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东汉末年军阀以及曹魏政权合法性问题，本站已经连续发布张晓波《汉末的军阀与国家》以及叶攀《论曹操及“禅让”》，本文为张晓波对叶攀的回应。

我对曹操的看法，他当然是汉末的雄主。但曹操是不是军阀或者僭主，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主公”，这是曹操部下对他的看法，而不是“君主”。这表明，部曲与曹操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这个“曹魏”军政集团，是效忠于曹操个人的，而不是汉献帝。在曹操平定冀州收附荆州之后，曹操集团在北方，它与名义上的东汉王朝重叠了。汉献帝威柄旁落，生死亦由曹操。公元214年，伏皇后与父付完谋诛曹操，事泄，曹操令歆勒入宫收后：

后（伏皇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三国志·武帝纪》）

很难说伏皇后谋诛曹操，汉献帝是否为知情。这一事件，发生在赤壁之后六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在中国腹地的北方，皇权被权臣覆盖，曹操已成僭主。但曹操仍不是“皇帝”，汉献帝生死不由己，却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在这里，古典政治就产生了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如何解决类似曹操这样的僭主与君主的关系，东汉末叶最后十余年的政治状态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能通过简单的“经济决定政治论”就能解决的。

整个东汉的政治形式，豪强地主当然是这个王朝支柱。东汉王朝的政治权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处在的不断被豪强分割的状态，甚至于举孝廉的官僚选拔形式，最后也沦为了豪强地主进身之阶的政治程序。所以，当东汉崩溃的时候，王朝以军阀割据的方式解体，吻合整个东汉的发展脉络。但这并不是说，战乱中兴起的军阀就可以“合法”地取代原先王权。如果它是“合法”的话，袁术“三公四世”，又系嫡出，称帝这种冒进举动，也就不会导致人人得而诛之了。同样，曹操即便统一了“北方”，它仍然是不合法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曹操书，俯首陈臣，劝曹操称帝，曹谓，“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在“篡乱”这种大是大非上，曹操是相当清楚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权势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政治论”。

曹操统一中原，怎么完成王朝交替？从实力与形势上来说，是势所必然，但不是理所必至。完不成王朝交替，对于曹魏集团来说，它的统治就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僭主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是无法立足的，它迟早要被新起的力量清君侧。所以曹魏集团必然要王朝更替，而手段又只有禅让与征诛两种手段。正如叶攀所言，赵翼对于王朝更替的说法，是归纳，而不是规范。不过，历史本身根本不存在王朝更替的规范。禅让与征诛这两种形式，也确实涵盖了王朝时代所有的朝代更替模式，所以它是有说服力的。对于曹魏来说，也只有二选一。而在这个二选一之中，毫无疑问是“禅让”。征诛者，吊民伐罪，这显然与曹魏“挟天子令诸侯”起势的历史实情不符。

“禅让”，对曹魏来说，是掩人耳目的不得已。这个举措，开创了中古历史一个相当坏的恶例，它打破了政治的连续性。这种政治连续性的割裂，导致的结果，起码有两个层面。

第一，后续王朝不断地颠覆前朝，政治动荡速度急剧加快。新的僭主与权臣，以曹魏的办法来对付旧君主，篡乱频仍，就是政治轨道之内的事情了。对比之下，东汉中后叶的皇权，是在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转移，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围绕皇权本身的斗争，其结果终究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而曹魏之后的格局，就显然不同了，皇权与臣权不断争斗，“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等于说天下太平，只不过暂时制衡罢了，最终的解决办法，基本不落内战一途。

第二，国家分裂的态势加剧了。既然唯一合法性的来源不再有效，分裂也就合法了。不同的军政集团无法获得妥协之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上述两种格局，是汉末至于隋兴四百年的基本态势。

反过来说，在这一时间段内，寻求政治上的统一，寻求维护王权，始终是各种分裂力量的共识。南北朝之所以长期割据，与外族内侵有一定关系。但这也不能排除南朝，尤其是东晋与宋的统一愿望。而对于北朝来说，包括前秦、北魏，乃至后来是隋，重新完成统一一直是政治的核心。在分裂与篡乱之中，反而可以看出一种更为清晰的政治动力，这是各方面都在寻求的，追求政治的连续性与国家的完整。

分裂与僭主，不是常态，是变态。也就是说，即便承认豪强地主、门阀世族是一股内在的割据力量，它可能潜在地成为中央政权的对抗性力量，但这决不能认为，他们必然支持军阀割据。相反，军阀最终是损害他们利益的。在汉末这样的乱世，如审配支持袁绍、荀彧支持曹操、糜竺支持刘备的前提条件，是王纲解钮。东汉王朝崩溃，他们支持新兴的政治力量，为眼前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寻求保护。但更长远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支持军阀割据，而是寻求政治上的整合。只有他们支持的军政集团完成统一，完成国家整合，他们才不至于生活在动荡之中。这是曹操能够在十余年间统一北方的背后推动力。

分裂、军阀、僭主与政治整合，这些的关键性的难题，都是东汉崩溃带来的，但怎么收场，却十分困难。曹操是汉末雄才大略的人物，同期的军阀与曹操相比，如燕雀比之于鸿鹄，然曹操虽然统一中原，却不能一揽子解决东汉崩溃之后的国家整合问题，也不能为曹魏替代东汉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此，我认为曹魏的问题在于，如果它在完成统一国家行“禅让”，或许对曹魏篡夺的诟病，可以减弱。它或许也可以开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王朝。但曹操在208年败于赤壁，实际上已无能力统一。而在北方，其僭主的身份又长期受到宫廷政治阴谋的威胁。董承、伏皇后等谋诛曹操系列事件，表明了曹操僭主身份的危险性。及曹操死，曹丕之权势，非出自军功，而出自世爵，显然不敢将自身摆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来等待遥不可及的大一统。

最后谈谈北方两大集团的人才问题。当时能够解决北方统一的两大军政集团，其一是袁绍，其二是曹操。从单纯的军事实力上来说，袁绍是稍优于曹操的，但不具备决定性优势。曹操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重新统一，他有政治优势，同样，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儒术兼备、兵法杂揉。在这里，是否可以将曹操的人才优势归结为他控制了颍川呢？最简单的道理，荀彧、郭嘉这些曹营中的顶尖智囊，在初期是希望入袁绍阵营的，但最终又脱离出去了。乱世，君择臣，臣亦择君。类似荆襄士人集团，他们依附于刘表，但当刘表死之后，这个集团在选择上就分裂了。有随刘备入川的，有入曹魏阵营的。所以，士子的政治选择和地域，并没有绝对的决定关系。我们不能简单认定，古典王朝时代，就是个封闭的时代，人才没有办法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