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做《红死病面具》，我特别喜欢。《红死病面具》描写的是一个王国被一种叫做红死病的恶疾蹂躏多时，王国因此丧失了大量的人口。于是王子挑选了最精良的士兵和他身边的贵族男女一起进入他的城堡，城堡与外界隔绝，里面储存了足够的物资供他们享用。将近半年左右平安无事，王子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舞会进行中，一个打扮成红死病患者的人走了进来，王子怒了：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可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个人的可怕外表不是化妆的结果——他就是一个红死病患者。于是城堡里的人全部都死了。

这个作品常常被拿来讨论“死亡”这一主题：死亡最终会降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爱伦•坡在写实（美国当时的疫病）、甚至有不少自传的意味在里面（他个人经历中逃避现实的失败）。从我少年时第一次读到它，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而现实中很多国际政治事件，都会让我马上想到它。我越来越觉得，这篇小说对于“安全”和“隔离”的探索、对于社会关系的思考、对于政治与时间的描述，比我读过的任何东西都直接、深刻、有力。

最近，底特律的破产又一次让我想到了《红死病面具》。我虽然没有在底特律住过，但底特律在我的身边存在了七年。那时候我在密西根大学读博士，我们学校所在的安娜堡，开车到底特律市区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底特律地区的国际机场，距离我们只有二十几分钟。

这七年的生活里，底特律似乎无处不在，但我又离它很远。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它的机场。由于这里是达美航空公司的主要国际港口，机场里到处可以听到多国语言的广播、买到各种有趣的商品。不过，从这个机场根本看不到底特律的萧条。其次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在底特律市北边一个叫做Somerset的购物区，欧洲和美国最高级的商品都在这里设有店铺。从安娜堡到那里，要穿过一大片豪宅区。平时开车过去的时候还不觉怎样奢华，到了圣诞节前后，这些城堡在白雪皑皑当中张灯结彩的美景，显示着居民们的富有和品味。

这样“围绕”着底特律的生活路线还有很多，偶尔我也“进”过底特律，比如去一些餐馆什么的。但似乎每一次都不需直面底特律市的贫穷——除了去那个著名的美术馆，去那里看过什么都忘了，就记得提心吊胆地穿过破落的街区。不过每年加入人山人海的国际汽车展则是另一种体验——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绕个小弯就在停车楼里转，停好车跟着人群穿过一些维护得很好的通道就进入了会展中心。看车看人累了，到外面附近街上走走，看到的也是漂亮的马路和远处高高的写字楼群。

在州际高速公路的路牌上，“底特律”标识一个方向：我家出去的第一个高速入口的牌子上写着，East to Detroit/West to Chicago。在安娜堡丰富的文化生活里，“底特律”标识着一个内容：每年的爵士乐节，一定会有底特律的乐队和乐人。对我来说，底特律的败落是抽象的，因为我——和底特律周边的很多人一样——把它的败落从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隔离开。而同时我们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享受着它能提供给我们的富有，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历史上的。而我们这个研究领域的人，谈话中也经常提到“底特律”：不论是讨论种族还是阶级，它在学术研究中永远是个好例子。

那七年里，底特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影子。我们都知道它的悲哀；我们也知道它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黑人和穷人。可是我们就这样远远地看着它、讨论着它、绕着它生活。我们决定与它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我们选择如何让它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最近底特律的破产，带回了那些惭愧的记忆。我马上想到了《红死病面具》，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就是城堡里的人：既然我们不愿花力气去直面底特律式的疾病，就把自己隔离开。美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可是这种疾病是结构性的——就好像那个王国里的红死病，它的存在是这个王国的生态系统造成的。王国里的贵族可以暂时地把自己隔离在城堡里，享受美酒、音乐和暂时的安全。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面对红死病、面对自己不愿面对的现实，并为此付出代价。

底特律的破产，是几十年衰落的结果。面临类似问题的城市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衰落仅仅归结于城市财政管理腐败、种族歧视和去工业化。总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讨论，便忽略了人的能动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换一个思路去理解这个历史、总结教训：不要光盯着病人的错，也要想想病人怎样被隔离、抛弃。《红病死面具》是个很好的启示：王子的高贵，本应来自于他的领袖风范。靠着财富和特权把自己和危机隔离开来、躲避责任，也许换来暂时的平安、不需为别人做什么就能维持自己的特权和享受，但他已是名不符实。而那无处可逃的一天终会来临。

底特律的破产原因复杂，但不能不承认，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被利用了、被榨干了、然后又被抛弃的。开始的时候有钱人还在维持它光鲜的外表以掩盖真相，其实他们早就在一点点撤离；到后来连外表都无法维持的时候，其实已经彻底无力回天了。当有能力改变它命运的人都选择了逃离、与它保持距离，它就只有一个方向：破产。

我不认为底特律能代表美国大城市的未来。近年来很多人口复杂的美国大城市、包括它们的近郊都已经在发生着令人兴奋的变化。这些积极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底特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重大的警告。我曾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住过两年，那里离底特律只有几个小时的距离，同处中西部地区。它虽然不是汽车工业城，但它曾经的辉煌也和现代工业的兴盛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P&G公司总部就在这里。辛辛那提市中心的黑人贫困、犯罪也是大问题。市区和郊区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分化也很明显，但是从程度与规模上，都没有底特律那么严重。美术馆、画廊、大学、戏院、大企业以及餐馆聚集区都仍然穿插在黑白交错的世界里。辛辛那提曾经在2001年发生过严重的种族冲突，震撼了全美。但正是因为冲突就发生在所有人面前，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一起直面它，要么继续加重隔离与分化。那时我和朋友们常常去的一些画廊和咖啡店，都不是在最安全的街区。但就是这样的经历——一遍遍地走过那些街区、看着繁华与贫困交错出现，促使我们做一些能带来改变的社区工作。

当你不试图逃避或者不能逃避的时候，你往往能够看到希望和生机。这一点，是在底特律宣布破产之后，我回想起自己在这两个地方的两种经历才意识到的。

其实很多在美国大城市居住过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好区与坏区，往往就隔着一条马路。并且他们常常是共存在很小的空间里的。你如果沿着一条主要的马路走，一会儿到了一个“好区”、一会儿又到了一个“坏区”、再一会儿又到了个“好区”。这也是一种建立在种族和阶级基础上的隔离，不过，只要它们的距离还很小，这样的隔离还有希望被解决。在共存中寻找平衡、探索改变，是自古以来各种多民族、多元宗教聚居区的生存之道。

而进入现代，科技发展给了我们更多的手段去制造更大规模、更深层的隔离。有的国家在边境上筑高科技的“长城”；无人飞机把战争的残酷与和平之间的距离又进一步拉大了；汽车使得我们可以迅速地绕开“麻烦”、远离“麻烦”。现代监狱更是“隔离”的著名实验场，以至于它自己也成了“隔离”的最大牺牲品之一。（有趣的是，当年被福柯淋漓尽致分析的那个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模式，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在《规戒与惩罚》中谈到的18世纪的Panopticon，监视塔在这个建筑的中央。而后来发展出来的隔离防范措施最高级别的监狱，则把监视塔设在了监狱的外围一角，与它拉开了距离！）

希望底特律的破产像《红死病面具》里的那只大钟一样，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看底特律的悲剧，不能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的确，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问题，但中国的民族、阶级关系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说我们普通人能吸取一点教训的话，那这个教训就是：以共存为最佳选择。当我们把共存当作目标、而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把“他者”弄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去就万事大吉了，隔离只能换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更难解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