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按：今天（2013年3月20日）是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纪念日。辛亥百年，反思民国是中国知识界欲罢不能的话题。在民初的人物长廊里，宋教仁尤其令后人扼腕。“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孙中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何计后人用他的鲜血渲染怎样的故事。历史既是完成的，又是敞开的，今人如何解释历史也就意味着如何开创未来。一种态度是乞灵于历史，在过往斑驳碎影中寄托乡愿，战战兢兢，昨是而今非。一种态度则是包容历史，坦然对之，于毫厘细微间开拓，激活历史与未来。为宪政而死固然悲壮，宪政失败之教训后人又可曾认真汲取？民间学者张晓波讨论民国历史，材料丰富，娓娓道来，细腻平静，如《第一次淞沪之战与民国政治》。在今日各种民国叙述杂陈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近日，张晓波著《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由光明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认为，此书重新解释北洋军阀，全新定义“惰性军政集团”，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民国初年的形势，为研究民国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特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本书第一章。全文分四小章，分别是：1、宋教仁之死；2、刺宋案第一环节：刺客与谋主；3、刺宋案第二环节：“秘电”；4、刺宋案第三环节：政客与政治。】

张晓波著《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封面

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1913年3月2日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宋教仁遇刺，成为了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1912—1913年年初，宋教仁与新创立的国民党曾有一段努力，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头实力巨兽捆住。宋与其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禅递，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但1913年3月20日晚的沉闷枪声，宣告了这些期望终究只是想象，第一共和国对自我的政治期许，破灭了。由此，宋教仁遇刺案也成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刺宋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与北洋系的合作空间不复存在。国民党中的激进派主张“二次革命”，最终国家进入内战状态。

宋教仁像

1913年刺杀宋教仁案，被认为是百年悬案。原因在于案情涉及人事关系，相当之复杂，同时案情本身，又显得扑朔迷离，并且，宋案因为牵涉当日政治最高层，使得案件的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种种缘故，使得宋案最终成了悬案。但也因为这一案件本身极为重要，所以它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尽管宋案的解释颇多，国民党一方的看法，应当说至今仍是主流意见。

革命党认为，宋教仁遇刺，乃是受国务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使。其依据，是根据当时在应夔丞（共进会党魁）家查抄出的函电。这些函电，是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的信函，甚至在信函中还提到了“极峰”（即袁世凯）。在1913年3月13日一条北京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文中，洪述祖明确提出了“毁宋酬勋位”的说法。而此后，应夔丞策划了暗杀行动。

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秘电的解读【1】，就相当具有代表性。《民立报》在对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

袁、赵蓄谋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至应犯一再迁延，乃知宋先生的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毁坏宋先生之身命。故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2】

也就是说，《民立报》认为，应夔丞杀宋教仁，并非意外，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出了杀人灭口的下策。

《民立报》的解释，实际上被日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袭。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3】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传》，称，“袁世凯在秘密下达暗杀命令的同时，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共商国事”。【4】在汪向阳等著的《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一书中，论者也认为“坚持独裁的袁世凯绝不肯容忍其权利受到威胁”，“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的沪宁车站”。【5】具有官修史书色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6】

对于宋教仁遇刺一案的主凶，台湾与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基本持相同看法，吴相湘著《宋教仁传》认为“4月25日，程、应联衔通电公布重要文证，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盖为素喜应用暗杀手段之袁氏一空前杰作也。”【7】张玉法认为，“一九一三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该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旋行长江一带，非议时政，高倡政党内阁，遭袁氏之忌。是年三月二十日，袁政府断然运用非法手段，暗杀宋教仁于沪宁车站”。【8】

海外汉学对于宋教仁遇刺一事的谋主，也基本与中国学界的看法相一致。在汉学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书对宋案做了如下表述：“一系列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9】

各家论说，基本上将凶案的主使者指向袁世凯。但在上述论著中，关于刺宋一案，并没有对本案细节进行反复的辨析，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同时也是被不断地重复而加强，后来获胜者夺得历史书写权力、正邪对立模式的思维习惯、对于帮会与军阀的厌恶，都在不断加强对宋案本身判断的引导。

宋案从发生至今，各种说法纷纭，已成百年悬案。【10】本文通过对于与宋案相关人员的分析、往来密电的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有力的推动者。但就具体到个人，赵秉钧与袁世凯是否直接指使暗杀，难有直接的史料有力证明。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民国第一届内阁阁员。后排左一为宋教仁。前排左起：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刘冠雄、代外交总长胡惟德、内阁总理唐绍仪。后排左起：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施肇基、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王崇惠、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

1、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从上海赴京。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如不出意外，将北上组阁，成政府总理。时年，有十年老资格革命党人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正处而立之年，组责任内阁之夙愿得遂，正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十余天前，宋氏登杭州之南高峰，看钱江潮起潮流，作诗言志，舒胸中之意，称此时之心态，似“竞上高峰”，“欲挽强弓”以成政治伟业。

晚十时许，宋教仁与送行的人抵达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随后又响起两声清利的枪响，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上海沪宁车站20年代的老照片。1909年，沪宁铁路局建成一座四层高的沪宁车站。该楼为英国人设计，造价32.9万银元。宋教仁就在这里被刺杀。

按照于右任的回忆，此时他正在议员接待室与友人叙话，见接待室中不见宋教仁与黄兴，以为二人已上火车，忽然听见枪声，知有异变，急忙往前查看，见宋教仁倚靠在检票口的铁栅旁。宋教仁痛苦已极，口呼叫“吾中枪矣”。于右任、黄兴等一面安排追捕凶手，一面派人借汽车，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而当时诸人欲先护持宋教仁，而车站警察也不知去向，凶手竟扬长而去。

一位目击者后来向警署报告称，枪手“身材矮小，着黑色军衣”当时目击者称，凶手开第一枪命中宋教仁之后，即匍匐于地，随后左右连开两枪，用意为吓唬追捕之人。

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看到一人在地上爬起来，从月台往外狂奔，中间连跌两次，终于消失在车站，该目击者还注意到，当时车站没有巡警，并且案发前一直在水果摊前的两个男子，也神秘消失。

于右任送宋教仁至医院后，因医生不在，只能将宋安置在别室。宋教仁痛极，强将于右任拉到胸前，称：

“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人民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11】

于右任颔首应允。

宋教仁伤在右腰骨偏出处，等到医生到医院检查后即动手术，十二时三十分，取出子弹。子弹形状尖小，为六寸勃朗宁手枪子弹。宋教仁受弹处流血不多，但因为伤处接近心脏，痛苦不堪，医生取出子弹后即注射止痛药，使宋教仁安睡。众人询问宋教仁安危，该院医生Dr.Culpin（格尔本）告知不敢断言宋教仁生死，需四十八小时候后再作判断。随后黄兴至医院，宋教仁向黄兴招手，说“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并请黄兴代拟电文给袁世凯。

黄兴随后出，按宋教仁之口授，给袁世凯发电文，语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12】

二十一日晨，《民立报》周锡三侍疾，扶宋教仁解手，二十分钟始出，尿血。宋谓周锡三，“吾不畏死，特苦痛耳，出生入死，吾习惯之，果医者能止吾之痛，则死亦何恐”。周锡三安慰再三，宋又叹息，“吾不料南北调和之事，若是之难，时事如斯，奈何！奈何！”，复又称，“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被误会者，乃何许人”。

六时，医生来。周锡三告医生宋教仁病状，医生检查再三，再为宋教仁注射吗啡止痛。十分钟后，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到医院。

十时二十分，宋教仁醒，屡吐。黄兴请医院再请医生。于是格尔本即召来比林哈斯医生至。二人再次检查后，认为需要开割检查宋教仁伤势。于右任等同意。

二时，开割检查。检查结果为大肠有一处为枪弹洞穿，故肠中饮食溢出肠外，此为痛楚之原因。肠外之血，随肠道破裂处入肠内，此为尿血之原因。医生遂修补肠道，取出淤血，并缝合创口。

五时，宋教仁频频呼痛，惨不忍闻。侍者告之以受内伤之故。

二十二日晨四时，《民立报》获医院电话，称宋教仁恐将不起。黄兴、于右任接电话后，急赴医院。此时宋教仁已双手发冷，目睛仰翻。黄兴抚宋教仁之面，痛言，“钝初你放心去罢。”

午间十二时，临殓。黄兴、于右任等人皆失声痛哭，陈其美悲恸尤甚，频频说，“此事真不甘心。”

宋教仁自遇刺至死，前后不过三十小时，因伤重不治而死。宋死于二十二日上午四时，《民立报》记者称，宋至死，犹不瞑目，在侧者数以手抚之，稍顷又睁，如是者数次，至十二时临殓始瞑目。

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宋教仁出殡。沪宁铁路医院门口送殡者数百人，拥挤不堪。三时，扶宋教仁灵柩登舆，其时，沪上宾客、商团、军队至医院附近者三千人。军队出医院，途经北四川路、河南路、福州路、浙江路、松江路等路，至《民立报》社门首，送殡队伍暂停。宋教仁《民立报》同人在道旁设祭行礼，创办人于右任痛哭不已，尽述宋氏主《民立报》笔政之艰辛：今日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为中华民国前途痛哭。于右任同人闻言，皆失声。道旁旁观者，闻言亦为之泣下。祭毕，于右任泣不可仰，同行者扶起，仍随队伍送葬。道经郑家木桥直达斜桥。

自医院至斜桥，期间十余里，所经之地，观者侧立十余层，人如潮水，却肃穆安静，唯闻叹息之声。送殡队伍，除党员外，有伍廷芳等名人，有外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有女子，有学生，皆徒步相送。《民立报》称，宋教仁出殡，送殡者之众、秩序之整严、观者之拥堵，为上海数十年来所仅见。

宋教仁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前，尚不忘调和南北的大事，并上书袁世凯，望袁保障宪法。死后，备极哀荣，一颗民国政坛上年轻有为的新星就此陨落，党人、商团、民众与外国友人痛悼不已。

宋案发生、凶手未逮捕之前，舆论界对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起。《民立报》当月23日刊文即指出当日社会舆论对于宋案的混乱：

对于此事之评论,则无不以刺客为受人指使而来，灼然共见。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有一派谓议员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车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视宋先生伤势如何，以确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谓此系宗社党所指使者；又一派谓此意外事，与总统问题极有关系者；又有一派谓宋先生系极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职，志在调和南北，反对党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国民，自此南北统一之希望，益陷于渺茫之境者；又有一派谓国民党失一宋教仁，将有百宋教仁出，前仆后起，以从事于建设事业，经此一打击，国民党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从前之暮气者，云云。【13】

刺客武士英

这些猜测，虽然互不统属，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相通的。其一，宋教仁遇刺，不是个人私怨，而是政敌的龌龊手段。其二，宋遇刺，将是民国政治的一大危机，关涉议会、内阁、总统、南北调和乃至国民党改造等等民初政治中最大的问题。

那么，到底谁是刺宋凶手？就在宋教仁遇刺次日，国民党就得悉，刺客名为武士英。二十三日，宋教仁出殡这一晚，英租界巡捕就捕获了武士英幕后主使、上海青红帮的首领之一应夔丞。而随着线索将越挖越深，案件直接牵连内阁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案的漩涡越卷越大，果如案发之初议者所言，民初政治遭遇了严重危机。

2、刺宋案第一环节：刺客与谋主

宋教仁遇刺第二天，上海五马路六野旅馆的住客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十四号房客武士英形迹可疑，有作案嫌疑。

据旅馆住客方面陈述，武士英为山西人，身材矮小，面目可憎，自称曾为滇（云南）省管带，辛亥革命之后浪迹上海，但其生计极其萧索。二十日午前，忽有一冯姓及其馀三四人，来与之作附耳语。

此数人来后，武士英喜形于色。其后，武士英向邻室借车资。邻室与武士英朝夕相处，不能推却，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武士英答“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邻室遂给了武士英小洋三角。当日晚八时，武士英回到旅馆，服装已易为西装，对邻室说，“我今已有钱”。随手就取出一元给邻室，邻室推让，武士英又说，“我事成尚有千元”，说完就出门而去。

第二日，宋教仁遇刺的新闻遍传上海。邻室发觉昨日武士英的举动有异，并查询此人行踪，发现武士英二十日夜并没有回旅馆，二十一日晨七时曾来旅馆结账，随后就不见了。武士英邻室觉得事有蹊跷，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不过，国民党方面却再未获得武士英的踪迹。

宋遇刺后第三天晚上（3月23日），新的线索又出现了。国民党方面又获一个一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商人王阿发的报告。王阿发称，一个星期前，因售卖字画，曾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即应夔丞）家。应向王出示一照片，称要办照片上的人，并允诺事成之后筹洋一千元。王阿发考虑之后，称无此能力，遂将照片退回。因见近日各报所登遇刺者宋教仁照片与当日所看者相同，特来报告。

国民党方面遂带王阿发向法租界总巡报告。随后，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出侦查，知应夔丞经常出入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引导法国总巡率巡捕多名至其处。至妓女胡翡云处，不获应，胡称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于是，法捕再往迎春坊三弄，果然应夔丞在楼上吃酒。国民党特派员诱之出，于门首捕之。被捕之时，“应面色如死灰”。

应夔丞被捕之后，法租界随后就抄应家，凡客来访者，皆被捕。家眷与客异室看守，并在来客中逐一审查。有一客人身材短小、着新衣，特别引人注意。国民党方面就怀疑此人是真凶武士英。于是派人到沪宁车站找来目击者，并同时去六野旅馆找人辨认。两方面人都确认该人就是凶手武士英。武士英被捕之后，对刺宋一事，供认不讳。

巡捕在对应夔丞家的搜查中，还找到了刺杀宋教仁的五发手枪。刺宋之时，武士英曾放枪三次，故该枪内剩余两颗子弹，而枪内子弹与宋体内取出的子弹一致。线索并没有止于此，很快法租界巡捕又在对应夔丞家的抄查中，获得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应夔丞谋刺宋教仁，背后又牵连进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武士英被捕，还有一段巧合。巡捕房排查胡翡云家之后，武士英也躲藏在妓院。于是，武士英与胡翡云双双前往应夔丞家报信，不料却自投罗网。

至此，刺宋案的真凶与雇凶杀人者皆被捕。

主使刺杀宋教仁的青帮大佬应夔丞

与应夔丞联系并被认为是下达刺杀宋教仁指令的的国务秘书洪述祖

那么，凶手武士英是谁？杀人动机又是什么？根据当日的调查与及法庭审理提供的资料，我们对直接凶手武士英为数不多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大概的说明。
刺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贵州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南方军队大规模裁员，他就流浪到了上海谋食。

六野旅馆旅客就称武士英的狼狈之态，“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又有报道称，武士英“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总之，这名被裁撤的前滇军管带在上海相当不得意，坑蒙拐骗，无所不为。

南方军人在辛亥之后不得意，武士英不是个案。民国元年（1912年），南北议和成，随后南方裁减兵员数十万人，却没有办法妥善安置。士兵如何复原，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兵士，在辛亥年，或多或少曾为革命出过力，也对革命功成之后分一杯羹心存幻想。然而，革命之后，非但未有获利，反而被裁汰，混迹社会，又没有的谋生的办法，难以立足，讨口饭吃尚且不得。裁兵而成兵痞，对社会不满之心态，正可为人利用。同时，因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素有军事训练，身手敏捷，也正是刺客的最佳人选。

据事后《民立报》报道武士英供词，武士英杀宋教仁，完全是受人（应夔丞）利诱蛊惑：

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得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常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说这人与中国有害，所以答应去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到六野旅馆开一房间。到行刺的那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得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时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然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仆地，再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在此，问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是我只拿得三十元云云。【14】

武士英的供词中，关于宋教仁所属的政党（国民党），并不了解。不过他对作案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之所以杀宋，是因为“名利双收”。“名”指的是入共进会之事，而“利”则是应夔丞许诺事成之后的一千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青帮红帮公口三帮）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而应夔丞正是共进会的首领。入共进会，对武士英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保护伞。而一千大洋，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巨资，对落魄的武士英来说，这个诱惑也相当大。

武士英为应夔丞刺杀宋教仁，在情在理。就刺客人选与行为逻辑来说，武士英刺宋，本没有多少疑问，一切证据也指向武士英是凶手。产生疑问的是，后来武士英在庭审时翻供，否认受了应夔丞指使。如果从武士英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以及其曾为职业军人角度来设想的话，武士英翻供，自担责任，可能出于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情结”。据当时记者报道，武士英在庭审中，从无惧色。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这也是武士英“虽死无憾”心态的反映。

但武士英的翻供，显然不可能为应夔丞证明清白。以民初武士英这样的边缘人物，根本无缘得知宋教仁的行踪，也没有能力独立策划刺宋这样的大案。武士英的初供、在应夔丞家查获的手枪和来往密函，直指应夔丞。

那么，雇凶杀人者应夔丞是又是什么人，雇凶目的何在？

早在《民立报》报道的查抄应夔丞家之时，就注意到了应夔丞府第不同凡俗。应府在新北门外文元坊，有房三十余间，甚为豪阔。府门有两块牌子，分别为“江苏巡查公署”与“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

私人府邸，同时作为两个机关的衙署，说明应夔丞身份不一般。在后来的一系列报道中，应夔丞本人奇诡的身世经历，也变得逐渐清晰。

应夔丞，原名应桂馨，字夔丞，四十九岁，原籍浙江宁波人。应其人，外观壮伟，出手阔绰，善于逢迎交际，有文化功底，中西文略亏门径，处于华洋混杂之上海，会圆熟操弄英语。应夔丞早年家底颇丰，因游手好闲，又染上烟瘾，整日沉迷鸦片馆，家道由此败落。因缘际会，应夔丞在鸦片馆认识了清末上海帮会中最重要人物的范高头。凭借处事圆滑狡黠的本事，应夔丞为范高头所欣赏，并提拔为得意助手。范高头为清末帮会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其帮会主要从事贩卖鸦片，开设烟馆，最盛之时，下辖数千成员。范高头本人，出道之前，为沪上一船夫，未入帮会。故应夔丞拜著名青帮头目李征五为师，排号“大”字辈。

青帮排辈，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二十四字代代相传。至清末，随着青帮上一代“理”字辈的纷纷过世，“大”字辈已属青帮中辈分最高的人物。时在法租界独霸一方的黄金荣，因未入正式帮会，自称“天”字辈，意为比“大”大字辈更高一级。而下一代青帮领袖人物杜月笙崛起于1910年代，其辈分不过是“悟”字辈，与“大”字辈还差一辈。

应夔丞协助范高头打理帮派事务，在清末青帮中获得了较高的辈分，这成了他后来屡次起伏的帮会资本。后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成员在冲突中因杀死官兵，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久范被拿获正法，其党羽也四散逃匿。

应逃避了一段时间，恰逢山东赈捐，遂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后又因贪污不法事，弃官逃走。遁迹一年之后，应夔丞因通洋务，得了河南一官员的欣赏，改往河南省办差。不久又因为大肆招摇，为同僚忌惮，遂查应在上海不法事。应不得已，又挂冠回宁波，旋又因侵占宗族公祠公产，引发同族公分，应又回上海。

辛亥革命前，应夔丞入同盟会，与陈其美往来密切。同盟会向来重视利用帮会力量闹革命，在资金与人力上，都对帮会有所倚仗。陈其美之所以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更与帮会的支持，大有关系。应夔丞在青帮中地位高，又广有产业，自然成为陈其美最信得过的帮会成员与得力后援。应夔丞家新北门外文元坊遂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的一个据点。据称辛亥革命前，于右任也长期住在此处。辛亥革命中，率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就有青红帮组织的敢死队，据称应夔丞也曾组织敢死队为陈其美效力。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一方的陈其美与光复会一方的李燮和发生总督之争，青红帮势力再一次襄助陈其美，使其夺得上海都督之位。

应夔丞积极参与革命，自然并不是做赔本买卖。革命之后，陈其美视应夔丞为左臂右臂，任命其为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赴上海，也由应夔丞殷勤招待。后应夔丞扈从孙中山入南京，担任护卫队队长，随后改任庶务科科长。因终究不脱帮会作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应夔丞解职返沪。1912年7月，应夔丞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召集长江上下游青、红、公口三帮，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15】，充会长。9月，应夔丞入鄂活动军队发动兵变。鄂省兵变失败，副总统黎元洪通电缉拿应夔丞，获即正法。应又返回沪上，随后结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经洪述祖与陈其美的多方疏通，得江苏都督程德全转圜，注销通缉，并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

时任上海督军的陈其美

应的这份履历表之大起大落，好比过山车，让观者应接不暇。前清之际，敢随范高头以帮会之力挑战清廷，又勾连革命党人以敢死队攻击清廷衙署，民初之后，煽动党徒四处活动，甚至于挑动兵变。处在的黑白两界，数跌数起，应夔丞这类奇诡人物的生存技巧，也只有处清末与民初国家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才有可能立足。不过，应夔丞数度颠仆背后，始终透露出一致的消息：帮会与政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前清青帮“大”字辈的大佬，应夔丞在乱纪违法的同时，也有反对清廷的一面。但应的反清，是为“乱”而反，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念。而革命党人（陈其美）利用的，恰恰是应夔丞的青帮势力，以此造反。不独上海如此，帮会势力参与革命，甚至主导革命，是辛亥年革命的一大特色，四川、山西的哥老会，云贵的公口，上海的青红帮，都是革命中重要的力量。但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帮会势力参与革命，并无建设心态，要的是在革命之后进入政权分一杯羹。但其作风，又难以脱离帮会人员本色，其参与政权的结果，又往往声名狼藉、民怨沸腾。以贵州公口为例，贵州革命后公口林立，会党“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政权匪势混而为一”，“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官长兵弁四行奸淫，省垣受害之人总在千家以外，凡属良家妇女不敢一出户庭。”会党势力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猖獗，终究不过是一时。南北议和之后，国家内战分裂危机在形式上获得了解决，帮会势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新政权一旦稳定，就调转枪口，就扫平会党势力。仍以贵州为例，唐继尧在贵州一天之内，就“枪杀帮会分子200余人”。

应夔丞在革命后，受陈其美重用。甚至一度担任孙中山卫队长，高度接近中央权力。但应的江湖作风，却使其无法立足。据称应任孙中山卫队长，动辄颐指气使，甚有动枪胁迫他人的举动，孙不得已，改任其为庶务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顺势被解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应夔丞组织“共进会”，是要将帮会力量改造成新型的政团，以避免与政府正面冲突。该会曾在《民立报》上刊出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16】

1912年9月，新政权发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打击帮会组织，共进会也在其列。同月，共进会首领之一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文为会党求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10月，浙江与江苏两省严令要求解散会党。江浙，为共进会重镇。共进会备受压力。而在此时，原与帮会势力在革命一端有合作关系的革命党人对其却不理不睬。于是，应夔丞不得已，求助于北洋系力量。10月16日，洪述祖陪同应夔丞前往谒见江苏都督程德全，程德全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其后，程德全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如是说：

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

18日，袁世凯回电说：

“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7】

程德全密电说的清清楚楚，应夔丞之所以要输诚，实是因为光复之后，“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拍即合。应夔丞答应解散共进会各地分支，袁世凯给予特赦，并在经济上支持应夔丞的活动。12月，洪述祖陪应夔丞北上，受袁世凯传召，应夔丞并表示原会中的骨干力量将为袁所用，袁不置可否。之后，应夔丞从袁世凯处获三万元活动经费，并再获赵秉钧召见，获国务院密码本一份（即后来的应密本）。

辛亥之后的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三足鼎立的联合政权。应夔丞活动于三种力量之间，而至1912年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为谋求生存空间，应不得不倒向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刺探情报。应夔丞主谋刺宋，这一极端行为的基本动机，或许就是要报复持稳健立场革命党人（正热衷于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并向北洋系投桃报李。以下一段应夔丞庭审时与其辩护律师爱礼司的对话，正能反映出应本人对于革命党的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18】

一问一答之间，透露出的消息是，应夔丞对于革命前盟友（同盟会—国民党）的“叛变”极为愤怒。应夔丞主谋刺宋，其心理上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应夔丞此时已是北洋系窥测南方一个的马前卒，有向北洋效劳之心。

但如上关于应夔丞身世与政治派系的陈述，仍不能解决应夔丞主谋刺杀宋教仁的全部动机。因为如果仅仅是窥测情报，并不需要升格到不法杀人地步。这些的疑问，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解释。

应夔丞因其帮会底色，不得不游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以谋求生存空间。其身世浮沉，颠仆不倒，已令观者叹为观止。不过，随应夔丞一起卷入宋案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身世，也绝不输应夔丞。如果说应夔丞在刺杀宋教仁一案中的还仅仅是马前卒，那么北京方面的洪述祖，则的隐藏在宋案幕后的众多迷雾中的第一层，也可能是关键一层。

洪述祖，字荫之，号观川居士，185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乾嘉年间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洪亮吉。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诗文有奇气，尤精地舆学，《四部丛刊集部》收有《洪北江诗文集》二十册。其名述祖先，有继先祖功业之意。不过，洪述祖一生行迹与乃祖之行，南辕北辙。

《民立报》报道称，洪述祖少即奸狠险毒，交结无赖，敢为大言，自诩有纵横才略。洪述祖在京之常州同乡，不敢与之深交，恐他日有不测之祸，常谓之为“洪杀胚”。不过，洪述祖也确受其家风熏陶，善诗词，常作诙谐语，酒量绝佳，应酬交际，尤为绝技。

1885年，洪家世交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洪述祖为中军参谋。洪口舌伶俐，善于应酬，又通英文，颇得刘之倚重。当时，中法战争硝烟刚散，《中法新约》墨迹未干，法军背信弃义劫走了由福建运往台湾的两海轮军火。刘派洪前往基隆与法军交涉，而洪私下收取法军2000两白银贿赂，将军火拱手让给与法军。据《网庐漫墨•洪述祖》记载：“事为刘察知，将治以军法，述祖不得已，乃破其私囊，贿刘之私人斡旋之，得不死，仅下狱三年。”

三年之后，洪述祖潜回上海，以才学入张之洞幕。张委洪述祖优差，洪在汉口，作威作福，为嫖界大王。后与洋人合谋盗印地契以牟利，事发，张之洞将斩之。洪述祖之亲戚、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发急电救，称此为江北（洪亮吉）之后裔。张之洞从宽免究，仅将其驱逐出湖北。

洪遂游走京师，得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赏识。会李经方将出使英国，以洪述祖通英文，欲使其充随员。将行，李辞于军机瞿鸿机。瞿备询参随，李以名单呈，阅至述祖。瞿惊然曰：“此巨犯也，国人声罪而致讨之，君与同事，独不虑腾笑外人，贻君一生之玷乎？”李深韪瞿语，归即辞述祖。

辛亥之前，洪述祖匿迹于沪上。闻革命起，洪述祖再作北游，结识赵秉钧。此时和谈未起，如何勾连南北，成双方难题。赵秉钧闻洪述祖在湖北曾为赵凤昌所救。赵凤昌与南方立宪派首脑人物，皆有往来。于是商之于袁世凯，请洪述祖以私人信函商之于赵凤昌。南北和谈，赵凤昌起了很大作用，洪述祖遂为袁世凯赏识，革命之后，担任内务部秘书一职，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

内务部为南京临时政府所设，受大总统管辖。至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内务部也被保留下来，下设民治、警务、礼教、土木、疆理、卫生六司。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纵观洪述祖至辛亥前后的行为逻辑，此人虽出生世家、在官场数度起伏，却从来不是恪守职分的官僚，毋宁说，洪述祖追名逐利如苍蝇入鲍鱼之肆的性格特征，始终是官场中的不安定因素。

共进会试图策动湖北兵变之后，袁世凯政府对于帮会组织，颇感棘手。如何令共进会解散且“为我所用”，成了袁世凯的难题。于是，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具有复杂人脉关系的洪述祖就成了不二人选。1912年10月，洪述祖南下，勾连共进会首脑应夔丞，二人一拍即合，随后就称兄道弟。洪述祖以应夔丞邀功获利，应夔丞以洪述祖谋利转圜。二人的结合，既有利益交换，又有政治联盟。更奇妙的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同属贪财忘义，目无法度，大胆妄为，近乎肆无忌惮的亡命之徒。这样的组合，只要一个触媒，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12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力量在议会中的不断壮大，立宪派与北洋系在中央的联盟倍感压力。随着国会选举结果的公布，洪述祖与应夔丞的焦点，都对准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要在宋教仁身上做“文章”，打击国民党，成了二人的“题目”。

3、刺宋案第二环节：“秘电”

自1912年十月，应夔丞认识洪述祖之后，就与北京方面，密电、信件往来频繁。1913年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应夔丞处抄获的函件，仅就应夔丞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信函电文，就达36件【19】。这些函件，起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终于1913年3月23日。二月之后的信函，透出应夔丞与洪述祖手段不断升级，最终动用暗杀。

应夔丞处缴获电文中，1912年10月至次年1月部分，其主要的内容，是共进会事务、应夔丞本人的赦令及应向中央（洪述祖）汇报南方舆情动态，收买报刊（《民强》报）等内容。该部分与宋案关系较远，实际上展示的是应夔丞为北洋政府做间谍工作，此处略去不再征引，下文就往来信函中关涉宋案信札，作为分析重点。

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刺宋任务已完成的密电

“做一篇激烈文章”

按发出时间排列，最早被认为涉嫌宋案的信件，是1913年2月1日，洪述祖致应函：

夔弟又鉴：顷文泰快车已开，又记起一事，吴兰英处有洋帽盒锁钥一把，又白皮箱锁匙一个，请向伊索回，由邮局寄来为盼。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也。阅后付丙。手颂台安。

该信函中关系二人最值得重视的，是“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一句。

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电报查获并公布后，当日的《民立报》对此句加了按语，认为“可知其谋杀之心蓄心久矣”。《民立报》的看法，其实相当牵强。此句强行解释为洪述祖指使应夔丞的杀人，是相当“突兀”的。在此前的密电中，二人之间根本没有提及宋教仁，跟没有提出要做谋杀这样的“激烈文章”。
相较来说，在程德全公布的文件的编辑按，相对客观，此条被归入第二十五件。按语称：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件，有“激烈文章”及“激烈举动”等语，前列各件均无此类语意。惟第三十六内，“或有激烈之语”，前后相应，是为一节。也就是说，该编者认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件与第三十六件，是有内在关联的。

第二十六件，即次日（2月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

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

第三十六件，1913年3月6日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按照这对这三件密电信函的对比，尤其是第三十六件洪述祖致应夔丞函，“激烈文章”或者“激烈举动”，是要披露出“印件”。

第三十六件，文中大有深意，也至为重要。我对关键几句，略作翻译，以便读者解析公文老手洪述祖的话外之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从中取钱的方法，手续不是很完备。比如我们要除掉邓（此处指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因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一度被捕入狱。），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再把商量方法。还需要把他的死讯登在《民强报》（应夔丞收买的报纸）报上，这才是正确的办法。关于“印件”，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让人难以启齿，无法对上面交代，必须要想个妥善的办法，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侦测到）对方有激烈的行为（像邓这样的），才好办。

总之，这往来三件的中的激烈文章，与“印件”有极大的关系。从三十六件也可以推测出，“印件”关系的，是怎么打击袁系政治上反对派的问题。

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印件”这件事情上，应夔丞致洪述祖的信件有缺失，或者隐约其辞，不得其详。不过关于“印件”到底是什么，早在1913年2月2日，应夔丞致赵秉钧电文中，就说的清清楚楚：

应密，冬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信赴日，重金买毁。索三十万，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变像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姓来沪筹款，迄未成。

该电文，是查获应夔丞往来信函中首次提到宋教仁。按照应夔丞的说法，他已在日本购买了关于孙、黄、宋劣迹的资料，印十万册。这就是“印件”的由来，也是所谓的“激烈文章”。

本处电文中的“宋骗案”，是指宋教仁出版《间岛问题》一节。《民立报》1913年5月6日刊载救炎《宋案勘言》一文，对此事有所辩驳，该文说：“当间岛交涉时，遁初（宋教仁）著《间岛问题》，署名“宋炼”，驻日钦使李家驹延见遁初，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世凯时为外务部尚书）。袁电李，令遁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攫。宋故以川资不足为辞。留学生编译社遂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当时同志颇有疑遁初，有弍心于满清者。遁初不得已在报纸上登一告白：有‘革命首领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一书，为某君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之语。该社经理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

由此可知，“宋犯骗案”，实属子虚乌有。应夔丞耳目众多，或许听了些小道风传，就信口开河，向北京邀功。处在高度政治紧张的北京中央政府闻此密报，也相当兴奋。洪述祖于2月4复电：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

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按洪述祖此封电文说明，赵秉钧在看过电文后，就将此电转交给洪述祖，并（让洪述祖）面呈袁世凯，可见北京方面对于此份密报之重视。袁世凯对于孙黄宋的“劣迹”显然很感兴趣，并要求应夔丞将照出的“提票式”寄来，以示征信。洪述祖本人对这份材料，期望值也很高，表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赵秉钧在日后的自辩电中说：

查原函所称冬电，是否明电，抑系应密，洪述祖均未译呈，不知原电所指何事。其面呈总统一节，尤为虚构。各部员司谒见总统，向有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一切来宾均先由传宣处登记。本总理既未领洪述祖谒见总统之事，而查阅总统府门簿，亦无洪述祖之名，其为不根之谈，显而易见。【20】

赵秉钧的否认与宋案有关，在“自辩电”中，将其与应往来电报的干系，推得一干二净，除了承认密码本是赵给各省特派员的之外，不承认看过任何应夔丞电报。赵秉钧不仅为自己辩诬，顺带也给袁世凯辩了清白。

非独赵秉钧，洪述祖后来的《否认刺宋阴谋电》中，也否认了赵秉钧知情：

适应夔丞来书，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因彼党亦欲购取灭迹，故索款甚巨。述祖力赞成，屡次电促其进行，催取此件。又恐述祖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应夔丞本为江苏巡查长，与国务院时通函电，借此影射。又因总理不接洽，故索取密电一手经理。【21】

按“冬电”是发国务院的，而此后由洪述祖复电应夔丞，国务总理赵秉钧看未看过，属赵秉钧一人之事，外人难以知晓。前文已经说过，洪述祖供职的内务部隶属国务院，赵将文件移交洪述祖去处理，也是应有之义。我认为，赵秉钧是看过“冬电”的，但对于应夔丞这些抹黑国民党领袖的勾当，作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不可能给予帮会首脑应夔丞指示。同样，袁本人也应该是看过的，因为接下去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密电里，提到了钱的问题。如果赵秉钧与袁世凯都未曾看过，没有默许应夔丞这一举动，那么钱从何出？

按洪述祖2月4的回复上下文解读，这封电文面呈袁世凯，是赵秉钧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赵秉钧默许了应夔丞之所作所为。

上海的应夔丞与北京的洪述祖在2月初的这几封密电，相当之重要，它是宋案的一个起点。通过对这些密电的推敲，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案在起初，只不过是应夔丞试图“诽谤”国民党领袖的名誉，以博取北京方面的欢心，并获取钱财。但所谓的“宋犯骗案”终究是子虚乌有的谣言，应夔丞信口开河却不能兑现。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洪述祖在获知应夔丞有“宋骗案”的原件，并获得袁世凯的赏识之后，更加紧迫地要催逼的应夔丞尽快拿出的“物件”。
从二月开始的信函、密电里，洪述祖向应夔丞催“物件”，日甚一日地紧迫：

1913年2月8日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函电谅入览，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承拟金印，式甚佳，请即会铸。【22】

1913年2月11日洪致应函：

苏省各路观察使尚未定人，兄思于常镇或淮扬分一席，然需雪老之同意电保。弟临时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为然，则亦密示为要。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

1913年2月22日洪致应函：

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三十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整整一个二月，洪述祖与应夔丞的信件中，都在催促应夔丞提交“物件”，却又迟迟不见“物件”。在二十二日信件中，洪述祖甚至明码标价三十万，和应夔丞做起了生意。但这“物件”，终究不过是应夔丞一时夸下海口，根本属于莫须有。

洪述祖混迹官场，不是傻子，至三月初，洪已经看出应夔丞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于是就有了3月6号那封信中的说法，“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拿不出印件来，应夔丞不好对上峰交代，洪述祖也不好交代。那就要有个“妥法”，或者“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这个“方可下手”，还是指要钱。

费解的，还是这个“激烈之举”。从二月初至三月初，应夔丞的骗局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洪述祖看看一清二楚。二月初，洪述祖函件“激烈文章”，指的是抛出关于孙、黄、宋案件的证据，重心在“文章”二字。至于三月初，已知应夔丞抛不出“激烈文章”了，只得去做“激烈之举”。这个“激烈之举”，可以是主动，也可以是被动。洪述祖的官场修辞，相当微妙，可大可小，这一信息的接收者应夔丞似乎不解其意，在一个星期中没有回应，反而商讨起了公债套利问题，也就是利用洪述祖的政府信息优势发横财。洪没有进一步指示。

“毁宋酬勋位”

1913年3月13日，事情进一步发酵，洪述祖以密电致应：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段文字，历来是洪述祖、应夔丞往来函电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费解之处。其中，“毁”与“勋”作何解释，都是这段文字的难点。不同的解释，完全可以对刺宋案引发不一样的结果。

《民立报》的按语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民立报》的解释中，“毁”为“杀”之意，对“勋位”则没有怀疑，也没有做别的解释。程德全公布的全本中，对“毁宋酬勋位”没有解释。

倒是洪述祖在该年五月三日的自辩通电中对这个毁字做了解释：

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自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23】

洪述祖对“毁”字自圆其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说文》解“毁”，缺也。《康熙字典》，“毁”可解释为坏、訾、折、去等。口毁曰訾。按照洪述祖自辩所说，前电文中的“毁”当释“訾”意。《淮南子•汜论训》言，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洪述祖的解释，也得到了今人的支持：

以往著述中常以“毁宋酬勋”四字作为刺宋计划出自北京的最重要证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比如民初章太炎见袁世凯，袁辩白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回答道：“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这里“毁公”与“诬我”对应，毫无疑问是指污蔑，没有杀人的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洪述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辩是成立的，即“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24】

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