要是青年观众，他们可以向演讲者提各种问题，人们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个节目，有的配有英文字幕。

这篇文章里这样说，他说张维为、李世默等求学于欧美，娴熟掌握中文和英文，在和西方学者的辩论中，他们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同时他们又横跨中西网络空间，他们“正在积极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他们的观点不仅吸引了中国的都市青年，而且“吸引对西方日益失望的全球受众”。

这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是对的，我们确实希望“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和对世界的主流叙事，确立中国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

现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模式感到失望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西方制度各种弊病造成的，所以我们把中国作为一种参照系，进行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对很多外国人也有启发和帮助。

不久前，一位欧洲的年轻学人撰写了一篇关于《这就是中国》的论文，他以我的十五篇演讲为案例，分析我的理论框架，他认为我们产生了一种可以和西方互动的新话语，值得西方重视。作者这样说，他说这个节目在积极地尝试用一种普通中国人和普通外国人都能理解的话语进行交流。比如，张维为用美国人熟知的“民有、民治、民享”标准来比较中美的政治制度，指出美国的制度弊病，并提出“中国的眼光早已超越了美国模式”。

这个作者认为这种自信的新话语不同于官方话语，它可以更多地增加中西方跨文化的理解。尽管中西方在制度上存在差异，但这种新话语对中国制度的解释比官方话语更加细致入微。张维为的这个话语展示了一个正直而理性的中国。

在今天普遍担心“新冷战”的背景下，那些对中国意识形态新话语采取否定立场的人可能不欢迎这种声音，但对于那些更有好奇心，更愿意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来说，这种中国新话语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谈谈官方话语和其它话语的关系。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官方话语，这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我们发展的“定海神针”。但我们一定要了解，在世界范围内，西方话语目前还暂时地处于强势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开放、高度网络化的情况下，仅有官方话语是远远不够的。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围剿，它既是官方话语的围剿，也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围剿，西方打的是这些话语的“组合拳”。如果我们仅靠官方话语回应的话，是难以应对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齐头并进地发展，打好这些话语的“组合拳”，打好国际传播的人民战争。

总体看，学术话语比较中性，有利于我们与世界各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进行沟通，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大众话语比较接地气，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包括脱离外国受众的问题；国际话语意味着我们要以外部世界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

同时，我一直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迅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文明型国家”，一定要有一台经得起国际比较的思想性政论节目。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国际眼光、原创研究、一流产品。

国际眼光就是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比较准确的整体把握；原创研究就是扎扎实实、理论结合实际、不人云亦云，不回避任何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至于一流产品，就是向受众提供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产品。我们海内外的观众的鉴赏力是非常高的，他们一眼就知道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好产品，要对得起人民的期待。

最后，这个节目在走向世界方面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我们四家机构的通力合作。东方卫视、中国研究院、观视频、观察者网发挥各自所长，整合资源进行深度的合作，东方卫视发挥了强传播平台和专业高效的电视制作能力；中国研究院和我本人调动了自己长期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成果；观视频工作室发挥了长于做学术和时政短视频的成功经验；观察者网则发挥了文字编辑能力和强大的网络推送能力以及多年积累的庞大的读者群。总之，我们这几家单位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实现了优势互补，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发力，形成了节目成功的一种爆发力，为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比西方主流学者靠谱得多，我们中国传播人可以把这些成果有效地呈现出来、传播出去，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实践还证明：我们能够赢得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能够赢得广大海内外受众，我们能够赢得中西方的话语之争。

范勇鹏：

回顾这三年的历程，可以总结出这个节目成功的原因。这些原因也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宝贵实战经验。

我总结了四点，第一点就是真实。不少观众朋友说观看《这就是中国》的时候，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一个“真”。形式上，没有太多的包装设计，最初就是张老师和何老师二人一桌，观众紧密地围坐在一圈，像是一个普通的聊天室或者教室。后来因为疫情，空间稍微拉得远一点了，但是那种无障碍交流的真实感依然如旧。内容上，每期提出得都是真问题，讨论得都是真观点。圆桌讨论和观众交流也都是真实的，不是照本宣科，不回避问题，直来直去，快人快语。

第二点是自信。张老师讲了，咱们圆桌讨论的时候，马克杯上写着四个字，叫“中国自信”，张老师就是最早提出“中国人，你要自信”这句口号的。

回想一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多数的时间多多少少存在不够自信的问题。现在我们在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有了自信的基础，但观念的转变往往是滞后于现实发展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信和从容需要一个建设过程。《这就是中国》的初衷就是要塑造这种自信。

只有自信了，我们才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客观比较世界；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卑不亢，从容不迫；面对自身问题的时候才能够不怕敏感、不怕批评。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中国》能够打动观众的，就是这种自信。

第三点是讲理。我们中国话有个词很重要，叫“情理”。就是说你要让别人认可，既要有情也要有理。咱们华人总体上不太擅长那种西方式的口舌之辩。包括过去的一些海外传播，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往往也是强调友好、善意、表达我们美好的愿望。

这当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你对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这是不够的，他们认逻辑，认说理。所以在讲情的同时，一定也要讲好理，讲得他们心服口服才行。《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讲理。

首先，讲理不能止于文化符号，止于浅层次的故事，过去我们有很多传播产品都是侧重于表现有一些带中国味的文化符号，结果使外国人产生了一些刻板印象；有时候我们还会满足于讲一些我们的微观故事，但是这种讲法是没有办法对抗西方构建起来的那套宏大意识形态体系的。

其次，讲理还有不同的讲法。过去，有人习惯跟着讲，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历史叙事和思维逻辑，这样你自然跳不出它的圈圈。有人喜欢顺着讲，就是说我既不完全跟随，也不想去挑战，摆脱不了这种接轨心态和折衷立场，结果最后只能变成没有个性、不彻底、也没吸引力的“温吞水”，说白了讲了和没讲差不多。

还有一些人努力顶着讲，批判着讲，虽然难能可贵，但是在西方观念暂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个时代，能听进去、能听懂的人不多，最后容易变成自说自话，传播效果有限。

而《这就是中国》则采取了一种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相结合的方式，跳出西方逻辑，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讲出一套既有中国立场，又有世界普遍性的新话语。

这背后，就离不开张老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话语攻坚。首先，我们能入得了西方思维，然后又能出得来。其次，我们从主流理论根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出发，但是不能陷入自说自话，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放的心态，做国际比较。

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领域，一个个地去攻破西方概念、理论和历史神话，最后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新的话语体系。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每期节目都能够尽量做到厚积薄发、有理有据。

我们团结了大批认同中国道路的优秀学者群体，邀请的嘉宾也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有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这样讲出的话语，是有逻辑、有力量，自然也就能得到多数观众的认同和共鸣。

第四点是平和。作为一档大众传播节目，《这就是中国》肯定不同于理论宣讲，也不同于纯粹的学术、文化和教育节目。它是要向世界人民讲清楚中国，传达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所以不能急躁，也不能摆出一种说教的姿态，更不能咄咄逼人、拒人千里，要有一种平和的姿态。

这方面，张老师娓娓道来的说话方式成了我们节目的标志性特征，这就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个节目走得是一条群众路线，关注群众的关切，反映群众的心声；在世界上，我们也是走一个叫“洋群众路线”，我们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和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对话，解释他们的疑惑，满足他们了解中国的愿望，也平和地向他们传达中国人的看法。

这个节目的成功，在于努力地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最后，我借这个机会，祝愿我们节目越办越好，也祝愿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更上层楼。

圆桌讨论：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节目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这三年多的时间讨论了100多个重大的议题，真的是帮助构建了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讲了中国自己的事，自然而然也能够让世界更加地了解我们。为什么用中国话语来讲中国故事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

张维为：到现在为止，西方的话语在世界，特别是媒体传播中还或多或少占主导地位。这又导致信息严重地失真，所以我们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

这个节目开播以来，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我们都及时发声，而这个发声不是简单把这个事情描述一下，我们要去解构它，包括它后面的话语，很多事情都涉及到定性和判断。我们比较高兴的就是，我们的节目是在2019年开始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解构，我们当时就说了，美国的问题是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平衡中间，资本力量独大，结果导致贫富差距巨大，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这个制度一定是一路走衰。

确实也是不容易，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信息还不那么完全的情况下，就要敢于做出大致准确的判断。比如贸易战究竟谁会赢、谁会输，当时我朋友圈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认为中国贸易战千万不能打。

我们做了非常明确的判断，不用害怕，美国将输掉这场贸易战。同样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我们也做出明确判断，香港政治制度出了大问题，必须改革，不改革将一路走衰。

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研究。话语是表示出来的形式，它的核心是内容，是思想的力量，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目定义为思想政论性节目，它有思想，这个是最关键的。

范勇鹏：这个节目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有贡献，很多过去我们通常不敢聊，不愿意聊的问题，把它敞开来谈。为什么过去我们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有很多像你讲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概念，西方话语把它的定义全给垄断了。话语背后表达的就是一套价值观、一套价值体系。我们共产党为什么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因为你在斗争的时候，面对得是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霸权”，所以你必须以对等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和它进行竞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这种话语权，其实跟我们个人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人格。如果没有人格，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小事情，让你自我否定。放到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如果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制度，没有一个基本的理性、客观的认识的话，每当发生具体问题，就会觉得“天塌了”，就会觉得我们的制度、文化“完蛋”了。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话语的自信，我们会了解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不怕问题，再敏感的问题可以谈，可以来解决，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不管是从我们内部的心理建设，还是对我们和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斗争都是很重要的。

张维为：如果真的要参与网上话语的斗争，或者是兴趣意愿特别强，那真的要下点功夫的；至少像我们现在推出一些成果，要花时间研究，这些成果包括在这里讲的，也在国际场合也说过的，中国讲的故事国外也可以讲，国外的故事国内也可以讲，这个话语是经过检验和考验的，所以用这个话语讲，对外是有说服力的。

前面勇鹏也提到，我们提倡的三种话语的“组合拳”，就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举个例子，我自己研究的结论，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不是美国的三权分立，那是忽悠人的，而是三种力量的平衡，就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如果这个平衡是有利于多数人的中国模式，这个国家发展就好；如果有利于少数人的，那就是美国模式，国家是一定会一路走衰，这个是学术话语。

大众话语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特点，每一个问题——至少我自己这样做，我希望能够找到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的大众话语。比如中美政治制度比较，我说很简单，那就是100个最富的中国人，不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50个最富的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一句话就说清楚了。

国际话语我们也是把核心概念用中文、英文同时提炼出来。我讲的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别，美国叫选举，我们叫选拔加选举，美国是election，中国是selection plus election，所以你要有些提炼。这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内容，形式也很重要，要表达得出来。特别在网上、面对面的话语交锋也好，有时候我们经常接受一些外国媒体的采访，时间很短，得把事情说清楚，一句话的“一剑封喉”很重要。

主持人：大家有的时候会困惑，一些朋友看到一些微观的、个体的不足。确实，会很悲伤愤怒，很多人的情绪会受影响，怎么去把握好个案跟主流之间的关系？

张维为：我的基本理论建构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的特点是“百国之和”，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意味着什么？论人口你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之和，我跟人家争论，他说出现这么一个事情，非常丑恶，我说你要实事求是看它，我说我可能知道比你还要多，我还可以给你三个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这样恶劣事情在中国仍然存在，但（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你一定要看到中国大势，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得了。

范勇鹏：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整体全面的看法，对趋势有把握。比如，你这个手机系统是苹果系统，有人用安卓系统，中国人过去长期被灌输一种观念，当这个系统出问题之后，就是系统的问题，你就去换那个系统就行了，大家以为都是制度问题。

西方人是从小到大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世界上只有一个苹果系统，这个系统很坏，但是它是最不坏的系统，这就是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系统真的已经很烂了，他们都想不到去换。

过去的很多事情，比如食品安全，我在欧洲、美国也经历过，大规模的沙门氏菌感染，这种超市冷链出问题了，媒体、报纸、网站，没有一家把这个问题指向体制。我在欧洲曾经遇到过奸商拿马肉来替换牛肉，被媒体曝出来，媒体炒得铺天盖地，没有一篇报道认为德国的体制出问题了。

张维为：美国有一个网络杂志，叫《Globalist》（全球主义者），那个主编是我的好朋友。他在2011年到中国来了一次，回去写一篇文章，里边这样说道，我们原来对美国制度最迷信的美国人都开始怀疑我们的制度，怀疑它还能不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发觉在中国，我们找到很多人觉得美国制度就是好，你们代表着未来，就是“精神美国人”。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一批，我们叫“公知”。好在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扭转，年轻人再也不把西方看作是未来，不把彼岸世界看作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完全平视西方。

观众提问

观众：我去年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了，对于最近的俄乌冲突有这样一个观察，其实在俄罗斯方面，他们依旧采用电视这样一个正式的传播方式。乌克兰方面，他们使用了短视频的方式，这对于我们中国对内、对外传播，有怎样的启示？

张维为：实际上，RT也就是Russia Today（今日俄罗斯），是很有战斗力的一个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其它形式的社交媒体，但被美国全网封杀了。

一方面我们承认，泽连斯基会用短视频，他是演员出身，了解视频的影响力，传播比较广，西方也在帮他。普京在电视上开会、讲话，普京本人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他往往是直面挑战，话语份量非常之重，影响力比一般学者、外交部发言人更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让更多的领导，我们的省长、省委书记，能说的多了去了，完全可以出来讲话，没有问题，效果会更好。另外，年轻人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这是你们最大的长处。我是主张网络管理部门更加自信，在确保中国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放手让我们的年轻人“打仗”，一定会胜利。

主持人：就我们年轻网民的战斗力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

张维为：三观更正，知识面更广，网络的技巧更厉害，然后对外部世界更了解，有国际视野，我们要允许人家犯错误，没有关系的。

范勇鹏：这次明显看出来，俄罗斯在新媒体方面是有所落后了。另一方面也看出来，西方把社交媒体这种方式给“武器化”从很早就开始了，当年“阿拉伯之春”，之前伊朗的“街头运动”，西方一直在用。

它这种“武器化”，对我们来讲是有双重含义的，正面是提醒我们将来要怎么去应对，比如张老师刚才演讲的时候多次提到一个词，叫“组合拳”，这个很重要，我们这次发现俄罗斯普京的一些表态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一个立体的“组合拳”，将来我们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都要考虑从不同的层次打“组合拳”。

另外，就是要有渠道和平台，这次俄罗斯吃了一个大亏，就是没有自己的平台，所以将来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一定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发声平台，现在不仅仅是网络平台，包括新闻社、新闻事实的提供，都存在这种“赤字”，更多是我们在用别人的。我们的话语系统是需要系统性的重构，赶上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观众：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发展阶段分成“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已经崛起了，怎么样去打破这些区分，做到了国内语言跟国外语言、国际语言传播的统一结合？

张维为：我们的节目也好，中国研究院的研究也好，总体上是不大区分内外传播，我们觉得凡是好的内容，理论上，大多数情况适合国内传播的也适合国外传播。

反过来，我想到一个例子，两三年前，我去河南，他们宣传部同志跟我聊天，说我们对外传播不行，我们河南找不出这样的人才，但从春晚的唐宫夜宴、水下洛神这些爆款出来之后，华春莹女士推特一转，很受欢迎，变成了国际传播了。他们说，这就是国际传播，我们完全可以做。

实际上好的内容，严格讲，在国内广受欢迎，以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份量、体量，马上国际上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是海外华人，再传到其他的受众。严格讲，不用太准确地分这是内宣和外宣，也是一种自信。

但是有些情况是要区分的，为什么我们讲打话语“组合拳”，因为政治话语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斗争中、建设中、革命中形成的一整套话语。

很多东西，如果你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不了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家是听不懂的。我们讲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最重要保证。这句话翻译出去，外宣不会有多少力量，人家听不懂，找不到感觉，在他看来，这不就是一党制吗？一党制不是不好的吗？那怎么又成了保证呢？他有好多问题，你没有做传播的铺垫。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那篇欧洲学人的论文提到，他就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解释。你讲党的领导，前面可以加一句，一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力量，这句话很普通，对中国人不用说，对老外加一句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些铺垫的话，你直接讲中国共产党，多数老外听不懂的。这就是政治话语中的差别，所以我非常主张除了政治话语、官方话语之外，我们要有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这就是一些区别的地方。

范勇鹏：我有同感。回忆小时候学英语，中文的语法形式不是特别的死板，很灵活。小孩子学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是比较困难的，后来我学了英语之后，我再回头拿着这个语法的思维看中文，就很清晰。内外话语其实是一样的。

你如果想让外国人能听懂，你自己这段话必须要讲明白，把背后的故事、道理要讲透，反过来，如果跟外国人讲明白了，你回来国内人能听得更明白。这要求我们，就像这位观众朋友讲的，“世界之中国”，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了，要建立一套整全性、普遍性的历史叙事，理论框架和逻辑框架能够形成一整套话语。

观众：张维为老师经常在节目中讲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你要自信，经济方面我们很自信，科技的一些方面，我们也很自信，还有我们这种自我改良、自我革命的制度自信，但不得不说，我们国家以及国人对外的这种形象的话语还是比较单一、比较传统，仅靠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政论节目，我觉得也不够。外网经常诬蔑我们，我们以后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国人去外网多介绍中国，国家会不会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自信，在保证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探索不同的方式，在外网上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你愿意打舆论战，你愿意跟他们去怼也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过去有过几次很成功的，包括对“台独”、“港独”，我们的网民就自发地向他们发起进攻，效果非常之好。我也理解因为中国这么大国家，还有一些人发自内心地不自信，看到外网一些东西，就觉得他们讲的一定是真的。实际上外网，特别是英文的网站是一个世界，然后中文的就是敌视中国的网站，你一看那质量之低，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劣质。

主持人：因为您了解得多，所以您觉得它劣质。但是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看了这些来自西方的报道文章之后，他是真信了。由于他信了那些，所以他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信，甚至对于中国现在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进步，他一直会打上一个问号。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大数据，今天总体上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第二，中国对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有信心的人，远远多于没有信心的人，而且这个比较是中国年轻一代带动起来的，我们的节目也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适度地网络放开的话，这个打仗我们会赢的，不会输的。当然，我不排除，一定会出现的，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手段，用机器人一下子给你散布一万个、十万个谎言，同时推出来等等，但我叫做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学习斗争。

范勇鹏：我觉得张老师讲得特别好，现在只靠单一平台或单一主体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去鼓励大家做好，打这样一场人民战争？我觉得最好的政策可能不是说去管什么，而是说可以适当地某些方面减少管制。来跟你战斗的这些人，美国那些反华网站，恰恰是管不到的，我觉得这方面适当地可以放开一些自由度，当真正的战争到来的时候，不要去要求战士拔刀必须是什么样的姿势。

最后我表达一点乐观，现在中国社会确实发展得太快了，世界发展得也太快了，带来一个问题，任何社会、时期都是有不同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别，今天中国把很漫长的代际的、时代的差距给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非常复杂的观念图景。

在这里边，我们要看趋势，要找到未来的主体，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青年绝对是有能力担当起中国话语事业。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如果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给他们一定的政策保障，我觉得年轻一代肯定是能够把我们中国话语做好的。

张维为：我们讲的就是网上的战斗或者斗争，“斗争”这词总书记用得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总体上，政策是要适度地放开，清规戒律不要太多，太多是没法打仗，束手束脚的。

我们是一天到晚在实战，比如BBC来个电话，要采访你两小时，就跟你侃侃而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比他们多很多，对英国了解也不比他少，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比西方主流学者靠谱得多，这就是自信。

真的能打仗是通过斗争产生的，不是管理管出来的，要了解这个大势，了解队伍素质，了解对方，不要回避，这就是自信的中国，允许在其中犯一点错误，天塌不下来，没有问题的。最终，半年、一年后，一个队伍就起来了，就能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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