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很戏剧化，很激进，但如果你深入探究他的核心，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一致。”

“菲律宾同意美国布置的导弹，无非是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它们看似形成了一种威胁，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处。我想，我们一艘055型驱逐舰就可以全部应对，更不用说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手段。”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在东方卫视6月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围绕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这一话题，展开了探讨。

杨荣文演讲

中美两国正在开启一场权力较量，此后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还有20年。当下这场关税战只是其中一轮，后面可能还有更多轮次。即使我们正在经历当前这段艰难时期，保持一种宏观的视角也非常重要。

原因在于，美国早已习惯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世界，当时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据了全球GDP的40%。许多本该推动贸易去政治化的机构，以及真正为世界金融运作而设立的机构，实际上是由美国建立的，这些机构本应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当苏联解体时，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些美国知识分子甚至将美国描述为“新罗马”，认为这是文明的终结。但在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到千禧年之际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挑战者，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也不会喜欢这种局面；如果我们是西方人，我们也不会喜欢，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长期以来主导世界，如今另一个力量的崛起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因此，我们不应感到意外的是，近年来美国一直在重新审视全球事务的总体格局，认为现有的全球机构不再符合其自身利益。它们不再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气候协定，还故意不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使其无法有效运作。如今，它们更倾向于与各国进行双边谈判。这是我们现在处于的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 资料图：PBS

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而以前并非如此。在拜登执政时，他们曾以为通过巧妙地建立盟友，美国仍然能够主导世界。然而，最终在加沙事件之后，在俄乌冲突之后，以及随着美国赤字的不断增长，很明显，美国不再拥有维持单极霸权的相对实力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正在加速推进这一进程。

中国正受到美国两党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非常强烈。这场力量的较量发生在经济领域，然而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试想，如果这种较量发生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那将会导致局势更加紧张，甚至可能导致人员伤亡；而如今这种较量似乎只体现在我们的钱包上，我认为我们能够应对这种情况。

特朗普不喜欢战争，这很好。以色列人希望他轰炸伊朗，但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如果伊朗领导人明智的话，他们会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特朗普正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还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望，也许中国可以在某个方面——无论是经贸合作，还是维护和平，或者其它方面——都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但在此次关税战中，特朗普的策略一直是“我强大，你弱小，我就欺负你”。他威胁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要接管巴拿马运河，他甚至可能在格陵兰岛使用武力，他希望所有人都来讨好他。但当他面对中国时，中国却说“不，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这让特朗普很不高兴。

他面临一个紧迫的时间限制，那就是中期选举。他被选上美国总统，就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因此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竞选承诺，他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减少贸易逆差、管控边境、解决毒品问题、振兴制造业，在美国营造一种不同的精神风貌。他希望在不削弱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降低美元的价值。他希望美国减少消费，而中国增加消费。

中国并不希望战胜美国，这不是中国的愿望，中国的愿望是不想被欺负——如果我们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你会发现我是通情达理的；但如果你威胁我，我也会坚决回击。

特朗普很戏剧化，很激进，但如果你深入探究他的核心，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一致。他不喜欢战争，他认为商业很重要，他希望美国强大，即使是美国人也会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他有一种非常激进、戏剧化的谈判风格，让很多人反感，他在世界上树敌众多，但这也是他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欧洲人很愤怒，他们不喜欢特朗普、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和他们对话的方式，所以欧洲人渴望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的话语权，但这不能一夜之间实现。我相信欧洲人会想和中国有更好的关系。

中国不应让欧洲人哀求才给予合作，就像中国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尊重一样；中国也明白欧洲目前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需要给予欧洲尊重，并鼓励欧洲采取一种更加中立的立场。中国无法让欧洲背弃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关系是通过共同的血缘、价值观和文明纽带紧密相连的。然而，欧洲在中东、非洲、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中也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应该支持欧元，因为人民币还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但欧元也可以发挥更强的作用。

资料图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拉近与欧洲的关系，同样也可以拉近与日本、韩国的关系，甚至包括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当然，在另一场讨论中，我们会谈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性。

所以特朗普身上存在机会，很多人都可能会感到惊讶。我应该说，特朗普是非意识形态的，他有一个底线。如果你与一个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手谈判，你是无法谈判的，因为他想要的是改变你，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争取到更多时间。

与此同时，多极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各个领域构建框架，以创造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即使在这一轮之后，当我们面临未来的某届美国政府，以及新一代欧洲领导人的时候，还是会出现紧张局势，然后会有第二轮，甚至可能有第三轮，但每一轮都需要妥善管理。

在管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人口规模庞大，并且已经是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必须发挥一个深思熟虑、着眼长远的作用，深知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人类的未来又会怎样呢？中国计划将人类送上月球，美国也计划将人类送上月球，其他国家也将如此，而且从技术上来说，这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如果作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去月球是否需要携带武器？不是对抗外星人，而是对抗彼此。

如果需要携带武器，那就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地球上，我们尚未能够超越过去。但如果能够致力于合作，实现超越多样性的团结，尽管存在分歧，仍坚信人类的兄弟情谊，那么太空将成为人类最后的疆域，而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埃隆・马斯克的、中国的、印度的，而是我们作为人类共同的边疆。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主义，但如果我们不去追求理想，就会陷入一种愤世嫉俗的观念，认为人的本性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过去，还会在本世纪重蹈覆辙。谢谢。

圆桌对话

何婕：刚才杨外长给出了精彩的演讲，阐述了他眼中的中美关系。

杨荣文：我认为中国必须保持稳健。如果美国轻率行事，那么中国就不应该轻举妄动；当美国稳健行事时，中国才应该行动，并且要保持耐心，最终，他们会明白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

特朗普是明白的，尽管他一开始可能会犯错。他触及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曾多次被问及台湾问题，他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台湾问题对中国非常敏感，如果他想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不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

从这几周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明白：如果逼迫中国，中国会非常坚定；但如果自己态度温和，中国也会表现得温和。这并不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在相互了解。

何婕：我还想问一下外长，您刚才演讲的时候也说可能有很多个回合，那么您觉得中美这一轮的关税角力，最后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您有没有预判过？

杨荣文：正如我之前所说，特朗普需要达成某种协议，以说服他的支持者，证明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因此他们应该继续投票给共和党。如果人们感受到高物价带来的痛苦，从而认为特朗普没有成功，那么到中期选举时，就会失去一些席位，特朗普在他的任期后半段就会陷入困境。

张维为：我觉得现在恐怕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特殊的阶段，某种意义上，要让美国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就是我们讲的互相尊重、互相平等对待，然后做事情要认真一点。就这么简单，讲话要算数。

杨荣文：中国现在为对抗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但中国并不想要对抗，中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要进行谈判，就必须做好准备，包括做对抗的准备。

何婕：杨外长来自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也很关心新加坡这个国家是怎么看中国、看美国、看中美关系的。

杨荣文：对我们来说，当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问题时，就好像父母吵架一样，我们宁愿不介入，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我们希望的是父亲和母亲能够和好，这才是我们的偏好。

为什么呢？因为从经济上来说，我们非常依赖这两个国家。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那里有大量的资金，也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我曾经在武装部队工作，负责为空军采购飞机、直升机和导弹，而我们大部分的装备都来自美国，因此，我们的国防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切断与美国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能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2024年12月，在新加坡巴西拉峇军营（Pasir Laba Camp）举行的“英勇标志“演习期间，新加坡武装部队成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分享武器专业知识。 图源：新加坡武装部队

如果我们被迫选边站，我们就会面临很多麻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尽量不选边站。但如果有一天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倒向一方，因为已经没有中间地带了，我会说：如果是今天，我们可能不得不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因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存方式；但从现在起20年后，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倾向于站在中国一边。

在这期间，我们尽量把这一选择推迟得越久越好，而我们最好的策略是形成东盟的统一立场，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团结在东盟的旗帜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东盟有7亿人口，这就是新加坡如此热忱地倡导东盟团结一致，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原因。

何婕：我觉得刚才杨外长关于东盟的比喻太形象了，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也还不错，是一个那么大的家庭、一个那么大的市场。

张维为：像这样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可以发挥作用。今年3月份我们访问塞尔维亚时，我和一位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提到回望南斯拉夫解体那段历史，想问问有什么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他讲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他说如果当时铁托能多活几年，或者当初的南斯拉夫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EEC（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还不叫欧盟），那么也许南斯拉夫可以避免后来的四分五裂。

这让我想到东南亚10个国家的情况，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比如缅甸，它现在是东盟的成员。东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它们同样是东盟成员。只要这些国家还是东盟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们避免国家分裂。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区域组织“罩着”，一旦国家分裂，国家利益就会受到很大损害，而且大家都会受损。我由此联想到，在民族国家之上，若能实现区域整合，特别是将小国家的利益整合起来，会带来一些福祉。

何婕：对，特别是对于体量小的国家而言，它们聚合在一起形成的区域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经贸合作本身。

刚才杨外长说，有时候在国际关系中可能需要“选边站”，幸运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并不要求合作伙伴必须“选边站”，我们的胸怀更为宽广。所以，你们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应该会小一些。美国给新加坡的压力会大一些吗？

杨荣文：中国非常明智地向东盟表明，中国永远不会强迫东盟国家“选边站”。如今，当美国人访问东盟时，他们也会公开宣称“我们永远不会强迫任何人做出选择”。然而，私下里他们却会施加压力，我们必须设法应对这种局面，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关键了，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代价。

还记得多年前，大约30年前，新加坡发生的肯尼亚裔美国人事件。当时，美国对此非常愤怒，原因是新加坡的法官判了一个美国孩子6下鞭刑。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申诉，于是我们将鞭刑减为4下，其他年轻人的鞭刑也相应减轻。但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对他处以鞭刑，美国就会认为我们屈服了，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最终的结果是，白宫冷落了新加坡总理长达3年时间，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仍然保持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和情报合作。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其他国家也在观察我们。印度外交官曾对我们的外交官说，如果是他们，会悄悄地把那孩子送回美国。然而，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对中国人的反应感到十分惊讶。他们钦佩这么小的新加坡竟然敢于对一名美国人执行鞭刑。我们当初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反应，也不是为了赢得中国的尊重才这么做。

有时候，一个小国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才能赢得尊重，然后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大国，别把我们逼得太紧。

何婕：对，其实我们所说的国家体量大小，即国土面积或规模上的大与小，是一个概念；但国家尊严的轻重，则是另一个概念。有些国家，尽管国土面积看上去很小，却拥有大大的尊严，我认为新加坡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坚持自我，这种态度会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事实上，即便是美国，尽管对新加坡有很多意见，最后也不得不尊重新加坡。

杨荣文：我们也不是总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张维为：小国也可以出大政治家，李光耀便是其中一位。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给中国的所有建议都十分出色、十分有用。但如今回想起来，他有些建议确实非常到位。例如，在香港回归之际，他就提出应该推广普通话和简体字。他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深知英国人喜欢“挖坑”，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

何婕：杨外长来做客，除了讨论中美关系之外，其实我也很关注您对欧洲以及俄罗斯的看法。毕竟，欧洲和俄罗斯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对于它们未来的发展地位，您是怎么看的呢？

杨荣文：这涉及中国与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不了解中国的增长对它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以电动汽车为例，疫情之后，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发展迅猛，其他任何国家的企业都难以与中国企业竞争。而汽车产业在许多国家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所以中国的增长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政治问题。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因为虽然中国可能觉得“我只是在正常竞争”，但这种竞争确实会影响到很多人，当许多人受到影响时，它就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中国对此不够敏感，将可能导致外交关系出现问题。

我相信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了解世界、更了解美国、更了解东盟，也更了解印度，这种了解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然而，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好事，所以中国必须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自己。当美国切断联系、停止接收留学生，当印度切断航空联系并停止派遣留学生，当欧洲人回避中国时，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因为这会导致国家之间的误解。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存在恐惧，恐惧中国正在增强自身实力，并且有一天会威胁到他们，尽管他们可能不会总是表达这种恐惧。

因此，中国解决这些恐惧，并主动向其他国家开放是很重要的。例如，多年前我在剑桥读书时，我们所有在英国学习的新加坡学生在夏天都会买一张火车通票，凭这张票可以在欧洲任何地方免费旅行。我们每个人都背着背包，住在青年旅社，当时我们18岁、19岁、20岁，我们观察欧洲社会，从中学习，并且永远铭记那段经历。

因此，中国解决这些恐惧，并主动向其他国家开放是很重要的。例如，多年前我在剑桥读书时，我们所有在英国学习的新加坡学生在夏天都会买一张火车通票，凭这张票可以在欧洲任何地方免费旅行。我们每个人都背着背包，住在青年旅社，当时我们18岁、19岁、20岁，我们观察欧洲社会，从中学习，并且永远铭记那段经历。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铁路系统，你支付一定金额的美元、英镑或欧元，就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旅行一个月。我们有青年旅社，还会教你如何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并且在各地提供翻译服务。”那么，下次当他们读到报纸上说“这是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可能会说：“胡说八道，我去过那里，实际情况和你们报道的不一样。”这样，中国就可以开始转变他们的观念。经过20年、30年后，就会有巨大的变化。

所以，中国应该想出一种方式，向年轻人开放，让他们能够以现实的角度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好与坏。

张维为：现在，许多主要国家的公民来中国已无需签证，而且免签停留时间越来越长，从最初的两个星期延长至一个月，这措施非常好。他刚刚这个建议也很好，我们有这么好的高铁，可以针对外国年轻人安排一周或一个月的票，再起个好听的英文名称，比如他刚才讲的Europass（欧洲铁路通票）。而且，很多人来华，有预算考量，而我们的青旅价格很便宜，如此结合，他们就可以在中国游览很多东西。这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

资料图来源：央视新闻

观众互动

观众：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鼓吹台湾应该购买更多美国武器，与此同时，美军在4月份已经在菲律宾的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此举会不会导致由经济战升级为热战？对于南海及台海区域会不会产生影响？

杨荣文：在特朗普时期，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特朗普知道台湾问题对中国有多敏感，他对台湾问题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执念，但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我只把你当作客户来尊重”，这就是他对中国的回应，那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但他不能第二次这样说。因此，每当他被问及台湾问题时，他都会回避。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本身不会引发麻烦，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可能会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挑衅中国。

当他们向菲律宾引入这种导弹系统时，中国表示不满，称这是非常不友好的行为。但在我看来，事态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很确定，中国必须提出抗议。不过，回溯到1988年之前，那时美国在克拉克基地和苏比克湾设有军事基地，每个基地的规模都比新加坡还要大，是名副其实的巨大基地，里面飞机、士兵、消防车、厨房、商店、酒吧等设施一应俱全。而如今，当菲律宾人谈论允许美国使用基地时，这些基地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地方。

从战略角度看，这些基地对中国是一种麻烦，但它们真的会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吗？我并不这么认为。然而，中国必须抗议。

张维为：我完全同意杨外长所讲的基本看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改变不了战略格局。总体上看，特朗普并不想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便从军事角度分析，菲律宾同意美国布置的导弹，无非是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中程导弹最远或许能打到中国福建一带，巡航导弹大概能覆盖巴士海峡，它们看似形成了一种威胁，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处。我想，我们一艘055型驱逐舰就可以全部应对，更不用说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手段。

不过，杨先生说得非常对，这种做法就是让人感觉不舒服。对方会觉得你肯定会抗议，你越抗议它越来劲，但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美国人也清楚，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难堪，创造一种存在感，实际上在军事上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

杨荣文：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必须意识到，美国始终希望维持台湾的现状。因此美国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尽可能长久地想要保持台湾现状。因为一旦两岸统一，从战略层面来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面临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而这并非美国所期望的。所以，中国知道，即便特朗普本人可能不会打“台湾牌”，但他的下一届政府或许会。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观众：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对小国造成的影响很大，小国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生存？是否只能采取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的模式？

杨荣文：过程会很艰难，但人们终将适应，这不会是世界末日。如果你能向美国销售产品，那么也能向其他国家销售。虽然（失去美国市场意味着）你会失去很多生意，但如果中国能购买更多，他们就会帮助我们。正如我之前所说，市场有自我调整的方式，而市场调整可以非常迅速，甚至中国企业也会学会如何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以便实现本地化并更好地进入某些市场。与此同时，对中国来说，与欧洲走得更近，找到一种方式来正常化与印度的关系，继续发展与拉美和非洲的关系，都是很有益的。

张维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中国的听众或观众，不一定完全了解小国的处境。但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小国的角度，就会更容易理解。

我曾去过很多小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不丹，我曾担任翻译陪同不丹外长，在机场接他时，车队路过天安门广场，他说“能不能停一停”，我们就停了下来。他下车看了一圈后愣住了，说“我们全国的人口都可以放在这里”。可见，大小国家的规模差异是巨大的。

刚才杨外长提到一个细节，菲律宾的美国基地，两个基地的规模比新加坡还要大。我认识新加坡驻联合国的大使，他大概20年前跟我说过，新加坡表面上看很发达，人均GDP也很高，但他说“我们如履薄冰，来一个类似911的事件，这个国家可能就没了”——他当时真的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小国的处境非常艰难。马凯硕经常强调，一定要知道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是非常残酷的。一步走错，就像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那样，就可能无法挽救，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何婕：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理解和尊重小国在面临强大关税战或其他压力时所处的为难境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机会与它们开展良好合作，就能为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另一种选择。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它们并非没有选择，而是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中国。

杨荣文：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展现出同情心，并且努力提供帮助，这将会被长久铭记。

张维为：对，实际上大家在情感上是相通的。你对别人做好事，别人会感念在心。整个东亚都有这种文化，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有这种文化传承，东亚的许多文化传统是共通的。

杨荣文：在东南亚和中国之间，有着一段悠久的互助关系的历史。

观众：想请问杨荣文外长，众多发展中国家都非常乐意看到中国对美国关税霸凌的反击，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发达国家，得益于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和美国的关系也非常地密切，我很好奇，新加坡人是否乐见反抗美国霸权的中国力量的崛起？

杨荣文：新加坡是一个小型城市国家，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本质上仍是一个小型城市国家。因此，在开展外交事务时，我们不能感情用事。

亨利・基辛格曾形容新加坡冷酷无情，这一分析是基于新加坡曾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且当时是主要的军事枢纽。1968年英国从新加坡撤出时，其驻军支出占新加坡GDP的20%，这对新加坡而言是一笔巨款。李光耀随即飞往伦敦，试图说服英国首相将撤军时间推迟3年，这3年对新加坡至关重要。

同时，李光耀深知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因此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深厚联系。新加坡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使其在30年间保持了超过10%的经济增长，并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李光耀意识到中国开始崛起。所以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在邓小平离开时送行。此后，新加坡开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联系。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握手。

换句话说，对新加坡而言，这是一种务实的现实选择——谁能帮助新加坡生存并维持生计，新加坡就与谁建立联系。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中，新加坡最好的选择是与所有大国都保持紧密联系。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大国试图欺负我们，我们就会更靠近其他国家，我们的战略就是多元化。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杨先生提到新加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慎重，通常不选边站，而是与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此我完全理解。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民间，就会发现大致上多数人都是为中国叫好的。这是因为美国常常表现出欺负弱小、以大欺小的行为，态度还非常傲慢，所以“天下苦美久矣”，公道自在人心。只要看看网上的评论，基本就能明白这一点。即使在政府层面，也存在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的区别。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其实都是高兴的，只是有的人选择公开表达出来，有的人则不表达，这是我的判断。

何婕：张老师既然说到这一点，我想最后再问杨外长一个问题。您前面演讲当中也说到中国跟美国很不一样，由中国主要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话，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国际秩序？会跟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一样？

杨荣文：我不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因为中国并不想成为一个全球霸主。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并非试图改变他国，而是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即便中国经济规模变得极为庞大，中国也将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员。问题在于，美国认为当中国变得非常强大时，会表现得如同西方大国一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过，迟早有一天，美国会明白这一点。

至于美国未来的走向，无人能确切知晓。有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或许确实如此，但也有可能它会实现复兴。我个人是支持美国复兴的，因为我觉得这对世界是有益的。

我曾在美国学习，还在那里接受过军事训练。我的小儿子患有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他去了一家美国慈善医院接受治疗。如果是在私立医院，治疗费用可能高达100万美元，但我们却一分钱都没付。除此之外，当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教堂时，一位普通的美国人凑钱递到我妻子手中，我妻子说“我不需要这笔钱”，对方却说“不，这对你会有用”，于是她接受了。由此可见，普通美国人中确实有慷慨大方的一面。我们或许对美国政府不满意，但许多在美国旅行、学习或工作的人都有许多美好的经历可以分享。

如果美国迅速衰落，世界将陷入动荡，未来许多年都会面临诸多麻烦。如果美国能恢复一些自信，我认为它会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

何婕：我们希望有一天美国能够回到一条理性发展的正轨上，真正地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多的正面贡献，那将会是一个更美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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