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晖明】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从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人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征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始终能够抓住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找准应对举措，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制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作方针，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因此可以说，以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展开研究工作，就是要重视加强对于实践所面临问题（难点、盲点和痛点）的研究，解剖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准解决问题的理论突破和解决方案。

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党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和制定科学的工作路线的领导力。在强调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对于理论研究的特别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当下我们正在开展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坚持以“问题导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已经得出的结论，套用于解释今天正在展开的经济建设工作。我把这样的研究方式称之为“概念导向”。

因此，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存在着“问题导向”和“概念导向”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

正是这样不同的研究风格或者说工作方式，对于我们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开展的实践进程的认识评价、所得到的见解和对于未来走向的分析结论判断必然会形成分歧和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加以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赋能实践成功前行

先说第一个问题：“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赋能实践成功前行。回顾我们党的100年的实践，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在理论指导能力上坚持以问题导向，由此促成对中国命运之根本和革命的主要对象的准确认识，使得我们党一路前行，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

以问题为导向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总是以问题为导向给自身提出不断创新的要求，开展对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演进所蕴含的规律的科学揭示，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解释能力和对于发展的预见和驾驭能力。

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兴趣和终身为之投入的经济理论研究事业来加以佐证，加深理解“问题导向”对于理论工作者取得研究成就（绩）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马克思本来所选择的学术研究的兴趣是哲学，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莱茵报当编辑，后来也主持莱茵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两年多的报社工作期间，因为恩格斯已经是莱茵报的专栏作家，给该报撰写递送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差不多在此期间马克思也碰到“林木盗窃案”的争议并为此写了评论。

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资料图

这几个事件形成比较强烈的对马克思的思想性冲击，也刺激促动了它的研究兴趣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并与恩格斯结下“知己”之谊。

此后不久的1844年，马克思就写了“经济哲学手稿”这篇经典文献，开启了他对经济问题研究的转向。《手稿》也被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起点”。

可见，“问题导向”对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理论的吸引力，在他后来以自己毕生精力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始终秉持这样的研究风格，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于解剖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的理论研究风格和理论特质同样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的活力、生命力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

回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建党初期的党内领导集体中的多位成员，对于中国革命如何推进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议论。

只有毛泽东同志始终秉持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解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及时准确回答了实践进程所碰到的问题，找到克服困难的路径。可以说，毛泽东是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多部作品来加以印证。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这篇文章，很明了地看到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特征。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和特点的深刻剖析，形成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的系统见解。

此后，1927年3月，毛泽东花了30多天的时间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对组织农民的重要性，明确了中国革命如何选择走向成功的道路。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对于形成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坚守着这样的研究风格。针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从概念出发做研究发议论）的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样的科学认识在《实践论》（1937年7月）和《矛盾论》（1937年8月）“两论”中更是得到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到了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章，这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后撰写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文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差不多同时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一起，系统阐明了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

正是基于重视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得出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科学结论。到1945年4、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工作报告和闭幕词，都着重围绕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在中国推进革命，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何夺取全国胜利等等。

到了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所做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说，“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罗列以上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不断取得理论的创新成果，带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最具代表性著作就是《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这两篇著作对于如何组织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更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我们从以上叙述可以加深理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以“问题导向”对于理论创新能力和活力来源的特别重要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要继续秉持这样的理论研究风格和理论特质，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以“概念导向”的理论研究方式，勇于面对困难和问题，在回答如何解决问题中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的发展。问题导向为理论创新赋能，使之保有旺盛的有生命力。

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中是否存在“概念导向”的困扰

充分认识理解和自觉掌握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做好理论研究创新工作，深入总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总结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依据这样的认识，对照当下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现状，我想结合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分析和逻辑论证方式，提请各位一起来讨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中是否存在“概念导向”的困扰？这也是我今天发言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研究一些报章杂志或者微信平台上的不同文章来体会和感知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针对同一个理论命题由于彼此不同的提出问题的叙述方式、论证路径和研究表述手法，以至于得出不同的分析评判，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理论研究结论；进而也存在对于研究所需要吸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后续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取向和政策依据产生莫大的分歧，由此也不能不说会带来对于继续前行的工作方向和具体举措的差异。在这里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指出这样的理论“分歧”，与鼓励理论研究允许“争鸣”并不矛盾。

对此加以具体分析，恰恰是为了促进理论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实际上，所谓“导向”反映了研究工作选择的研究起点，不同的“导向”反映了研究工作有不同的“入口”，由此决定了两种不同研究阐发理论的逻辑路径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见识，并且面对同样的“事实”会得出不同的判断结论。

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导向，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论：是从本本出发、教导主义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概念、模式和结论去尺度现实；还是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去解剖分析现实，从现实生成的原委去展开讨论进行剖析，得出见解认识。说到底，根本性的差异在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我在这里做一些对于同一个具体理论研究专题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论证逻辑差异的案例。

如何理解马恩两位导师在《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结论？进而如何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很显然，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接相关。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明确的阐述和特别重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还记得在2018年一度出现的对于我们经济生活中“非公经济”的存在应该如何对待、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发展政策（营商环境）？有人说要它们“离场”，有人主张必须加以限制，甚至说要发动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造”。以至于出现对“两个毫不动摇”工作方针出现怀疑的思想混乱，影响经济生活正常秩序。

同年的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公经济”的存在，必须将它们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联系现实经济生活中这样的经济成分和经济组织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实际进程来加以深入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套用革命导师在100多年前所提出的有关论述简单地加以“尺度”和做出“对策”，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河北滦南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促进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再比如说，如何理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新的概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发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样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这样的新概括表现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内容和动态运行功能关系的有机统一，较之既往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对动态经济运行特征的综合表达。围绕如何界定和表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界也是有十分激烈的争论。

甚至有文章说这样的概括表述是违宪的，持这种主张的学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包含的“市场经济体制”看作是在资本经济特有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不能加以采用。

显然，这里的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将之看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有的东西了，这样的理论见解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本本上的论断。固守这样的理论见解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

其实，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机制，是与商品经济形式相关的资源配置机制和配置方式，它是与商品经济属性相关联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机制命题，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发挥作用。

再比如，承认经济运行的商品经济属性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必然会进一步面临“如何处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样的理论命题。

正是从改革推进深化进程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创新突破启发，使我们认识到，“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我们也已经明确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口”，这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来的。

对此，理论界同样有很多争论，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具体提出了根据国民经济活动的产业特性，即“商业性”和“公益性”“分类”可以灵活选择对于具体企业组织的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配置“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形式，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运营活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理论界还是存在诸多疑虑，担心国有资本在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流失”。

其实，明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和是否在改制中存在国有资本流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者是改制的具体操作规范问题，前者是改革的具体方向和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还有的担忧表现在认为国有资本不能控股，就会影响具体企业对象的“定性”，认为这样的企业就不属于公有制了。

实际上，忽略了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存在、国有资本对于具体企业对象的持股股权比例在经济运行的市场竞争中是一个根据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约束因素加以变动调整的对象。更何况选择一定的股权结构安排，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市场的杠杆力量，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与强调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意义相关，还有一个很具典型性说服力的案例。

对于华为这样的企业，如何论定它的所有制性质，我们理论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它归在“非公经济”行列，因为对于所有制规定性，我们的经济学辞典里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形式，前者表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用，后者在我们的表述上为了回避“私”的说法，变通性地叫做“民营经济”（本来“民营”是相对于“官营”而言，但在我们的经济理论话语中，是指“非公有”、实际上是“个人所有”或者“私有”）。

在我们的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论著中还是将华为归在“民营经济”的行列。然而，华为在通讯领域已经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中国企业代表，我们都以华为为傲。但是，我们又将它归在“民营经济”（非公经济行列），由此就有我们在通讯行业能够跟美国“叫板”的高科技不是国有企业，那我们的国有企业岂不是难以交代。

其实，华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活力和成长能力，恰恰是与它所采用的所有制组织形式有关，华为公司的所有制属性应该界定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合作所有制），它是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于目前使用着的“集体所有制”概念。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已经难以解释回答华为实践创新，需要有新的理论来加以概括界定其所有制属性。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需要打开创新的空间，才能更好地描述概括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新经济现象。

罗列以上几个政治经济学理论讨论中比较突出的话题，正是为了强调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彻底摆脱教条主义以“概念导向”的研究方式对理论创新实践的困扰。

比较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理论研究受不同的“元素”导向带来的研究成果的理论表达（理论表现）和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加深理解以“问题导向”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可能产生的直接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可以为理论创新工作“赋能”。由此，我就转到发言内容的第三部分，坚持“问题导向”学风，开拓理论新境界。

三、坚持“问题导向”学风，开拓理论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围绕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创新，对于坚持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工作作了十分深刻地阐述，总书记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重温总书记在这方面的阐述，坚持以问题导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践行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摆脱以概念导向的教条主义研究方式，要求我们深刻理解“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的精髓所在。

“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需要深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向实践学习，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世界、“读懂”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中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驱动下取得快速发展的“奇迹”，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是否存在“应接不暇”的态势，我觉得这样的态势是客观存在着的。

如此丰富的实践内容，尽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我觉得我们的总结不够，我们的深入不够，要真正“读懂”不仅需要对典型事实做深入解剖，更需要对与这种事实的变化过程相关的经济关系、处在这种变化关系中的“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以至于如何演化生成新的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则有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出有规律性的经济理论，生发出关于新经济现象的新概念（或者是关于既有概念的重新定义），累积建构新的经济理论。

不难理解，创新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作风，才能更好地滋润我们的学习精神，激发我们回应实践挑战的研究热情和思想创造的行动活力。基于对问题的研究，所作的理论研究工作才可能有实际内容、有现实的可对应性。

正是在深入生活中发现问题，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自然也能够滋润我们的学习进取精神，从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挖掘理论元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实，更好地汲取历史文化传统精华，更好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理论研究赋予“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和能力。

诚然，坚持“问题导向”考验我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坚持以“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有赖于拥有科学敏锐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准确把握可能隐含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真问题”、犀利明快地提出“问题”（设定研究命题）的能力。

我记得姚洋教授在论坛第一届会议的演讲中特别讨论了这个命题，他说中国学者要有自己能设定命题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总是在既有的问题和命题之中打转转，看上去很热闹，总是停留在似乎有新意的对表面现象的新描述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

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自然会进一步提出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不断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对此的回应必然归结为是否掌握开展研究工作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吸收改造的基础上，摒弃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存在，提炼概括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一对基本矛盾范畴，作为研究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方法论，成为“解剖”人类社会存在的“钥匙”，马克思也将之比作是外科医生用的“手术刀”。

今天摆在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活用这一方法论，一方面需要对这一组基本范畴自身的内容和功能特点放在新技术革命、新生产要素组合、新分工范围和新生产组织形式环境下使这样的方法论解剖“工具”能力得以刷新，也就是方法论自身的创新问题。

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这里所要强调的观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需要方法论创新先行。

另一方面，我们日常在研究工作中经常会碰到的、对于方法论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具体应用上存在的“诉求指向”的差别和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这就是，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数学辅助理论分析进行“建模”（数理经济学），或者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经济理论分析加以实证分析验证（计量经济学）。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工具和数理分析工具两者不在同一个逻辑诉求层次上，前者是用于揭示经济社会演进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工具，后者则是基于经济社会现象客观上具有连续性特点，借助统计和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

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彼此互相对立或者互为偏废的存在。换句话说，基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问题本质的深刻理解，加上运用数理分析的缜密计算论证辅佐，这样的数理统计分析也是以事实存在的统计记录为基础的，两者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的“问题研究”做得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说服力。

特别是通过运用统计计量实证分析，有助于经济管理的调控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举措的“量化”设计能力，以更好地发挥经济理论分析对实际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回到我们所强调的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促进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上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弥补加强，以促进工具能力的提高。

对比检讨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追求采用数学统计分析工具，为了追求数理表达的“完美”，只能是选取经济关系中的显性的变量关系，把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加以抽象（或者说不得不引入苛刻的“条件假定”），从而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容易走向偏误和误导。

这也衬托出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工具手段的重要性意义所在，活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础性理论方法，有助于使我们增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研究能力，进而更好地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研究。

总结我发言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就是，以“问题导向”可以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践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研究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作风，摒弃教条主义的以概念导向的研究陋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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