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为】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笔者2010年在一篇题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随后笔者又通过一系列论著不断深化这一观点。

西方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了“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概念，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嘲讽调侃的态度。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非西方大国纷纷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不少西方政治人物、专家学者也开始热议这个概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开始惊呼：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21世纪将是“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显然这个概念触及了西方叙事的核心困境，即自由主义、民族国家、“西方中心论”等元叙事的危机。

《经济学人》文章截图：《亨氏痼疾：“文明国家”间的冲突》

本文简要回顾提出文明型国家的初衷，讨论中国可能是一种“理想型”的文明型国家，探讨文明型国家叙事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元叙事之开端。

一、为何提出文明型国家？

笔者十多年前提出文明型国家的命题和叙事，主要源于笔者对中国模式及其背后的中国理念、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研究，包括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形成的国际比较，也源于自己对西方关于中国和世界主流叙事的不满和解构。2010年前后，虽然中国崛起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但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国内不自信者众多。美国领导人克林顿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走在历史错误道路上的威权国家，这种话语竟然主导了很多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笔者对此深感忧虑，多次提出我们必须首先自信地肯定中国模式，再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中国崛起必须伴随自己政治话语的崛起，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功亏一篑。2011年，西方和亲西方势力围绕“7·23”动车事故发动的舆论战严重冲击中国高铁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有感于当时普遍存在的不自信，笔者在论文中这样写道：“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因素’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最大的劣势：‘文明型国家’的‘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分裂主义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等著作中，笔者又进一步展开了这些观点，包括文明型国家崛起对外部世界产生的影响。

文明型国家的提出，也是为了区别于海外汉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叙事。“文明国家”叙事的经典表述由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述：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众所周知，民族国家在西方主流叙事中等同于现代国家，白鲁恂承认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但认为这种古老文明更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包袱，而非财富。

英国学者马丁 · 雅克（Martin Jacques）通过其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使“文明国家”概念更为中性化。雅克认为，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只会遵循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自己的文明对合法性的认知，中国的崛起必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雅克亦认为，中国在“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两者之间存有张力，这种张力“可能会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推断，中国今后可能会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朝贡体系，可能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

针对雅克的观点，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学者，笔者认为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其文明特征使其与众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融为一体。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特点是集古代与现代为一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使中国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超越。换言之，“文明型国家”与“文明国家”概念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且融“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这也是西方话语信徒最难接受的；后者则聚焦中国“古老文明”，且“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常处于矛盾状态。

随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今天除了学术界小范围，“文明型国家”和“文明国家”两个概念之区别已日益模糊，两者几近可以互换使用，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学者对此不持异议。在相关的文明叙事中，这两个概念现已变得互相兼容，文明型国家叙事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然而，了解这两个概念最初的差别有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文明型国家及相关争议的背景及其正在产生的广泛影响。

二、一个“理想型”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叙事现已走出象牙塔，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主流政治叙事之一。从迄今为止的关于文明型国家的讨论来看，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绕不开中国这个国家，毕竟“文明国家”“文明型国家”等论述几乎都是围绕中国逐步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者们争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这一古老文明能否成为现代国家？中国将崛起还是崩溃？中国成功崛起的文化原因是什么？中华文明与中国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中国崛起将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说，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辩催生了一系列中国是“文明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叙事，随后又衍生出其他文明型国家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文明型国家叙事的开端，是文明型国家的“范例”，甚至就是一种“理想型”的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

美国学者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预测一个文明内部的一些国家与另一个文明内部的一些国家（即“一个文明、多个国家”类型）之间会发生冲突，但未预见到“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类型或“一个古老文明、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型国家类型。这种国家的崛起必然对外部世界和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理想型”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具有“四超一合”的特征。“四超”指的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一合”指的是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通过中国模式实现了古代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

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的中等“民族国家”大约是1400万人口，所以中国的人口大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民族国家”的人口之和。这是中国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由“百国之和”逐步整合形成的。但中国通过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已经普及了现代教育。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西方国家培养的工程师数量的总和，仅这一事实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中国今天在大数据、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内领先全球，都离不开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超大型人口规模产生的规模效应使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38.6%）超过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5.7%）；七国集团中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8.6%，不到中国的一半。

其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这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但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下难以想象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使我们得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长时间段的空间布局和战略规划。今天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覆盖着全球最大、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以及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具有一般“民族国家”难以企及的中央—地方良性互动关系、东西南北中协调互助关系和巨大的地缘辐射能力。

再次，“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意味着在人类知识的几乎所有领域内中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它们不断地演化、发展和适应。例如，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习惯于指责中国所谓的“一党制”，然而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几乎一直实行某种“统一执政集团”治理模式，这符合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形成的政治需求，否则这样的国家就要解体。“统一执政集团”模式带来了中国特有的注重整体利益的治国理政传统，形成了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下的“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的“整体利益党”模式。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从而使中国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从国家与民族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出发进行中长期的规划，推动各种必要的改革。这些都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难以实现的。

最后，“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绝的文化成就，包括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的政治文化。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对抗性文化传承形成鲜明的对照，对这个充满宗教冲突、族裔矛盾、社会对抗的世界具有启发意义。中国还有延续数千年的民本主义政治文化，其核心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所推行的政策，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民生。与中国这种民本主义实干兴邦模式相比，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更像一种“空谈误国”模式。

随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变成一种国际主流政治叙事，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正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特别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关注。它们几乎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成功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今天在世界上成为一种“显学”，某种意义上也是许多国际有识之士对中国表示的敬意。当然中国的成功也引起了西方一些势力的恐惧和敌意，毕竟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崛起的，一些人感到不适是很自然的。然而，文明型国家叙事对西方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元叙事的冲击，才是更具颠覆性的。

三、一种元叙事的开端？

2020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 — 国家。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地位使其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否为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美国，甚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大”。其实，尽管印度学界对文明型国家存有争议，但印度领导人，从莫迪总理到苏杰生外长近年都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莫迪认为，应该“在深层的印度文明中，而非19—20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寻找现代印度的根基”。

虽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非西方大国对文明型国家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似乎有一种共识，即它们各自代表独特的文明，它们反感西方的发号施令，并抵制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确实挑战了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此同时，文明型国家叙事对许多西方人士也很有吸引力。面对欧洲“ 再国家化”势头带来的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几乎公开推崇文明型国家理想，他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作为这样的例子，并宣布法国的使命是引导欧洲进入文明复兴。对西方右翼来说，文明型国家叙事往往意味着捍卫传统价值观、抵制自由主义代表的文化堕落；对西方左翼来说，它更多地显示了对本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霸权的拒绝。

文明型国家话语也使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反思西方“普世价值”话语面临的危机。“普世价值”叙事声称这些价值是普世的，而非西方的或欧洲的，更非犹太教的，然而正如欧洲政治学者布鲁诺 · 马塞斯（Bruno Maçães）所述：自由主义的西方“现在已经死亡，因为它造成了全球的无根化（rootlessness）”。他进一步断言：有些人主张回到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正是启蒙运动产生的自由主义以其追求“普世化”的倾向，导致西方陷入目前的困境。它使西方，特别是欧洲，脱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他还指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其普世目标而牺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使西方社会深陷分裂，而重新塑造一个西方文明的共同身份实属不易。

美国学者内森 · 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认为，“中国通过宣称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实际上正在遏制西方，它在质疑西方提出的主张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在世界上更好地存续发展，西方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加德尔斯指出，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日趋分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也担忧文明型国家在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中将领先美国。他的观点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的崛起给西方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其实也是文明型国家对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的所谓“现代性”的超越，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超越；他提到的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领先美国，则是文明型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水平的超越，这也是一种硬实力的超越。加德尔斯似乎认为，在软硬实力两个方面，西方长期垄断数百年的霸权地位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话语崛起的挑战。

笔者也注意到，《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被外国学者引用比较多的两段话分别是：“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中国震撼》英文版

应该说这些外国学者抓住了笔者论述的核心：前一段话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民族国家”的元叙事，因为在“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文明型国家”；后一段话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自由主义的元叙事，即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地方的，也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各国人民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这才是人间正道，或者叫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本质上这种叙事解构的不仅是西方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话语，而且是支撑这两种话语的底层逻辑，即“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

如前所述，英国《经济学人》2020年1月刊文指出，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22年发文概述“文明型国家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指出“文明型国家吸引了各式各样的非自由主义者”。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精英十分担忧文明型国家元叙事对“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元叙事的颠覆，尽管元叙事这个概念本身存有争议。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早在1970年代就把后现代时代定义为“不相信元叙事”的时代。

他甚至具体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元叙事确立后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合法性建立在民族这个理念之上，但为了争取到正确的民族理念，人们付出的是无穷无尽的争论和战争。他反对元叙事的“总体性”原则，认为后现代哲学要致力于解除总体性原则对不同知识的束缚。然而以笔者之见，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元叙事一直是西方的主流叙事，而从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规律来看，寻求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性”把握十分重要，中华文明和中国模式更是相信整体思维和长线思维，并从中受益良多。如果利奥塔所说的法国启蒙主义元叙事和德国思辨主义元叙事走向终结，那么更加包容开放平和的中国文明主义元叙事或文明型国家元叙事，也许可以指向更好的人类未来。

总之，西方长期主导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元叙事，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硬实力，西方现代性所代表的软实力，今天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崛起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元叙事之开端，其意义可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彰显。全球秩序正在变得越来越呈横向状态，即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在财富、权力和思想等领域内与西方世界越来越平起平坐，而非过去那种西方位于上方、非西方位于下方的纵向状态。更多的国家将沿着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一种大势，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最终可能被新的“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取而代之，这将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都应该为实现这样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